穆濤 《美文》雜志常務副主編，西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陜西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散文專委會委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著作有《俯仰由他》《看左手》《先前的風氣》《明日在往事中》等并入選“2014年中國好書”。曾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第十九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等。

舊文獻里的種子，以及優(yōu)質(zhì)土壤（節(jié)選）

穆濤

《詩經(jīng)》里的風聲

《詩經(jīng)》位在“五經(jīng)”之首，這是司馬遷的排序，《詩經(jīng)》《尚書》《禮記》《易經(jīng)》《春秋》。一本詩集能夠承受如此之重，在于孔子編選《詩經(jīng)》的眼光和出發(fā)點，既存文心，但更多的是史家態(tài)度。《詩經(jīng)》的要義在世道人心，在醒時醒世。“以言時政之得失”“以知其國之興衰”。采詩制度是自周成王開始的文化政策，是當時的一項重要國策。采集民間創(chuàng)作的詩歌，旨在民意調(diào)查，“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因為《詩經(jīng)》中有“國風”，后世改“采詩”為“采風”。今天也講采風，著力點不再是民意和民情的采擷。

南宋時的學人楊甲繪有一幅《十五國風之地理圖》，這張地圖融地理、文學以及文化于一爐，開啟了“文化地理學”的先河。十五國風的區(qū)域，在地圖中是一目了然的，基本覆蓋了當時的國家文化大體，沿黃河流域，自甘肅、陜西、山西、河南、河北，至山東。長江流域在孔子時代是文化僻壤，“楚吳諸國無詩”。十五國風存詩一百六十篇，“周南”“召南”“豳風”，是西周時期的詩作，止于周幽王，其余的十二國風，均為周平王東遷洛陽之后，屬東周，具體說是春秋時期。

“周南”詩十一篇，“召南”詩十四篇，排序在“國風”之首，不稱國名，而以周公旦召公奭冠之，是對周召二公執(zhí)政力的敬仰，“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絜，故獨取其詩”。南，意為教化之地。“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教化之地”。“文王之化，被于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

“豳風”七篇，排在“國風”最后，唱著壓場的大戲。豳國在陜西的旬邑、彬縣一帶，是周人的發(fā)祥地，是周代立國的本源。這樣的編輯次序，是孔子的特別用心。“豳風”中的七首詩，有六首與周公直接相關，《鴟鸮》是周公所作，《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寫周公當年平復東部叛亂的功績，以及東部人民對周公的敬仰。周公姬旦先被封周地，后再封魯國，史稱魯國公。周武王去世之后，殷商舊貴族發(fā)動叛亂，東部一些諸侯國群起響應。周公坐鎮(zhèn)魯國，力克叛亂。周公是孔子心目中最高大上的人物，“豳風”中的《七月》，雖與周公無具體聯(lián)系，但是寫周氏部族祖脈生活方式的。這樣的排序，且以“豳風”為題，既表達對周公的敬愛，也是強調(diào)魯國是周人發(fā)源地的直接傳承者。孔子是魯國人，他用這樣的方式，把周與魯密切地聯(lián)系在一起。

邶風、鄘風、衛(wèi)風三十九篇，邶國、鄘國、衛(wèi)國，是殷商舊地，在河南安陽、新鄉(xiāng)一線。在周公攝政時，由于發(fā)生“三監(jiān)之亂”，遷邶鄘的國民至洛邑（洛陽），其封地合于衛(wèi)。孔子編選《詩經(jīng)》時，這兩個諸侯國早已經(jīng)不存在了。清代學問家顧炎武先生認為，此為漢儒重新整理《詩經(jīng)》時有意為之。“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誤。”秦朝“焚書”，在全國范圍內(nèi)搞“書禁”，重點禁毀《詩經(jīng)》和《尚書》，這兩本書在民間幾乎是絕跡了的。漢代立國后，不是口頭上講繼承傳統(tǒng)文化，而是具體去做，依靠文化老人的記憶才得以復原。仍以邶鄘舊國之名冠之，意圖是拓延歷史的滄桑空間。

“王風”十篇，采于東都洛陽一帶。“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其采于東都者，則系之王”。

“鄭風”二十一篇，“齊風”十篇。鄭國最初封于陜西的鳳翔，后東遷華縣，周平王東都洛邑之后再遷至河南的新鄭一帶。“齊風”在山東北部與河北西南，東連海，北界燕，西接趙。“鄭風”“齊風”多錄男女之情事，后人詬病“不當錄于圣人之經(jīng)”“鄭音好濫淫志，齊音敖辟喬（矯）志”，被顧炎武譏為“不得詩人之趣”。

“魏風”八篇，魏國都邑原在山西夏縣，后遷至河南開封。“唐風”十二篇，錄自唐堯舊都臨汾一帶。“秦風”十篇，源自甘肅天水，沿諸渭河流域。“陳風”十篇，陳國轄域在河南周口左右，舊都淮陽。“曹風”四篇，曹國在山東西南，菏澤，曹縣范圍。

“周南”“召南”“豳風”，是《詩經(jīng)》里的“正經(jīng)”，是西周之詩。東周之后，“王者之跡熄而詩亡”，王室弱，諸侯興，詩亡而史著，“詩亡然后《春秋》作”，進入這個節(jié)骨眼，不再以詩“言時政”“知興衰”，史書寫作開始興起，這一時期，諸侯國開始通行著國史，多以“春秋”做史書名稱，“吾見百國春秋”（墨子）。其中晉國的史書叫《乘》，楚國的史書叫《梼杌》。孔子在魯史《春秋》的基礎上，又兼容一百二十個諸侯國的史料，修撰而成大《春秋》。修撰《春秋》的同時，編輯出《詩經(jīng)》，詩與史就是這么銜接而成的。后世通稱史為“春秋”，而不稱“乘”或“梼杌”，在于《春秋》筆法的大器，以及孔子卓越的歷史判斷眼光。

古代的中國，沒有一部小說或散文能夠呈現(xiàn)如此廣大區(qū)域里人們的精神風貌，只有《詩經(jīng)》做到了，而且是沿黃河流域，循當時國家精神的主線。《詩經(jīng)》是文學作品集成，但內(nèi)核是史心，孔子以史家的出發(fā)點編輯而成這部詩集。冷靜醒世是《詩經(jīng)》的核心內(nèi)存，一個人冷靜清醒地活著，不會做糊涂事。一個時代以清醒為基調(diào)，則是夯實了大時代的基礎。

史和詩，被一雙巨人之手掌握之后

從源頭上講，中國人文化觀念中的“詩意”，是接地氣的，既有社會觀照，也包含著對社會趨勢與民心民向的清醒認識力。孔子刪定《詩經(jīng)》的落腳點和出發(fā)點，在于西周初年的那個“民意調(diào)查”制度。“詩意”不是空穴來風，不是虛無縹緲的所謂“藝術境界”，更不是一輪閑月、兩壺燒酒。孔子對詩的基本判斷，是“不讀詩，無以言”，不讀《詩經(jīng)》，不知道如何深入地表達自己。

我們中國人還有一句老話，“文史不分家”，指的也不是筆法，而是用心和立意。這樣的認知由來已久，但經(jīng)由孔子之后，才成為一脈相續(xù)的傳統(tǒng)。

《尚書》和《詩經(jīng)》，是《春秋》的副產(chǎn)品。孔子在修著《春秋》的同時，編輯了這兩部書。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大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諸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jīng)立”。《春秋公羊傳注疏》中的這個記載，講了孔子著《春秋》的基本經(jīng)過。這一段話，有三個要點：一，孔子以周王室之名修著《春秋》，不是私撰。二，以魯國國史為線索，覆蓋當時一百二十個諸侯國，不是諸侯國地方史，而是“天下史”。三，孔子用九個月時間著成《春秋》。

孔子以周王室之名，在魯國國史的基礎上修撰《春秋》，以魯國十二位君主為線索，起于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計二百四十二年間歷史。《春秋》涵及一百二十個諸侯國的歷史，基本涵蓋了當時的國家大體，因此孟子有言，“《春秋》，天下事也”。

《春秋》以魯國十二位君主為全書的結構大線索，也是有特別用心的。魯國是周公的封邑之地，史書稱周公為“魯周公”。魯國國君均為周公之后，姬姓，是周王室的嫡正血脈。以魯隱公元年為《春秋》紀事的起點，史家有兩種看法，一是孔子掌握的魯國國史資料即是如此。還有一種是推測，魯隱公是魯國第十四任君主，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一國之君，是攝政王。《史記·魯周公世家》對此事是這樣記載的：“四十六年（公元前723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魯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去世時，太子允（魯恒公）年少，魯國大臣公議，由長子息攝政。息雖是長子，卻是庶出，謚號為“隱公”，即含著無國君名分的意思。魯隱公在位十一年，被大臣弒殺而亡。史家據(jù)此推測，孔子以魯隱公元年為《春秋》編年起點，寓意春秋時代之亂的開始。

司馬遷是這樣解讀《春秋》的：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shù)。

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諷刺而已也。

《春秋》是一部撥亂反正之書。

春秋時代，頭小身子大。中央權力衰弱，地方勢力做大做強，綱紀失調(diào)，國將不國。孔子于禮崩樂壞之中，思考重建西周的秩序時代。撥亂反正，是《春秋》的宏旨。

《春秋》著力構建大國之道的規(guī)范和標準。“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一部《春秋》之中，三十六位君主被弒殺，五十二個諸侯國滅亡，其中君不君與臣不臣的癥結在哪里？一個好端端的國家，是怎樣走下坡，直至滅亡的？記寫“衰人衰世”，是《春秋》的特別用力之處。孔子以史家的透徹眼光，警醒后世與后人，并以此成就了“不知來，視諸往”的中國史書寫作原則。

“筆則筆，削則削”，是《春秋》筆法的閃光之處。孔子寫歷史，不粉飾太平，不把歷史當化妝品，不做社會美容師。書寫國家歷史，于頌揚處頌揚，于抨擊處抨擊。

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但孔子不做“意見領袖”，不自我標榜“高人姿態(tài)”，“非獨刺譏而已也”，而是微言彰顯大義，“推三代之德，褒周室”。孔子心心念念的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與西周政治的大國之道，并以之為根本原則。

“五經(jīng)”的排序，司馬遷和班固有區(qū)別。

《史記》是《詩經(jīng)》《尚書》《禮記》《易經(jīng)》《春秋》，《漢書》是《易經(jīng)》《尚書》《詩經(jīng)》《禮記》《春秋》，兩位史學大家，一位在西漢，一位在東漢，既代表個人的學術觀，也昭示著不同朝代的文化認知。“五經(jīng)”是漢代認定的五部經(jīng)典著作，漢代設立的“五經(jīng)博士”代表著當時的國家學術水平。這五部著作，既文法卓越，同時均以史學為根基。《尚書》《春秋》是史學范疇；《詩經(jīng)》是文學，但內(nèi)核是史存與史思；《禮記》是社會原則與行為規(guī)矩的研究著作，基礎也是史學，是對歷史細節(jié)進行梳理，并做出規(guī)范和鑒別；《易經(jīng)》集哲學、天文學、社會學、文學之大成，同樣是在歷史記憶的土壤中長成的蒼勁之樹。中國人講的“文史不分家”，即是源此而出。

經(jīng)由孔子這雙巨手編輯而成的《尚書》和《詩經(jīng)》，把史和詩密切聯(lián)系在了一起。我們中國人講的“史詩”，與西方的認知不同，不是文體的概念，也不在“宏大敘事”那個層面，中國人的“史詩”，也不是“神話”，而是“人話”，是直指世道與人心的冷靜意識與文化情懷。“五經(jīng)”中所包涵的東西，尤其是《尚書》和《詩經(jīng)》，在秦始皇時代是砍頭之書，而在漢代是治國之書。我們今天的文學和歷史學，在這些領域的思考欠缺得太多。承續(xù)中國文化傳統(tǒng)，汲取典籍中的智慧重要，認知典籍之所以成為典籍的方法，包括典籍所置根的歷史土壤，以及人文生態(tài)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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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jié)選自《作家》2022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