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書屋》雜志創刊30周年（1995—2025），同時也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1925—2025）。這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兩件事兒，卻因為一位書友先后發來的三條訊息，十分奇妙地發生了關聯。

書友來訊“打撈”一段文字因緣

拙著《故宮與名人》一書自去年出版之后，一直有書友關注并時不時予以點評；此書書名副標題本即是“百年前的人，百年前的事”，今年又適逢故宮建院百年，于是乎，書友們對此書的關注度，又進一步有所提高。其中，有一位書友讀得非常仔細，來訊稱讀到書中“胡適：三個故宮曾步入”一章，感到特別親切，仿佛似曾相識，應當在哪本雜志里讀到過。過了幾天，又來訊稱終于“發現”書中這一章節的主體內容，曾在《書屋》雜志上發表過。

我當時感到十分納悶，因為實在記不起曾在《書屋》雜志上發表過此文，加之手頭正在忙活別的事情，一時也就沒有確切答復這位書友，只是發過去一組三個拱手的“表情”，常規性地表示“感謝您的關注”。不久，竟又收到這位書友來訊，他十分激動地告知，說我多年前寫的那篇《胡適與三個“故宮”》，剛剛又被收入了“《書屋》雜志創刊30周年紀念文叢”的叢書之中。

這條來訊，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個人訂閱了《書屋》雜志公眾號，也知悉雜志社新近確實出版了“紀念文叢”，但并沒有想到這套叢書還會收入我的文章。于是乎，又打開公眾號，仔細瀏覽了一番叢書目錄。不難發現，這一套四本的“文叢”中名家薈萃、佳作云集，可謂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接。拙稿何德何能，竟可與這些名家名篇同列，這實在令人感到有些意外。不過，其中《如彼逝川三十年》一書目錄的倒數第二篇文章，確實是赫然列出了《胡適與三個“故宮”》的篇名。看來，拙稿此番的確有幸入選這套大部頭“文叢”，忝列于諸多名家名篇之中了。

據介紹，《如彼逝川三十年》一書的編選主題，乃是“精選《書屋》三十年來被《新華文摘》轉載的文章，集中展現雜志的思想深度、學術價值與文學品質”。原來，正是如此這般的編選主題，成為了拙稿得以入選的原由。接下來，我打開《新華文摘》官網，很快便查到一條記錄：2018年第22期《新華文摘》，轉載了同年9月《書屋》雜志刊發的《胡適與三個“故宮”》一文。一切都能對得上，確實是有這么一回事兒！

重涉那段“靜止的歷史”

看來，個人記憶有時確實靠不住。我又登錄“知網”，想借此“打撈”塵封記憶里的諸多因緣際會，也想一鼓作氣梳理清楚，這些年來自己在《書屋》究竟寫下了些什么。同時，我更想探尋這本創刊整整30年的老牌讀書人雜志，于我而言是否還有更確鑿可靠的數據，對這“如彼逝川三十年”可予怎樣一番更為“個性化”的呈現。

我立刻打開“知網”，終于一探究竟。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自2014年至今的十年間，拙稿竟有34篇發表于《書屋》雜志。從個人在各大期刊的發文總量來看，《書屋》位居第一（名列第二的《尋根》雜志發表了26篇）。統計分列出來的這34篇文章，依其發表時序約略概覽一遍篇名之后，很多個人記憶倏忽間就“復活”了。那些年終日伏案寫作、考證文史，不斷構思成文、投呈《書屋》的情景，如同一部老電影的膠片被重新放映一般，轉瞬間就在腦海中投影演示了一遍又一遍。

顯然，我在《書屋》里鼓搗了不少東西，其中不乏一些于個人文史寫作生涯中的重要篇章。諸如《胡適與三個“故宮”》這樣先是在《書屋》上發表，后來又增修收入書稿出版的文章，數量是相當可觀的。粗略統計了一下，發表于《書屋》的文章中，約有三分之一后來在文本內容上都相繼有不同程度的增訂，分別收入到多部個人書稿之中，陸續成書并付諸出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個人在文史研究與寫作領域，長期關注并致力于近現代人物方面的一些專題，因此所撰相關文稿一旦為《書屋》所采用，大多刊發于“人物春秋”及相關欄目中。這些陸續發表的文稿，日積月累、經年成帙，迭經整理，終付出版。前年由團結出版社推出的“民國人物”系列叢書一套四本，即是我個人在這方面研究與寫作的一個階段性結集。顯然，這部叢書中有一些篇章思路與內容，就“脫胎”于那些當年曾發表于《書屋》的單篇文稿。

又因《書屋》長期開設有“前言后語”欄目，也即專門刊發新書序跋、前言后記之類文本的欄目，遂將這部叢書一套四本各自四篇前言，第一時間全部投呈給了《書屋》。編輯同仁最終選定《重涉那一段“靜止的歷史”——〈民國名士剪影〉前言》，刊發在了2023年11月的當期雜志上。這篇新書前言，是我在《書屋》上發表的第34篇文章，也即截至目前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至此，我與《書屋》的十年文字因緣與交道，似乎也隨著這篇新書前言的發表，有了某種頗富“里程碑”式的紀念意味之表達。

誠如前文所述，為彌補個人記憶的疏失，筆者當即借助“知網”，將十年來與《書屋》相關的過往經歷，通過現代科技手段盡可能予以“打撈”。而憑借這一番確鑿充分的數據搜采、整理與統計，我不僅大致勾勒出個人記憶中已趨于“靜止的歷史”，更“復活”了不少堪稱“歷史細節”的記憶場景。然而，如此便能“一網打盡”，一切皆可憑數據解釋與演繹了嗎？

記憶復現文字之交的溫度

如果真能“一網打盡”，那“歷史”盡可以“靜止”，盡可以用數據去統計與分析，用數據去概括與總結，又何需“重涉”，何必再去感受那數據之外的個人體驗與切身感受？

顯然，“歷史”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無法確鑿統計與精密分析的，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無法全然概括與充分總結的，一如我個人與《書屋》的因緣與交道，本即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投呈稿件與發表文章的相關數據之外的，實則還有相當一部分是“溢出”了網絡數據，無法用網絡工具來予以搜采、呈現及“還原”的。因此，有時還不得不重新倚仗親歷者的“個人記憶”，因為那只存于親歷者腦海中的極具“個性化”的歷史呈現，尚無法由數據統計分析與概括總結來全然“兌現”。

依稀還記得，剛考上大學那會兒，在校內閱覽室與校外書報亭中，都能看到那深藍底色封面的《書屋》雜志。當時，喜讀哲學與史學類的書籍，偶爾也翻閱這么一本頗具文藝范兒與文化氣息的雜志，權作放松神經、舒緩身心的調劑。然而，不知不覺、悄沒聲息的，這本雜志就成了“枕邊書”之一，時不時要翻上幾頁，有時還要拿出來讀上幾行，跟室友為之評述或調侃幾句。

大學畢業后，留校工作，當時辦公室工作人員有一個非常好的“待遇”，即每人每年可公費訂閱兩種雜志，我當時勾選的即是《書屋》與《讀書》。這個時候，《書屋》仍然只是工作閑暇時的讀物之一，我也還只是這本刊物的讀者諸君之一。

轉眼間跨入21世紀，日新月異的電子網絡時代來臨，當時每天更新個人博客、輾轉于各大網絡社區的我，偶然間登錄了《書屋》雜志社的網站。如今只模糊地記得，主頁上好像有一只蜻蜓立于荷尖上的圖像。這圖像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隨之翻檢瀏覽了一番。在網頁上查到電子郵箱之后，抱著不妨試一試的態度，隨即給雜志社投去了幾篇稿件。

2014年新年伊始，終于在《書屋》上“首發”了一篇個人稿件。隨后，編輯部的復信與來信，也日益頻繁起來。有時，來信只有一句話，卻頗能令人感到欣快與慰藉，諸如“這篇寫得不錯，擬留用，勿他投”，“兩篇都寫得不錯，但只可刊用一篇，您選哪一篇”云云。有時，來信也有明確的修改意見，卻也頗令人感到尊重與懇切，諸如“這篇本不錯，但篇幅過巨，本刊只能選用其中部分內容，可否，還望示知”，“通篇俱佳，只是后半部分內容似更有文獻價值，擬選用這一部分內容，可否”云云。如今微信普及，與刊物相關的稿件溝通與交流，自然也變得更為便捷充分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