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提供了一個文學精品從選題碰撞到策劃實施到編輯出版到宣傳營銷到獲獎再推廣的全過程經典案例。本篇對話，呈現了圖書編輯在選題創意、作家采風、作品創作、文本打磨、宣傳營銷等各環節的實踐和感悟。文學作品如何應和時代強音，如何承繼文化基因，如何感動當下讀者，除了作家自身激發創作熱情之外，還要有編輯的鼓勵催生。

事實上，出版史上有太多因編輯的創意動議而誕生傳世經典的事例。編輯不僅是助產士，而且要成為創意者、設計師。這對編輯的綜合素質和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陳玉成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

《北上》責任編輯之一

責任編輯有《北上》《人民的名義》《流俗地》等

《北上》

徐則臣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

獲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圖書獎

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入選 2018年度“中國好書”

“詩是吾家事”

伍旭升：與大運河相關，與一個民族的歷史相關，與時代關注的主題相關，再加上是名作家，是否憑直覺就能斷定這是一部好作品？你認為評判一部文學作品的選題價值有哪些維度？

陳玉成：是的，對于《北上》的信心，首先來自對徐則臣老師其人其文的信任。“70后”這一代作家繼承了中國文學傳統的審美特質和精神價值，同時因為自己所處的代際，又能很好地跟西方文學潮流進行嫁接。徐則臣的寫作視野開闊，筆力雄健，有一種飽經詩書洗禮和生活磨礪后的從容、自信。早在2006年，他便推出了中篇小說代表作《跑步穿過中關村》，隨后憑借短篇小說集《如果大雪封門》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入選 2016年度“中國好書”，后又憑借《耶路撒冷》入圍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奠定了“70后”作家領軍人物的地位。

在二十多年的創作道路中，“大運河”始終是徐則臣作品序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從小生活在江蘇段運河邊的他，對于運河的各種歷史掌故、地理民俗都不陌生。二十多年來，他一點點地把運河放進了小說里，也因此培養出了對運河的專門興趣，但凡涉及運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聽途說，都會認真地進行收集和揣摩。

《北上》寫于國家深入推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時代大背景之下，但并非一篇主題應試作文。古代文人說“詩是吾家事”，而徐則臣認為：“大運河對我來說是個私事。”因此，從《北上》選題確立到最終出版，我們一直對作品寄予厚望。徐則臣也沒有讓我們失望。他以闊大開展、氣韻沉雄的筆墨，寫下了這部“一條河流和一個民族的秘史”。

評判一部文學作品選題價值的維度有很多，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好作品尤為難得。從一部作品的文本本身出發，文學性、思想性、主題性、創新性都是我們非常看重的評價維度。我們期待的好作品，能夠踏進時代和生活的洪流，去尋找豐沛的源泉，發現火熱的篇章，或在文學上有所突破，或在思想上有所創見。我們期待那種和這個大的時代、大的格局相匹配的，能夠體現我們這個時代的風格、特色、主調的大作品；同時也希望看到文學關注日常，關注蕓蕓眾生，關注普通人的冷暖和個體的精神世界。像徐則臣這樣的作家，我們當然會對他的作品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夠“到世界去”尋找自己的文學坐標，在與世界上最優秀的同代作家的對比中，完成對自己文學寫作的超越。

伍旭升：每年出版的小說有上千部，真正有影響、能獲獎并且市場叫座的并不多。當初你們對本書的市場有什么預期？依據是什么？

陳玉成：《北上》作為徐則臣潛心四年創作推出的長篇小說，我們對它的市場預期還是比較樂觀的。這來自對徐則臣文學作品品質的信心。作為“70后”作家的領軍人物，應該說，徐則臣近年來的創作始終保持著較高的水準，《北上》同樣給我們帶來了相當多的驚喜。寫出一時一地的運河故事不難，跨越百年、從南到北的“虛構”卻不容易。這是一幅《清明上河圖》式的全方位展現大運河文化的恢宏圖卷。作者走出了自己熟悉的當代大都會外鄉人的生活題材，以一條千年長河的興衰命運，寫下了自己對于一段百年國史的深刻洞見。可以說，這部作品為近幾年來較繁榮的運河題材書寫，貢獻了最具溫度與力度的一次創作。

另外的信心，則來自徐則臣以往作品的市場積淀。在《北上》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茅盾文學獎，入選“中國好書”之前，徐則臣已經是榮譽等身。《如果大雪封門》等幾部作品的單本銷量均在10萬冊以上。《北上》問世之后，同樣取得了與自身文學品質相匹配的優異市場反響。迄今為止，本書已經先后加印40次，累計銷量超過55萬冊。

民族與文化的“舊邦新命”

伍旭升：我了解到，這部書稿是“策劃”出來的，經過了反復打磨。你們在腰封上也說，這是作家潛心四年推出的力作。你們是從一開始就跟蹤并參與策劃了嗎？這個過程重點做了哪些工作？

陳玉成：我們有一些意義特別重大的出版工程，在謀劃之初，就會由北京市委宣傳部牽頭，集中各領域的精兵強將，形成以創作者為核心、各環節精誠合作的團隊，一路為精品的創作與出版保駕護航。《北上》的創意就出自2014年某一天，市委宣傳部出版處原處長侯健美女士、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與徐則臣在當代商場附近一家咖啡館的三人“腦力碰撞”。出版社與作者反復討論，達成共識，即這部作品的主旨不是僅僅寫一條河，更是要通過寫一條河的興衰起落，寫我們民族與文化的“舊邦新命”。在腰封的主文案中，我們以“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秘史”作為全書的核心主題。大水湯湯，溯流北上，青春作伴，還我故鄉。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北上》恰恰是由一條千年大河直入這個民族的遙遠歷史，重拾我們的來處與歸路。

基于作者的創作實力與影響力，以及這部作品所涉及的大運河題材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市新聞出版局、北京出版集團一直密切關注這部作品，并對作家的創作與出版工作給予了大力的支持與幫助。《北上》先后獲得“北京市優秀長篇小說創作出版扶持經費”“北京市宣傳文化引導基金”等多種出版資助。在北京市的大力支持下，徐則臣多次深入運河一線體驗生活、采訪調研，與各地運河文化專家進行座談交流，獲得了大量第一手的寫作素材。

在《北上》的創作階段，我們也一直堅持與作者同行共進。我們邀請運河文化專家陳喜波陪同作者一道實地尋訪通州運河；和作者一起閱讀龔自珍的《己亥雜詩》；得知日本畫家安野光雅的《中國的運河》在國內出版，就第一時間找來寄給作者——后來在《北上》的《2014年，小博物館之歌》一節中，我們就看到了安野光雅的名字。

伍旭升：在編輯過程中，與徐則臣的溝通多嗎？你們是否知道徐則臣四年間的寫作經歷，比如對大運河的實地考察、文獻研究等？

陳玉成：溝通還是挺多的，每隔一段時間都會電話聯系或見面。《北上》的選題確定下來之后，作者其實一直沒有落筆。那幾年，徐則臣先后推出了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如果大雪封門》《花街九故事》、長篇小說《王城如海》、兒童文學《青云谷童話》，還有一些散文、評論，這是一個相當高產高質的創作狀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徐則臣讀了六七十部有關歷史和運河的典籍，讀了大量當下中國作家寫運河、寫河流的作品，看了很多相關的繪畫、攝影，還有《長江圖》《蘇州河》等電影。甚至只是《北上》中小波羅坐的船，他就搜集了至少3000張相關圖片，一張一張地翻。可以說，他做了非常扎實的案頭準備工作。

很早之前，徐則臣就開始閱讀、收集與運河有關的研究著作，包括從宋朝至今關于運河的地圖等各種資料，關于運河歷史的著作，當下運河研究的著作，蘇伊士運河、伊利運河和阿姆斯特丹、俄羅斯運河的研究文獻，以及20世紀中國史、世界史的相關資料。

同時，徐則臣沿著近一千八百公里的京杭大運河，將沿途的十幾座城市一座座走完。他一路收集涉及歷史、運河的資料，甚至書中一段有關菜系的描寫，他都會花費相當長時間去研究。比如徐則臣曾經說，運河的流向非常復雜，不是從南往北，也不是從北往南，而是一會兒從南往北，一會兒從北往南，一會兒從東往西，一會兒從西往東。他在寫作中甚至還要計算航行的船速，他說自己數學不好，為此做了很多數學題。因為要寫通過運河北上被鋪在故宮太和殿的金磚，他特意去了蘇州御窯金磚博物館。書中還寫到了汝瓷，因為他有一次去河南撫州時，見到了一位燒汝瓷的老先生——一位大國工匠。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優秀的作家背后付出的艱辛和努力，以及他對筆下文字嚴謹求實的態度。

2018年8月，徐則臣老師將《北上》的最終稿交到了韓敬群老師和我的手中。記得當時他說：“明天是兒子巴頓的生日，今天改完了最后一稿，還是挺開心的。”這句話說得很平靜。作為一名青年編輯，我從事出版工作的時間并不算長，但我越來越能感受到，作家將數年苦心孤詣創作出的作品交到你的手中，這是一種沉甸甸的信任與托付。好的作品是自帶光芒的，編輯的職責應該是以自己的專業能力，包括編校、審美、運營、服務能力，在各個環節都做到精益求精，在作品已有分量的基礎上為它帶來更多的增值，讓作品在編輯工作中收獲更堅實的品質、更優異的口碑。現在來看，我覺得我們整個《北上》編輯團隊還是大致做到了這一點。

伍旭升：我注意到韓敬群總編輯親自做責任編輯，足見社里的高度重視。

陳玉成：韓老師和徐則臣有多年的交情，于徐則臣可以說亦師亦兄亦友。作為《北上》的策劃編輯，韓老師見證了這部作品從創意到出版問世的全過程。剛才提到，《北上》的創意是幾位老師在咖啡館里碰撞出來的。有了寫作《北上》的最初想法后，韓老師陪同作者多次實地走訪運河，拜訪專家學者，翻檢史料典籍，在《北上》項目的整個運作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導師角色。

再舉個例子，作品的題記，作者最初選的是白居易的詩句“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見山”。在韓老師的建議下，改用龔自珍《己亥雜詩》（其八十三）作為題記，以提振全書。“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這首詩既寫了運河最繁盛時期的漕運景象，還蘊含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面對蒼生黎民之苦的博大與悲憫，深刻契合《北上》的寫作內容，底蘊、氣勢與全書非常合拍。這一點跟小說中的謝平遙以及作為作者的徐則臣對民族現狀及未來的思考，也是非常一致的。

在伴隨《北上》寫作走過四年之后，韓老師寫下了這樣一段評語：“本書闊大開展，氣韻沉雄。氣象，格局，‘北上’兩字適足以當之。譬諸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地隔中原勞北望，每依北斗望京華，‘北’是地理之北，也是文脈、精神之北。小說一個重要主題恰是借一條大河寫舊邦新命。兩層意義，兩字見之。”徐則臣說，這是《北上》書名釋義的標準答案。

2023年4月，我們策劃組織“十月作家課堂”文學項目，在首期“張蕾對話徐則臣：一個人與一座城”活動中，韓老師有這樣一段發言，也非常精彩：“如果將徐老師創作《北上》的經歷比作一次航行，從杭州啟航，到通州結束，那么在航程中，作為編輯和出版人，我們始終是同行者、陪伴者。大家共同度過了一段愉快時光，留下了非常值得追懷的記憶。我常會把自己想象成這條船上的一個船員。四年航程，我們在一起。十月文藝與作家是‘同船共渡，同行共進’，我們跟徐老師的關系，正是最好的注解。”

“功夫在詩外”

伍旭升：以考古挖掘出的一封1900年八國聯軍士兵的信件作為引子，有出乎意料的效果。整部作品渲染1901年、2014年兩個時間節點，是想表達什么意喻？

陳玉成：寫大運河，不僅要寫它的歷史，更要寫它的當下。《北上》起自漕運廢止的1901年，結尾在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這對大運河來說，是極有意味的兩個時間節點。辛丑年（1901）七月初二日，清政府下令停止漕運，意味著運河國家層面上的運輸功能到此結束，運河最重要的現實功能就此逐漸喪失，實質性衰落由此開始。2014年6月22日，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成為中國第四十六個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正是借由運河申遺的契機，作者用文化這把鑰匙，開啟了一場“喚醒”大運河的“北上”之旅。

在《北上》中，1901年，謝平遙作為翻譯陪同小波羅沿著京杭大運河一路北上。當他們最終抵達大運河的北端——通州時，小波羅因意外離世。同時，清政府下令停止漕運。一百年后，在大運河申遺成功的2014年前后，中國各界重新展開了關于運河功能與價值的文化討論。當謝平遙的后人謝望和與當年先輩們的后代陰差陽錯重新相聚時，各個運河人之間原來孤立的故事片段，才最終拼接成為完整的敘事長卷。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大運河是中國的一面鏡子，從一百年來大運河的精神圖譜中，可以照見我們這個民族的“舊邦新命”。

伍旭升：能從編輯的職業角度，談談純文學作品的文本編輯與非文學作品的編輯有什么不同嗎？

陳玉成：純文學作品的文本編輯更多地講求文學性，作品情感的感染力、飽滿度，由此進行點染、渲染、生發。非文學作品的文本編輯更注重精確性、準確性。文學是以萬統“一”，如果說規律、現實是“一”，文學及其出版就是用一萬種方式來體現這個“一”。每個作家都會用自己的路徑，去接近、表達、呈現這個“一”。

伍旭升：為編輯好這部作品，是否惡補了些有關大運河的知識？在做編輯審校時，派上用場了嗎？

陳玉成：之前對大運河略有了解，在編輯《北上》前，也針對性地做了一些補課。但我想編輯的人文底蘊不是在編稿時才慢慢積累的，而應該是一種“文學的日常”，所謂“功夫在詩外”。我們在編稿時，經常需要處理大量的文學之外的專業知識、行業術語，內容涉及歷史、社會、宗教、民俗等多種學科。書稿中的每一處硬傷和潛在的差錯，既是在考驗編輯的工作態度，也是在檢驗編輯的知識儲備。這種功底更多是一種學養的積淀。

因此，編輯應該是一個“雜家”，在最廣泛的讀書范圍內博觀約取，以做學問的態度，嚴謹審慎地對待每一處文字和標點。《北上》以大運河作為故事的主角和線索，與歷史、前人產生著精神關聯，內容橫跨歷史與當代、朝野與官民、南北中國與東西世界，格局大開大闔。那么編輯就需要對運河的歷史與現狀，對近代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大勢、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做到了然于胸，對一百年來的各種社會變革有基本的了解和認知，否則就很難和作品中的人物產生共情，更做不到對作者的創作有了解之同情。

伍旭升：在本書文字編輯潤色、章節編排、框架篇幅等方面，下了哪些功夫？

陳玉成：徐則臣是一位對寫作極為嚴謹的作家，在作家身份之外，當時，他還是《人民文學》的副主編（現為《人民文學》主編），是一位資深的文學編輯。當時，《北上》交來的定稿已經很成熟，且經過這位“編輯型作家”嚴縝的編輯處理。但我們并沒有絲毫懈怠，圍繞作品的一些細節仍會反復推敲。林沖的娘子應該稱“林娘子”，還是“林沖娘子”？什么時候該用《石頭記》，什么時候可以用《紅樓夢》？1901年是否能確定《西游記》的作者是吳承恩？什么時候用“義和拳”，什么時候用“義和團”？在本書出版以后，有讀者提出書中的一道淮揚菜寫錯了，平橋豆腐是淮安的，文思豆腐是揚州的。本書加印的時候，我們就進行了更正。

因為出版周期較短，編輯時間緊張，在收到《北上》定稿后，我們便同時推進幾個編次與校次的工作。《北上》的出版，集合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十月》雜志社最精干的編輯團隊，書刊互動，彼此受益，這也是我們近幾年為單本書投入編輯力量最多的一次。韓敬群老師與我做責任編輯之外，北京出版集團原總經理曲仲、原總編輯李清霞也親自審稿把關，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章德寧、胡曉舟，《十月》雜志社的寧小齡、季亞婭等多位編輯老師均參與了審稿，在政治、歷史、文學、民俗等多個方向上為圖書共同把關。同時，我們將書稿分別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歷史學家馬勇與北京物資學院教授、運河專家陳喜波審讀。馬勇先生作為近代史研究大家，評價這部作品是“很有意義的創造”，并對作品在歷史文獻細節上的規范，以及“義和拳”“義和團”“拳民”“教民”等概念的厘清指明了方向。陳喜波先生作為歷史地理學大家侯仁之先生的再傳弟子，深諳運河人文與地理生態，對作品中的運河路線及沿線地名進行了學術上的嚴謹把關。如書中某章寫到沿運河到了徐州府一帶，陳先生便提出：“明后期開泇口運河，運河不再經行徐州。康熙時開皂河，新中河運河從清口一直到微山湖，不再利用黃河漕運。建議路線：清口—宿遷—窯灣—梁王城—臺兒莊。”凡此種種，我們均進行了更正。一如徐則臣在創作中對自己提出的苛刻要求：每一個標點、每一個文字，都要有出處；每一段河道、每一個菜名，都要有考證。“《北上》要從文學意義上經得起推敲，從史學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也要經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實地保留歷史和現實的細節。”

以文學呼應民族“精神史”

伍旭升：你們為本書做過哪些定制性的營銷策劃？有什么創新與亮點？

陳玉成：2018年12月，《北上》正式出版。在圖書問世的當月，我們就策劃了一場“溯流《北上》：從運河的生長地出發”系列活動，陪同徐則臣老師從運河的生長地出發，重走了杭州、無錫、淮安段運河，并開展了一系列宣傳活動。隨后，我們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寧波、廣州、深圳、成都等地舉辦了十余場《北上》的新書分享活動，都反響熱烈。

在線下，我們舉辦了兩場規模較大的研討會。一場是2018年12月18日，由《十月》雜志社、騰訊文化聯合主辦的“十月青年論壇”第九期——“運河作為鏡像：徐則臣《北上》研討會”。文學評論家邵燕君、楊慶祥、李云雷、岳雯、石一楓、文珍、傅逸塵、徐剛、叢治辰、饒翔、行超、李松睿、胡妍妍、李壯、賀嘉鈺、趙依、梁豪等出席會議。一場是2019年2月27日，由北京市委宣傳部、北京作家協會、北京出版集團聯合主辦的“著名作家徐則臣長篇小說《北上》研討會”。文學評論家賀紹俊、汪守德、張志忠、張檸、陳福民、邱華棟、李林榮、劉瓊、張莉、楊慶祥等出席會議。這兩場活動主要是對《北上》的文學成就和藝術特質進行探討，確定本書和作者在文學場域里的新坐標。線上我們邀請徐則臣老師攜《北上》做客今日頭條微訪談，一周時間內話題總閱讀量達157萬，發帖總閱讀量達214萬。隨后舉辦的“運河《北上》，家國流觴——對話魯獎作家徐則臣”線上直播活動，線上觀看人數也達40萬人次。

伍旭升：你們覺得作家本人與讀者交流，什么方式效果最好？活動過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陳玉成：2019年我們組織的活動以線下為主，新冠疫情期間以線上為主。不論是以什么形式與讀者交流，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每一場活動的品質，嘉賓的匹配、場地的選擇、活動的宣發、合作的平臺、技術的支持等，每一個細節的成功都可能催生一場高質量的文學對談。對于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單本作品的營銷，而是整個作者品牌的營銷，讓徐老師和他的作品為更多的讀者了解、熟知、喜愛。

伍旭升：大運河作為中華民族精神文化標識之一，被列入了中央確定的五大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規劃之中。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出版后，怎么更好地呼應時代主題，甚至掀起時代的風潮呢？

陳玉成：京杭大運河途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兩市，貫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近一千八百公里。《北上》出版以來，我們在大運河流經的各個省（市）都舉辦了相關的閱讀推廣活動。《北上》小說里的一些情景元素，也已經在專業的文化公司運作下，轉化成為文創產品。書中的小波羅北上尋親，很喜歡喝中國茶。尋根、運河、煙草、茶葉這些小說中的情景元素，經過開發設計，就變成具有一定現代審美又流淌著歷史韻味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文創產品。其中有小說描寫的“小波羅煙斗”“雪茄”，不過這個“雪茄”不是煙草，而是普洱茶做的“一支雪茄茶”，名為“古樹雪茄普洱生熟茶”。還有北上酒、北上茶、鎮紙文房，以及手作黑糖、玫瑰花醬等“北上”聯名產品，配上徐則臣的書法，把文學通過日常的生活表現了出來。這種文創同樣是閱讀的一種形式，是小說故事向當代生活的滲透與延伸。

一部文學作品對于時代的呼應、民心的回應，一定是和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這個民族的“精神史”緊密相連的。只有扎根腳下這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才能真正寫出有生命力、創造力、感染力的故事，真正生成溫暖人心、打動人心的力量。同時，我們也期待影視、戲劇等對于文學作品的二度創作，文學在與其他藝術門類的融合中，一定會生發出更有意義的文本闡釋。尤其是優秀的現實題材原創作品，具有強大、健旺的生命力，而一個好的作家、一部好的作品往往可以在整個市場產業鏈上做出具有規模性的效益。相較于網絡文學創作的快節奏，純文學的創作過程往往更加艱辛，成果取得來之不易。而影視作為當今資本流量最為集中的藝術門類，對于優秀的文學作品的改編，往往能給原著帶來更多的社會關注，對于作家的創作也是一種表彰、肯定與激發。

（采訪者：伍旭升，中國出版集團原編委辦主任，曾任《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社長、總編輯；受訪者：陳玉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北上》責任編輯之一，責任編輯有《北上》《人民的名義》《流俗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