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城市生活與城市文化表達——上海·深圳城際文學對話”活動現場

城市承載著萬千煙火與發展期許，不僅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活動的中心，也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重要標尺。今年7月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標，從“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六個維度擘畫了城市發展的新藍圖。此次會議標志著我國的城市發展理念正在從追求規模、速度和外在形象的“外延式擴張”，轉向關注質量、效益和內在品質的“內涵式發展”，為新時代城市高質量發展錨定了方向、明晰了路徑。因此，“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明城市，需要什么樣的城市文學”成為時代賦予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重要命題。

12月17日，由文藝報社、深圳市文聯主辦，深圳市公共文化藝術創作中心（深圳畫院）承辦的“現代城市生活與城市文化表達——上海·深圳城際文學對話”在深圳福田區圖書館舉行。上海市作協副主席、《萌芽》雜志社社長薛舒，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李偉長，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項靜，深圳市作協駐會副主席兼秘書長秦錦屏，深圳市作協副主席蔡東，深圳市評協副主席汪洋6位專家學者參與對話，深入探討城市與文學的互動關系。

城市書寫的空間與時間

伴隨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深化，越來越多的人從鄉村流向城市，今天的城市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遠方，而是無數人安身立命的“此地”與“此刻”。空間與時間的維度是作家書寫城市、評論家評析城市文學、理論家建構相關概念的切入點。此次文學對話的第一個話題圍繞“城市書寫的空間與時間”展開。

薛舒分享了自己童年時期的文學啟蒙。她從家鄉上海川沙江鎮的“赤腳醫生”王桂珍1974年代表中國出席在日內瓦召開的第27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事跡，和以其為原型創作的由謝晉執導的電影《春苗》中真切體悟到文學虛構與現實真實的深層關聯。“一部極具時代性、極具城市地方特色的好作品，哪怕是虛構的，仍然能讓讀者或觀眾從中感受到真實。”她提到，城市并不只有高樓大廈。“當我們在說城市的時候，除了高樓大廈之外，城市的時間切片和空間縱深，也是寫作者有責任書寫與思考的深層內涵。”李偉長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可，他談到，一座好的城市應該要給居住其中的人提供安慰、安撫和歸屬感。“我屬于這里，在這里我是安全的、自由的——如果能給人帶來這種‘情緒價值’，那就是好的城市文化氛圍。”在他看來，深圳作家林棹的《潮汐圖》很契合他想象中的城市文學。這部作品飽含海風氣息與疍民生活圖景，盡顯南方城市特質。李偉長援引了《千里江山圖》作者孫甘露的說法，“一種未經恰當描述的生活，幾乎是不存在的”，認為多數城市仍處于被書寫的過程中，而這正是城市文學的魅力所在。蔡東認為，城市文學的時空感知至關重要，深滬兩城雖特質各異，但在城市文學譜系中都很有特色。中國的許多超大城市面臨著外在景觀城市化充分、內在人口城市化不足的共性問題，這使得城市人群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定生活狀態，如空間感上的封閉性、時間感上的臨時性、漂泊感與不確定性等，這些感受也體現在精神層面。文學可以嘗試呈現這種復雜而多變的狀態、捕捉這些生命經驗，并作出高度凝練的、充分藝術化的表達。“現在的寫作者如果能夠寫出城市的一個側面、一種狀態，就已經是很難得的事情了。”她談到，好的城市文學的書寫與研究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永遠不會過時，她也期待未來的城市文學中能出現有穿透力和標志性的代表作品。

城市的空間豐富而駁雜，難以窺見全貌，也會隨著時間的不斷推演而出現新的變化。對一座城市產生體驗式的認知需要細心、耐心和共情能力。在項靜看來，可以通過內部和外部兩種視角建構關于城市的整體文學印象。比如，“在地者”對于上海的印象，恰如《繁花》作者金宇澄所說的那樣，上海是深不可測的一座原始森林，人們站在迷霧中，哪怕一生都在上海度過，也只能在有限范圍里看清一點附近的輪廓。而“旅行者”的視角，往往能跳出局限，看到一座城市的整體格局，以更廣闊的視野認知城市，甚至延伸至全世界。秦錦屏談到，時間與空間指向的是城市文學表達的深度與溫度。談及深圳的城市精神，她表示，城市不僅是地理存在，更是重要的精神載體，容納了豐富的個人情感和文化特質。作家需要一雙妙手和一對發現生活的慧眼，才能從歷史的長河中打撈出值得書寫和呈現的細節。“無論時間如何延長、空間如何拓展，人們對于文化與文明的向往永遠不會衰亡。”汪洋從初次來到深圳的感受談起，分享了現代城市生活的具身經驗。他認為，現代城市是景觀鮮明、分工精密、充滿生活豐富性的舞臺。城市的時間與空間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深而出現了新的變化，他談到了紀錄片《美國：我們的故事》，其中《城市》一集聚焦城市化進程中的關鍵轉折以及工業化如何重塑城市面貌和社會結構。他認為，深圳和上海本質上都是現代立體城市，逐漸碎片化的時間感和向上拓展的立體空間，已讓社會學意義上的“附近”概念逐漸消解。當下，如何在生產型、功能型的城市中重構時空，重新確立我們與“附近”的連接，是作家需要回答的難題。

城市文學的求同與存異

伴隨現代化與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城市之間的差異正在逐漸縮小，人們的生活狀態日益趨同。未來的城市文學創作，是否也會隨之走向同質化，將成為待解的問題。此次文學對話的第二個話題圍繞“城市文學未來的發展是求同還是存異”展開。

薛舒結合自身成長經歷，談到了上海城市內部的身份認同與情感表達。回憶起幼時的觀影經歷，她從《追捕》《孤星血淚》等譯制片里的愛情橋段中，引申出城市文學里書寫情感關系的重要性。“當我們被電影和文學作品中的情感故事吸引時，總是能讓那種‘懸在半空中’的心理感受逐漸淡去。當下的文學作品太吝嗇講‘愛’了，總是講‘不愛’。‘愛’的傳統應該在城市文學中恢復。”她認為，“愛”的情感聯結或能消解城市居民的漂泊感與不確定感，構筑穩定的精神內核。“未來的城市文學需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讓人的情感被再次喚醒。一座城市越年輕，情感表達越強，城市文學就會越有魅力。”李偉長談到，城市文學的魅力源于人的活力。他以深圳作家鐘二毛的經歷為例，提出未來城市文學的核心應該是書寫具體的人。人們更在意的是如何與生活、城市、社會、時代建立更加緊密的、更有歸屬感的、更加確定的聯系，因為“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此外，他還特別談到，城市文學不必與鄉土文學對立起來，理論評論不應拘泥于對文學作品進行劃分與歸類，兩者雖然存在明顯差異，但殊途同歸，城鄉文學共同體內部的精神共性更值得關注。項靜強調了“人的重要性”，認為許多經典文學作品雖然沒有聚焦于某座城市，但讀者依然能從中感受到城市打在一個人精神上的烙印。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任何城市文學都是“存異”的。19世紀50至70年代，世界城市文學在紐約、巴黎、倫敦等城市勃興，同一時間段內，上海開埠后成為具有文學性的現代都市。可以說，中國城市文學的發展繁榮與世界同頻，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城市精神”，它能跨越階層、地域和空間對人的限制，為今天的城市文學賦予豐富主題。因此，未來的城市文學需要以“做加法”的方式吸納多元書寫，呈現不同城市的獨特之處。同時，城市文學也有“求同”的精神內核，應積極回應人類共通的生存命題。“文學也是哲學。我們如何回應生存法則，怎樣讓自己活得有意義、有價值，都是城市文學要回答的問題。”

蔡東談到，城市文學的創作不會趨同，每位作家面對城市都有獨特的書寫方式。上海的城市書寫因積淀深厚而頗具神韻，不僅能體現出上海的時代背景和地域特點，也展現了作家個體對城市的想象和創造。她從深圳作家吳君近年來的創作中觀察到，深圳的城市書寫相較其他城市來說，顯得非常鮮活，更具生活質感。這些關于當下生活的書寫，都在重新結構和定義中國當代城市文學。汪洋談到，當下的城市文學與藝術正在重新記錄和建構我們的公共生活，很多年輕人在情感教育上的缺失恰恰需要文學和藝術來彌補。他以長篇小說《同樂街》、電影《蘇州河》等反映深滬兩地生活的文藝作品為例進行分析，期待深圳能產出更多彰顯城市影響力的文藝作品。“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腔調，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表達。”秦錦屏認為，未來的城市文學創作應該是求大同、存小異。不同的創作者以獨特方式書寫城市，講述故事里的中國和中國的故事，最終都會指向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城市在生長，文學在回響。當海派文化的溫潤底蘊與嶺南文化的青春鮮活在對話中交融，6位嘉賓圍繞“時空書寫”與“求同存異”的思辨，是回應“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時代命題的生動探索，不僅為新時代城市文學創作提供了多元路徑，也為文明城市建設注入了持久的文學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