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甫蓋尼·奧涅金》是“俄國文學之父”普希金最著名的詩體小說，也是他創作生涯耗時最長的一部作品。盡管詩人在獻給友人普列特涅夫（Pletnev）的題詞中，謙稱這部詩作“雜亂無章……這些漫不經心的消遣，近乎可笑”，它們是“我未老先衰的年華……所結出的一只草率的果實”（智量譯），但事實上，在批評家別林斯基看來，這部杰作以史詩般的筆觸，全景式地展示了當時俄國社會的風貌，是當之無愧的“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

第一個譯本與原著相距半個世紀

與小說內容相比，普希金在作品形式方面的創新更令人贊嘆。在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基礎上，普希金發明了韻律奇特的“奧涅金詩節”——通過交替使用陰陽韻（前者指單音節韻，后者則指多音節韻），使得詩行極富節奏感和音樂性。與此同時，普希金在創作過程中大量汲取民間語言和外來語言（尤其是法語）的精華，將書面語和口頭語完美結合在一起，從而為俄羅斯文學語言的最終形成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由此不難看出，“如同偉大的管弦樂指揮家譜寫管弦樂樂譜一樣”，普希金在《葉甫蓋尼·奧涅金》中對俄語的運用已臻于化境：其用詞之精妙、音韻之和諧以及行文之流暢，渾然天成，令人嘆為觀止。這不僅使得欲步普希金后塵的俄國詩人望而生畏，而且使得有志于移譯這部作品的海外人士束手無策——“用韻律翻譯《奧涅金》絕無可能”（納博科夫語）——這也是英語世界首部《葉甫蓋尼·奧涅金》譯本姍姍來遲的主要原因。

自1881年亨利·斯伯丁（Henry Spalding）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英譯本面世至1990年代，百余年來，英美學界詩人、翻譯家殫精竭慮，先后推出十余種風格各異的版本——其中以20世紀60年代俄裔美國小說家納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的評注版引發的爭議最大、影響也最為深遠。本文擬從中選取四五種代表性譯本，略加解說，或有助于增進國內學者對于《葉甫蓋尼·奧涅金》在英美世界的譯介與傳播的了解。

《葉甫蓋尼·奧涅金》首個英譯本在原著出版半個世紀后方才問世，此項工作的難度（下一個英譯本還要再等半個世紀）可想而知。普希金原著以其豐富的典故、高超的技巧、微妙的意蘊和多層次的內涵而著稱，其音韻靈感源自拜倫《唐璜》，但在輕重音節及韻腳排布方面卻更為嚴飭，近乎苛刻，令譯者大傷腦筋。該譯本出自英國職業軍人亨利·斯伯丁之手，他曾在東印度公司擔任高管，同時也是造詣頗深的語言學家和翻譯家。斯伯丁的譯本總體上經受住了普希金復雜詩節的挑戰，對原著逐行逐句進行翻譯，盡力保留原詩的韻腳（由此成功避開了流行的雙韻體“陷阱”），為后世樹立了榜樣。此外，斯伯丁精通俄國文學，他的注釋表明他對普希金其人及其詩作背景有著相當深入的理解，日后包括納博科夫在內的所有譯者無不受益于他的評注。由此來看，斯伯丁譯本是當仁不讓的“開創性版本”。當然，該譯本的瑕疵也一目了然——身為軍人外交官的斯伯丁畢竟不是詩人，盡管他具備一定的詩歌創作能力，但詩節嚴苛的要求迫使他采用了大量“不倫不類的非詩（non-verse）”表達法，諸如拙劣的押韻、生硬的倒裝和拖沓的節奏等。事實上，由于譯作未能完全展示原著中富含的詩歌韻味，個別章節簡直難以卒讀。

韻律、詩意及給阿恩特的喝彩

1936年，美國詩人巴貝特·多伊奇（Babette Deutsch）推出第二個英譯本。多伊奇早年即在《北美評論》和《新共和》等著名報紙雜志發表詩作及評論文章，后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多伊奇不僅是一流的小說家，也是知名翻譯家——其代表性作品包括一部以法國詩人弗朗索瓦·維庸生平為藍本的流浪漢小說，以及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詩歌譯作。從韻律上看，多伊奇的譯本較之于斯伯丁有了長足進步——因為多伊奇本人就是一位詩人，她為《葉甫蓋尼·奧涅金》注入了之前譯者所不具備的藝術感悟。與此同時，她也忠實保留了原作復雜的韻律結構。誠如美國著名現代派詩人瑪麗安·摩爾所言，多伊奇的譯本流暢優美，充滿詩情畫意，體現出“她作為詩人翻譯家得天獨厚的優勢”。

奧利弗·埃爾頓（Oliver Elton）是英國文學評論家、翻譯家，長期擔任利物浦大學文學教授，退休后擔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埃爾頓最主要的作品為英詩研究專著《英國繆斯》以及皇皇六卷本的《英國文學概覽（1730-1880）》——他本人承擔其中四卷，內容涉及彌爾頓、丁尼生、亨利·詹姆斯等名家名作——該作持論公允，在學界廣受好評。埃爾頓學識淵博，除了英國文學，他對俄羅斯文學也饒有興趣，出版了若干譯作，其中最負盛名的是《葉甫蓋尼·奧涅金》譯本。1937年正值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世界各地舉辦了各種紀念活動，而埃爾頓譯本適時推出，自然也引發廣泛關注。作為英國當代知名學者，埃爾頓下筆謹嚴，譯文中規中矩，但在傳達詩意方面難免有所欠缺。對于這一缺陷，埃爾頓頗具自知之明，因此他在“譯本序”中建議讀者“與其費力讀我的糟糕譯文，不如直接去讀普希金原著”。

1963年，由母語為德語的沃爾特·阿恩特（Walter Arndt）翻譯的新譯本出版。阿恩特是美國知名作家，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俄語和德語英譯者。此外，他還掌握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和捷克語，堪稱語言天才。阿恩特以韻文翻譯而著稱，其譯作包括歌德的《浮士德》、里爾克十四行詩歌等。阿恩特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譯本不僅贏得普通讀者的喝彩，同時也斬獲了詩歌翻譯領域的最高獎項——普林斯頓大學頒發的博林根獎（Bollingen Prize）。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阿恩特的獲獎，卻令同時代的另一位譯者納博科夫義憤填膺。

早在阿恩特譯本面世三年前（即1960年），俄裔美國小說家納博科夫便對外宣稱，他的評注版《葉甫蓋尼·奧涅金》即將大功告成。他原本指望，挾“《洛麗塔》颶風”之余威，加上他本人對于俄語語言及俄國文學的精準把握，他的譯本定能在文學市場一鳴驚人——不料卻被阿恩特捷足先登。在納博科夫看來，盡管阿恩特的英語造詣很高，但畢竟鄉音難改——人們往往能從他的譯作中聽出一絲古怪的外國口音。不幸之處在于，這一絲口音雖然很輕微，或許阿恩特本人在譯作中并未曾留意，然而對于在音調韻律方面已臻化境的普希金詩歌而言，翻譯過程中的這一硬傷足以致命。隨后，納博科夫在《紐約書評》發文，抨擊阿恩特“荒謬的韻律、滑稽的押韻、蹩腳的陳詞濫調和荒腔走板的英語”，并將他貶斥為“冷酷無情且不負責任的意譯者”。

納博科夫的離“金”叛道

將阿恩特版本列為“不負責任的”反面教材后，納博科夫于1964年推出他歷時十余年完成的評注版《葉甫蓋尼·奧涅金》。與一年前阿恩特“意譯”版本相比，納博科夫評注版最大的亮點是通篇毫不含糊的“直譯”。納博科夫堅信，任何試圖保留普希金原文韻律和韻腳的譯本，由于無法忠實于作品的確切含義，最終必然只能得到一個不盡如人意的意譯本。在納博科夫看來，之前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譯者不惜一切代價試圖保留韻腳，但效果適得其反，可謂吃力不討好。正如他在寫給出版社的市場調研報告中所說，“這幾部譯作的質量堪憂……它們有幾分普希金的影子，但僅此而已：真正的普希金還在別處”。唯其如此，納博科夫決定采用直譯法，力求在另一種語言聯想和句法允許的范圍內，準確再現原文的語境含義——用他本人的話說，“只有直譯，才是真正的翻譯”。

正是在這一直譯策略的指導下，納博科夫聲稱他的譯本旨在傳達《葉甫蓋尼·奧涅金》“絕對的字面意義，既沒有閹割，也沒有填充”，并斷言直譯普希金乃是任何英譯者的不二法門。于是，在摒棄格律和韻腳之后，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既驚人準確、同時又相當奇特的版本——原著的細節描述被完美復制，然而卻損害了其詩意和美感。作為彌補，納博科夫試圖通過添加腳注向讀者闡釋原作的精妙之處，結果導致評注的篇幅遠過于正文，儼然有喧賓奪主的意味。比如，他在評注中不厭其煩地強調歌德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及拜倫長篇敘事詩《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唐璜》對普希金創作的影響，反復講解夏多布里昂和斯塔爾夫人對于法國乃至整個歐洲浪漫主義運動的重大意義，并以歷史學家錙銖必較的嚴謹筆觸還原普希金本人的決斗場面。再比如，在原著中，普希金以奧涅金和女主塔吉雅娜相識的“許許多多的日子”已經逝去為全詩作結，納博科夫則在評注中精確地考證出日子總長“三千零七十一天（1823年5月9日-1831年10月5日）”。其態度之認真、考據之嚴謹，令人肅然起敬。

可惜事與愿違，納博科夫苦心孤詣打造的譯本并未取得轟動性效應，反而招致評論家的冷嘲熱諷。根據傳記作家布賴恩·博伊德（Brian Boyd）在《納博科夫傳：美國時期》一書中的記載，評論家幾乎眾口一詞，認為納博科夫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譯本“不僅缺乏韻律之美，而且平淡無味，生硬尷尬”，進而得出結論：納博科夫的離“金”叛道，結果不僅毀了大文豪普希金，也毀了納博科夫自己的文學聲譽。此外，更令納博科夫感到難堪的是，見諸報端對他最嚴厲的抨擊居然來自他的好友、著名文學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威爾遜公開為阿恩特的意譯本辯護，并直言不諱地指出，納博科夫“直譯”的版本最終與押韻的版本一樣，根本無法絕對忠實于原作：原作嚴整而勻稱的結構是其表達效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直譯則呈現出一種比例失調、軟弱無力的“形式化釋義”——在原作靈動的氣韻面前，顯得平淡乏味、毫無生氣。

作為納博科夫當初的文學引路人，威爾遜深知，盡管在歐陸流亡多年，但在納博科夫的內心深處，俄羅斯主義情結依然濃厚。照納博科夫的看法，俄語是一種高度私人化的象征性語言，而將這樣一種富含情感傳遞的詩性語言翻譯成工具性色彩濃厚的英語日常用語，無疑是“背叛之舉”，結果難免“墮入虛假與庸俗之境”。納博科夫固執地認為，俄羅斯語言及文化高人一等，因此，處于低位的英語應當盡力向其靠攏，而非相反。正是秉持這樣的“文化自信”，他才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推出別出心裁卻引發“災難性”結果的逐字直譯本。

當然，為納博科夫直譯本大唱贊歌的也不乏其人。1990年，美國田納西大學俄語教授詹姆斯·法倫（James Falen）推出他的最新《葉甫蓋尼·奧涅金》英譯本——被評論界稱為迄今為止“最忠實于普希金原著精神”的譯本。法倫在“譯序”中坦承納博科夫評注本讓他受益良多，但他卻刻意保留了“奧涅金詩節”的樣式——像納博科夫一樣，法倫堅信沒有任何一位譯者“能夠用英語完全展示普希金語言的全部光輝和他詩歌形式中那難以言喻的和諧”，因為在試圖重現詩歌這種與母語聯系最為緊密、也最容易在翻譯過程中失真的語言藝術時，譯者無疑會面臨音義不可兼得的兩難困境。而此時此刻，譯者一定會對羅伯特·弗羅斯特關于詩歌的警示性定義感同身受——“詩意，乃是翻譯過程中丟失的東西”。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