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根兒文友小聚，一位將要退休的朋友悄悄問我，您退休前后，有心理不適嗎？我說，一秒鐘都沒有。她張大嘴巴，表示驚訝。

實際上，也有過一兩次“不適”，但不是心理上，乃慣性也。

辦訖退休手續(xù)，徹底回家的次日早晨五時許，我急忙起床穿衣。老戴笑著說，而今而后，閣下可以睡到自然醒嘍！我“不適”地搖頭一笑，又躺回床上，一下子放松下來，前所未有地輕松。

還有一種“不適”，手機突然啞了，除了女兒的電話，似乎“斷親”“斷友”了。偶爾聽見手機鈴聲，明知不是自己的，卻條件反射地抓起手機看看，啥也沒有。那是騙子打給老戴的。

我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得踏踏實實坐到書桌前。

早晨，真的睡到自然醒。起床，和老戴一起洗菜，煲湯，吃飯。然后，聽老戴蹲在廚房讀書。她用三年時間，把《古文觀止》里的222篇文章，從頭讀了一遍，有的篇目讀過N遍，現(xiàn)在已經(jīng)開始“復讀”。間或，也聽她念《新華成語詞典》里的成語。老戴有時問，某某某某成語，啥意思？我呵呵一笑，老戴便把意思念給我。她不是考我，她是在表示，自己又學到了一個“高難度”的成語。

上午十時許，我坐到書桌前。很慶幸自己從職業(yè)記者、業(yè)余作家，熬成了一名“專業(yè)坐家”。老戴會稍晚一會兒，她說，我先干點兒“俗事”（打掃房間，或晾曬被褥，或開洗衣機等，抑或兼而有之），然后寫寫字。我開始寫文章，或讀書。我的書桌很雜亂，雜亂有章。每次出差，都要叮囑老戴，不要動我書桌上的書和紙條。老戴總說，不會的。回來后，書桌井然有條，煥然一新。老戴是處女座，見不得一絲零亂，可是她一整理書桌，我坐在桌前，猶如坐在風中凌亂！

縝密出思路，凌亂生靈感。那天，北京刮起大風，我到一樓酒莊信箱取報紙，隨手用它遮擋“風頭如刀面如割”的凜冽寒風。路過洗衣店時，女老板推開門問，這么大的風，您還去買報紙？我說女兒給訂的。她被驚到了，說，現(xiàn)在還有人……訂報紙啊？我也被她的話驚到了。我的職業(yè)是記者與編輯，我們所寫的文章，我們所編的報刊，我們所出版的紙質(zhì)書，還有意義嗎？

跟女兒通電話，聊到這個話題。她說，爸爸，我自己訂報，郵遞員不耐煩地說，什么年代了，一個年輕人還要訂報紙，為了你這一份一元錢的報紙，每天都得專程騎摩托跑一趟！所以他非常憤怒；我的同事也覺得我“很奇怪”。要我說實話，報刊不行了，最主要是青少年完全不看。看手機一句話就能解決的問題，誰還看次日見報或多日后見刊的一大嘟嚕文字呢？盡管報刊的深度報道頗有洞察力，文字質(zhì)量也很高，但是年輕讀者已經(jīng)失去了“看”的耐心。

女兒還說，至于紙質(zhì)書，能看電子版的，一搜便得，為什么還要買呢？紙質(zhì)書，價錢貴不說，年輕人如果沒有一處固定住所，購一大堆書，搬家時搬來搬去，是很辛苦的……

我說，那我們出版紙質(zhì)書還有多少意義呢？女兒說，有啊！讀者少，不等于沒人看。文化需求人群是分層級的。對我們家來說——其實對于每個家庭都一樣，打造一個“家庭圖書館”，特別有意義。什么叫富裕？不管物質(zhì)上還是精神上，能夠自由地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包括知識，就是富足，就是富裕。剛來北京的時候，咱們家還是比較窮的，但是從未感到過“拮據(jù)”，因為我從小到大所有的愿望，基本上都能得到滿足。她說，我讀書最多的時候，是初中到高中階段，每天晚上寫完作業(yè)，順手從書架上抽一本書，文學的，哲學的，美學的，中國的，外國的，古典的，現(xiàn)代的，想看什么就有什么，唾手可得。回顧那段歲月，多么美好！

女兒的話，使我想起前不久與一位出版家的微信交流。看到我家“諺云”公眾號剛發(fā)表一篇萬字長文《泰山之力——讀唐筆記之什（中）》，出版家詢問，此類題材文章，夠不夠集成一本書？我說，沒有細數(shù)，十幾萬字應該有吧。他說，我很想出版一本“不是寫給一般人看的書”。我說，感謝，我也一直想寫幾本“不一般的書”。

決非豪言，我說的是心里話。因為，我每次走進書店，徜徉于書海，這邊翻翻，那邊看看，花花綠綠，琳瑯滿目，有價值的書固然有之，但極少；大多數(shù)的書，將來的歸宿是化為紙漿。作家應當有恥感與敬畏，有所為有所不為，要有盡力避免作品紙漿化的自省意識。

因而，我總想寫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如果作品不能給人以思想，至少要給人以知識，最不濟也要給人一個觀察社會人生的獨特視角。二十年前，我寫《母親詞典》，就是想開掘中國文化史與文學史上的“第一次諺語研究筆記體寫作”。近日，隨筆集《諺云》——我們一家三口的“微觀史學”出版，《十月》雜志一位副主編在文友雅集時講，這本書將來是會留一筆的；當年葉圣陶先生的三個孩子——葉至善、葉至美、葉至誠，合出一本“小作文集”《花萼與三葉》（宋云彬、朱自清作序），楊絳先生也寫過一家三口（與先生錢鐘書和女兒錢媛）情感體驗的散文集《我們仨》，但是都不同于《諺云》——這是一部由父親、母親和女兒合著的集子，其他家庭尚未見過。

不過，我女兒卻說，古今中外能寫的家庭太多了；家庭成員的合集，是需要全家人高度配合的，爸爸是“大家長”，梁啟超先生也是，只是他沒有與兒女們一起編著合集。我說，我們家的初衷是齊心協(xié)力辦好“諺云”公眾號，至于后來結集出版《諺云》，并非刻意設計，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每天上午十時許坐到書桌前，是我的慣例，一直坐到午后兩三點鐘。不管寫作，讀書，還是遐想，一天坐不夠四個小時，是出不了活兒的。老戴也坐在書桌旁臨帖，她寫得時間要更長。老戴寫文章從不與我“同臺競技”，而是一個人安靜地坐在臥室的床邊，關起門來“埋頭苦干”。到了下午三點以后，我會躺在床上，劃拉劃拉手機，瀏覽一下朋友圈，看看當日新聞，然后瞇瞪一小會兒。五六點鐘，老戴給我配四個小菜，飲二兩小酒，然后下樓溜跶幾圈。九點鐘上床，寫寫日記，翻翻古書，胡思亂想一些“不一樣”的片段，為明天的寫作打一點腹稿。

《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去年如此，前年如此，新的一年依然如此。新年吉祥！

李建永，筆名南牧馬，雜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學者。山西山陰人氏。曾在陽泉市工作多年。2001年北京市以“特殊人才”引進。《中國社會報》原編委，高級記者。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北京作家協(xié)會會員。“太陽鳥”中國文學年選雜文卷主編。著有散文雜文集《母親詞典》《我從〈大地〉走來》《園有棘：李建永雜文自選集》《諺云》（與夫人和女兒合著）等十部。多篇作品入選《中華優(yōu)秀雜文典藏》《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雜文卷》及《新華文摘》和中學語文教材。雜文《零讀》獲第三十一屆中國新聞獎，散文《母親碎碎念》獲第十一屆冰心散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