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人類社會面臨諸多共同挑戰，人類文明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馬克思關于歷史的哲學思考為破解當今人類文明困境、推動文明形態變革提供了“歷史正確”的理論指引。中國共產黨堅持“兩個結合”，領導人民創造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以文明和合共生為根本出路，以文明交流互鑒為基本方法，以文明守正創新為內生動力，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核心規范，最終指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示范，系統回答了人類文明何去何從問題，破解了文明多樣性共存的難題，也為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開辟了廣闊視野。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更加自覺地肩負起為人類文明進步進行哲學奠基的責任。

關鍵詞：人類文明 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文明新形態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多重風險挑戰疊加，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人類社會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當口”，“人類又面臨和平還是戰爭、對話還是對抗、共贏還是零和的抉擇”。中國人民作出的抉擇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抉擇并非應對國際危機的權宜之計，而是基于對人類文明本質和發展規律深刻認知的長遠文明戰略。我們深刻認識到，人類是文明的存在物，歷史是文明的載體，文明是歷史的意義內核，人類命運的抉擇不僅攸關人類文明的存續和發展，更是人類文明的自我檢驗與證成；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深層是文明形態之變；“人類社會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歷史當口”指向的是“人類文明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的人類生存境遇。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著深刻的文明邏輯。理解人類文明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立足當下人類文明狀況，著眼人類文明未來，始終站在歷史正確和人類文明進步一邊，以人類文明進步激發現實諸文明的歷史主動性，讓一切文明的精華造福人類，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也是當今世界唯一正確的選擇。

一、當今人類亟須形成新的文明形態

在最廣含義上，文明是人類通過主體性實踐改造自然、建構社會與形塑精神世界的整體性創造，是物質、制度與精神成果的總和，表征人類社會的進步狀態。自“人猿相揖別”，人類就在其生產生活實踐中不斷生成自己之為人類的本質規定性，并逐漸形成作為生活樣式和慣習（habitus）的文化，最終歷史地積淀為多元文明形態。從詞源學考察，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文明”（civilization）一詞自其誕生之初便有著雙重精神基因——區分他者的“界域意識”和自我超越的“價值訴求”。因此，文明不僅是對某種既定屬性的指認（如農耕文明、工業文明），更是具有反思性特質的文化想象與建構，體現著“一種獨特的秩序和情懷”（如“天下文明”）。換言之，文明始終蘊含著超越性理想，本質上是不斷將自我理解的“應然”價值注入“實然”存在的歷史性生成過程。這種自我理解根植于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世界觀與意義系統，而歷史條件的改變又經由實踐辯證地反映到人們對文明的理解范式之中。任何一種文明都內蘊自己的文明觀，它由文明的社會存在所決定，又通過象征系統與制度設計反作用于文明實體，并與之一起構成動態的文明形態。在此意義上，文明始終是流動的意義網絡，既是不同世界觀（包括文明觀）持續對話與博弈的場域，也常常直接表達為處于爭議與對話中的世界觀本身。當今世界，透過紛繁復雜的文明話語，對當前人類文明狀況進行批判性審視，我們必然深刻認識到：人類亟須作出文明何去何從的抉擇，形成新的文明形態，而這一抉擇的核心指向正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最初人類以部落化生存方式散布于地球各端，形成多元文化基因，積淀出異質性文明類型。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這種“滿天星斗”式的文化、文明逐漸整合為主導性地域文明，各自在相對封閉的時空單元中創造輝煌成就。以15—16世紀新航路開辟為歷史轉折點，人類各文明單元間的實踐交往不斷加深，最終促成了馬克思所指認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日漸成為基本經驗，于今最為明顯。在當今生活世界中，我們可直觀感知到這種前所未有且持續強化的存在狀況：不同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成員享用同樣的快餐，觀看同樣的電影，使用同一款軟件，進行各種“對賬”，就同一個事件發表評論，共同形成世界級的關注熱點，以超越傳統文明界域的方式共同編織日益緊致的意義網絡，共建、共享著“同一個世界”。基于生產方式數字化與交往方式虛擬化的雙重革命，人類首次實現物理空間、現實社會與數字空間的三重疊加生存。一些西方學者將“社會”理解為“文明”，將文明作為歷史研究單元，主要著眼于前全球化時代的歷史研究，潛在地將對文明的理解鎖閉于“某一群人類”，沒有預見數字智能技術催生的文明存在狀況——“人—機—物”三元融合的萬物智能互聯已經重構文明的總體性基礎。盡管存在種種所謂“逆全球化”現象，但并未改變全球文明網絡日益深度互聯的總體趨勢。今天，世界歷史與人類社會發展已經不可逆轉地呈現出全球化特征，這正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客觀現實基礎。

然而，這種人類社會的全球化特征卻反身性地凸顯了人類面臨的整體性危機。在最一般的意義上，以生存保障為基礎，以美好生活為目標，通過對自然的技術性調適、對社會關系的制度性安排、對精神世界的意義性建構，持續優化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的三重關系，構成人類文明發展的本真邏輯。但當現代文明在資本邏輯宰制與工具理性膨脹中抵達物質積累巔峰時，卻遭遇了系統性危機。例如，經濟領域中貧富兩極分化、發展動能衰竭，傳統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科技革命重構生產力體系的同時卻使得全球經濟更加失衡；政治領域中地緣沖突常態化，非常態安全風險劇增，全球治理體系失效，國際社會權力結構發生革命性變遷，出現系統性秩序斷裂；社會領域中社會分化固化傾向嚴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變革帶來就業結構劇變和社會倫理挑戰；文化領域中價值觀沖突與文明博弈加劇，消費主義與虛擬空間加劇精神荒漠化，人類陷入失去共同文化坐標的危險；生態領域中資源枯竭，環境惡化，氣候變化形勢嚴峻，人類面臨直接的生存威脅。特別地，當今世界“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危機、挑戰均可溯源至三重關系的根本性扭曲——其中，人與人的關系異化構成樞紐性矛盾。狹隘的人與自然關系、人與自身關系都是由狹隘的人與人關系所決定的。在全球化語境下，這種狹隘關系最尖銳地表現在文明間關系上：傳統文明基于民族、國家界域的自我中心主義，與風險社會要求的全球治理理性形成深刻悖論。在量子糾纏般的文明生態中，現實諸文明在嚴格意義上已經日益無所謂“外部性”。面對人類整體性危機，各民族、國家、文明無一能獨自扭轉乾坤，也無法獨善其身，而需要“全球共濟”。因此，人類必須從文明整體的高度形成一定的普遍性規范，重構文明間關系，使現實諸文明能夠協調行動，以理性抉擇確保人類文明度過危機、更好存續與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這種“全球共濟”的制度化、理念化表達。

客觀地說，現實諸文明本就屬于整體的人類文明。從他者中超拔出來的“界域意識”表明，文明總是在區別于各種“他們”的過程中構建“我們”。但這種“界域”本身又有著不同層次。從最宏觀的宇宙尺度看，整個人類文明體不過是這樣一個群落：它坐落在銀河星系內獵戶臂的太陽系，至今所涉及的范圍僅限于地球及其他少數天體，如月球和火星。地球各端興起的文明都是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屬于這一宏大集合中的諸多亞文明。很多思想家都認為，不同文化、文明存在著共同的“公分母”或“文化常數”。維柯最早指出，雖然各民族在起源時互不相識，但在彼此發生互動關系之前就已經構成共同的世界，擁有共同的“心頭詞典”，其所謂“新科學”就是致力于研究“各異教民族的共同本性”。這也印證了荀子“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的古老智慧。如果說以往表現文明“界域意識”的“我們”更多是相對于其他文明而言，那么今天我們更需要使不同文明自覺地內化到人類高度的最大的“我們”之中——無論各種“他們”是自然界，還是所謂的神靈、外星智慧生物，抑或即將出現的超級人工智能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要推動“人類”成為超越民族、國家、文明界域的共同身份認同。

其實，任何語言表達和概念運用都內蘊某種普遍化沖動，文明話語尤其如此。歷史地看，各文明體均存在將本土經驗升格為普遍法則的認知慣性，或所謂“不朽的幻想”，這種文明中心主義在西方現代性敘事中達到極致。詞源學考據表明，西方“文明”概念始終與“野蠻”構成話語共生體，其現代轉型恰與殖民擴張同步：通過建構文明等級，將空間差異轉換為從蒙昧到文明的時間序列。據研究，最晚在19世紀初，類似蒙昧國家（the savage state）、野蠻國家（the barbarous state）、半文明國家（the half-civilized state）和文明國家（the civilized state）的劃分已經進入西方教科書，成為西方根深蒂固的國民常識，最終固化為西方社會的殖民認識論——這正是后殖民理論質疑“文明”實為帝國修辭術的重要依據。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文明”一詞在西方都是單數形式，也就是說，西方曾長期默認人類只存在一種文明樣式即西方文明，而非西方則依照西方文明標準——“歐洲文明標準的根基是種族、民族紐帶以及宗教信仰”——來進行檢驗和劃分等級。西方大致到19世紀才在語法層面接納文明復數性。多元文明被確認后，由多個文明單元組成的人類（全球）社會凸顯了文明之間的關系。于是，作為反思性概念的文明不僅與野蠻、蒙昧的他者相對，而且出現了文明自我與文明他者的關系問題。與世界歷史推進、全球化發展相伴隨的是一種不斷結構化的權力。在處理與文明他者的關系時，西方至今仍深陷殖民認識論遺產：其秉持的文明沖突論與優劣論，可以說仍是文明達爾文主義的當代變體，蘊含規訓他者的運作邏輯——值得強調的是，文明觀本身就是文明的重要體現，而如何看待和處理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又是文明觀的核心內容所在。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觀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要破解的核心障礙之一。

西方文明觀內蘊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主張，但它不僅不是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答案所在，而且對其進行超越恰恰是當今人類理性抉擇的重要鵠的。西方文明在發展中形成特有的彌賽亞情結，這種文明救世主心態深植歐洲認知結構，表現為對自身文明范式的認識論自負——堅信“歐洲創造了能夠釋放人類非凡創造力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使文明發展到最高形式，為人類社會最復雜的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是指引人類的一盞明燈”，是“支撐全球文明的柱石”。無疑，這種普世文明信念正是西方“歷史終結論”的基礎。鮑登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所謂的普遍性文明不是必經之路，而是精心籌劃的歷史，是“文明的帝國”的擴張，“此類擴張與其說是基于普遍性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倒不如說是受到一系列西方價值觀、空想和制度的驅使”。事實上，西方自所謂地理大發現以來，一直用進步話語包裝其帝國行徑，其大多數國際政策淪為西方制度全球化的工具。布羅代爾指出，作為西方普世文明重要論據的工業文明“僅是整個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而已”，而且它“正處于合成一個能夠容納世界整體的共同文明的過程之中”，世界接受它并非就是接受西方文明之整體。但是，西方普世主義獨斷地認為，他們的文明是人類最高級、最進步、最優秀的文明，斷定甚至強制全世界人民都應當信奉他們的文明。觀乎現實不難看出，西方所謂普世文明這種基于西方中心主義認識論霸權的狹隘文明觀及其實踐，恰恰是造成當今人類整體性危機的主要根源，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需要克服的關鍵阻力。

資本無疑具有“偉大的文明作用”， 西方資本主義首先開創了工業文明并以之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但是，“資本主義文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基礎上的，它無法克服和消除文明下的野蠻本性”。西方現代文明發展始終與殖民暴力、資本剝削、價值霸權、文明沖突等一體交織。當歷史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西方經濟模式、政治模式、價值模式等文明形態發展模式的內在缺陷已日益演變為無法抑制的危機，若將西方文明以普世主義方式推及世界，其實也就是把這種危機變成整個人類的危機。如果說西方普世文明觀連同其得以誕生的西方文明本身就從屬于人類文明，那么它今天必須在反思其合法性危機后回歸其應有的合理性位置。如今，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起于反殖民運動的民族復興運動再次凸顯，全球社會中的內卷、不安全感、失去感，使得各國都迫切期盼構建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這為我們超越西方文明形態、消解西方普世文明話語霸權提供了契機和動力，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的重要背景。埃利亞斯的名著《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以“文明尚未結束，它還在形成之中”結尾，意涵深刻。今天，我們可以說，人類文明面臨急迫的何去何從的抉擇，亟須形成新的文明形態及其世界性話語——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基于這一新的文明形態的全球實踐。

二、人類文明形態變革的哲學奠基

在文明形態的深層結構中，文明觀最內在地體現為一種哲學觀，從根本處深刻影響人們對文明的理解、對不同文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以及對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預判。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活的靈魂，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十字路口作出正確抉擇需要自覺的哲學奠基。唯有穿透經驗事實的表層結構，在哲學層面構建具有歷史縱深的認知框架，才能突破“文明偏見”，抵達對人類文明本質與未來的真理性認識。對當代文明困境的思考，也只有抵達哲學才能真正抓住核心問題。在推進人類文明進步的實踐中，自我與他者、傳承與創新、多元與公共，特別是人類文明與現實諸文明等一系列重大關系的辯證把握都端賴于哲學智慧。處于人類文明形態之變的歷史當口，我們迫切需要運用“歷史望遠鏡”和哲學抽象力，構建基于人類文明事實的全新的文明理論。這種文明理論本質上是一種文明認知革命——人類在21世紀遭遇的文明困境，正源于歷史認知的貧困。勘透“歷史正確”是確保“人類文明進步”的前提。基于存在歷史性思考的哲學，彰顯人類的意義意識、位置意識尤其是本體意識，是分析人類文明形態變革——人類文明的核心價值、制度體系、實踐范式等涉及人類文明整體演進的系統性變革——的元理論工具。當前人類共同的歷史命運呼喚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的共同敘事，從根本上呼喚一種作為真正時代精神精華的、具有世界哲學屬性的哲學，以作為整個人類文明活的靈魂，也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哲學支撐。

1828年，法國思想家弗朗索瓦·基佐提出了后來經鮑登提煉為具有范式意義的“基佐難題”：“人類能否逐漸形成一部關乎自身文明及命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當基佐以“就我而論，我深信，在現實中存在著一種普遍的人類命運，一種文明集合體的傳遞，因而存在著一種有待于撰寫的、全世界普遍的文明史”作出肯定回答時，正如鮑登指出的，他和抱有同樣主張的人都未能突破19世紀固有的歐洲中心主義認知局限——他們本能地認為世界歷史就是西方歷史。這種思想困局倒是印證了雅斯貝斯的洞見：“無論誰專注于歷史，都會不自覺地去完成那些普遍的、將歷史整體引向統一的直觀（Anschauung）。這些直觀可能會一直無人批判，甚至因未被意識到，而不被質疑。在歷史的思維方式中，它們常常理所當然地成為前提條件。”歷史研究的現代性困境恰恰在于，人們長期未能真正抵達“歷史正確”以超越狹隘本能，將這種“不自覺”的“直觀”轉化為嚴格而系統的哲學方法論。

早在現代西方文明發軔的啟蒙時代，孟德斯鳩就曾熱心發現和努力尊重人類的多樣性，他意識到“西方文明本身也是一個歷史性的個體，對于其他民族來說沒有強制性”，但正如沃格林指出的，“他既沒有一種內在自由（inner freedom）以承認這個事實，也缺乏智識力量來建構一套可以處理這個問題的歷史哲學”。其實，沃格林所批評的問題在西方近現代思想史上具有普遍性。孟德斯鳩之后的黑格爾一方面首次把世界各主要文明都“邏輯”地納入其世界歷史的行程中，給予各自“合理”地位，并以自由作為行程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以“智識力量”構建一套歷史哲學以處理文明多樣性的工作；不過，另一方面，其根本缺陷在于其歷史哲學是形而上學、思辨、獨斷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其“內在自由”局限于以承認他者來成就自我。從一個人的自由到全體人的自由的發展，被設定為從東方到西方的辯證揚棄進程，最終在日耳曼民族得以實現。黑格爾可以說是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在今天都是需要超越的被動力量——的哲學奠基人，反映了歐洲處于上升時期的自負。然而，兩次世界大戰多少驚醒了西方知識界的迷夢，有關文明的思辨的歷史哲學出現了悲觀主義傾向。隨后興起的批判或分析的歷史哲學則聚焦于歷史認知的批判性反思，突出歷史的主體理解，后現代歷史哲學則轉向語言的文學性敘事。這些思考在促進歷史認知多元化的同時也遭遇了相對主義困境。時至今日，正如保羅·利科指認的，“我們（即西方——引者注）處在黑暗時期，我們處在獨斷論的衰落時期，我們處在真正對話的開端。所有的歷史哲學都處在文明的一個范圍內；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還不能想象這些多樣性的共存，我們并沒有可以解決共存問題的歷史哲學”。這種理論困境與人類文明的現實需要形成強烈反差。立足于人類文明的進步方向，我們需要的不僅是長時段的大歷史觀，而且必須真正基于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歷史性領悟，超越西方中心主義，超越民族國家界域，超越形而上學與經驗主義、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對立。

其實，沃格林和利科所期待的歷史哲學，也是對當下人類文明形態變革有著本質性啟發的哲學，它早已出現，只不過貢獻這一哲學思考的思想家本人或許并不認同其思想屬于歷史哲學。他們期待的歷史哲學之所以在西方長期未曾出現，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這些歷史哲學未能自覺沿著這位思想家所開辟的哲學路徑發展。這位思想家便是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早年激烈批判當時哲學的狹隘性，強調“真正的哲學”是“以世界公民的姿態出現在世界上”的，并預言：“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體系相對的特定體系，而變成面對世界的一般哲學，變成當代世界的哲學。”盡管后來馬克思的哲學思想不斷發展，但這種世界哲學的底色與屬性始終未變。在標志唯物史觀形成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宣布：“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Wissenschaft der Geschichte）。在馬克思看來，歷史是總體性范疇，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兩者彼此相互制約，他所強調深入研究的是人類史。歷史科學作為總體性科學為研究人類史提供了前提性的原則和方法，唯物史觀正是歷史科學在人類史中的具體化應用，是“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也是歷史科學的核心內容。歷史科學以及唯物史觀是在批判德國思辨哲學——包括思辨的歷史哲學——過程中出場的。思辨的歷史哲學是與德意志虛假的意識形態本質一致的形而上學，它在思辨的頭腦中大膽想象、“揭示”所謂歷史的本質與規律，從康德到黑格爾莫不如此。因此，馬克思十分反感人們將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認為“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馬克思對這種歷史哲學的拒斥，恰恰體現了他走出西方（西歐）中心主義的自覺和對真正（而非“超歷史的”）普遍哲學的訴求。與超歷史的思辨的歷史哲學不同，馬克思的歷史科學以及唯物史觀是基于人類實踐的真正經驗、實證的科學。從思想史的高度看，這是真正基于現實歷史的、具有世界哲學屬性的哲學思考，也是對基佐難題、沃格林和利科的歷史哲學期待的最好回答，為今天人類文明多樣性共存乃至達至“真正的普遍的文明”提供了最適當的方法論導引。

其一，馬克思關于歷史的哲學思考事實上明確了人類文明多樣性共存的前提與立腳點。馬克思所強調的“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即“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同樣也是全部人類文明的前提。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德文原文中，這里所說的“個人”是復數形式（Individuen），準確的翻譯應該是“諸個體”。作為全部人類歷史及文明的前提的“有生命的諸個體的存在”就意味著，人本就是共在的，人的存在即共在。這正是文明多樣性共在的人本學基礎。沃格林所謂西方思想家缺少一種內在的自由來承認西方文明的特殊性，利科所謂西方歷史哲學都處在一個文明范圍內而難以想象多樣性共存，在馬克思看來，恰恰源于以“‘市民’社會”為立腳點所導致的必然認知禁錮。馬克思的立腳點則在于“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正是基于這一總體性（人類社會）和總體化（社會化的人類）的宏大視野和原則方法，超越民族、國家成為馬克思哲學的鮮明特質。從文明角度看，隨著世界交往的普遍化，“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作為整個人類文明的活的靈魂的、“面對世界的一般哲學”便是這樣的“世界的文學”，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說是這一“世界的文學”的當代實踐形態。

其二，馬克思強調以實踐作為歷史、文明的根本。與思辨的（本質上也是唯心的）歷史哲學不同，馬克思的歷史科學是實踐的（首先也是唯物的），“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是因人們的積極實踐而被高度結構化的狀態。為了與當時“超歷史”的思辨形而上學劃清界限，馬克思著意強調了其歷史科學的經驗、實證性質，更根本之處則在于其將歷史理解為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在馬克思恩格斯視野中，“文明是實踐的事情”。這種實踐既包括物質生產及其交往，也涵蓋精神生產及其交往；既以生產力標識文明，也把文明理解為綜合的“社會的素質”。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的哲學理論總是基于以實踐改變世界的立場，“雙刃”地對待現成的現實和理論，以徹底的批判性鑄就真正的科學性，是“由歷史運動產生并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革命的科學”，真正實現了對形而上學與經驗主義的雙重超越。同時，其中還蘊含著深刻的實踐詮釋學：人們以實踐創造歷史，也在實踐中理解和詮釋歷史，更在對實踐的理解和詮釋中改變世界。“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這種歷史理解與意義構建下的歷史敘事也最大限度地解決了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的矛盾。今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抽象的理念構建，而是根植于人類文明實踐的現實運動。

其三，馬克思以實現有原則高度的文明實踐為核心追求。馬克思開創性地提出“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這一思想命題，不僅指出要有一種世界歷史或全人類的視野，更是強調要實現“人的高度的革命”。最終，馬克思把這一“人的高度”落實到以“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為立腳點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綜觀馬克思的論述，其“歷史”著重于凸顯人存在的歷史性，人在日益總體化的歷史與實踐中自覺解答以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矛盾為核心的“歷史之謎”，最終獲得人的解放；其歷史科學歸根結底落腳于“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馬克思所理解的歷史起點是有生命的諸個體，這些個體通過物質生產和社會交往實踐，推動歷史不斷演進，歷史的目標則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目標雖隱匿于歷史發展和文明進程之中，卻構成其深層動力和根本意義。今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終目標就是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

其四，馬克思將人類文明形態變革視為生產方式變革與人類解放目標實現的統一過程。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是歷史發展和文明演進的根本動力，而構建“真正的共同體”即“自由人的聯合體”以實現人類解放則是最高目標。無論是最宏觀的文明形態演進，如“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自由個性”的三形態發展，還是歷史與文明進程中涉及整體文明走向的關鍵抉擇，其“歷史正確”的根據都在于生產力解放、社會關系變革和人的發展的內在統一。循此，馬克思通過揭示異化勞動的文明困境、資本邏輯的文明悖論對資本主義文明進行了最科學、徹底的批判，并訴諸共產主義的現實運動。從人類文明形態變革的實踐邏輯看，其目的就在于捍衛和保存全部人類文明成果，以創造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所吁求的“真正的共同體”的當代雛形，其真正實現有賴于生產方式的全球性變革、社會關系的世界性重構。

如果說馬克思早期側重于對社會歷史、文明中普遍性規律的揭示，那么其晚年進行東方道路探索與歷史人類學研究，則更加關注基于“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視野的社會、文明形態多樣性。但由于時代的局限，馬克思沒有機會遇到使哲學“變成當代世界的哲學”的充分歷史條件，其“真正的實證”“現實的描述”確實如他自道的一樣，更多是基于“西歐資本主義”的歷史經驗。不過，他所開啟的人類視野、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具有不朽的意義，在邏輯和事實上超越了思辨的歷史哲學、批判或分析的歷史哲學以及后現代歷史哲學，成為“唯一的”“歷史科學”，使我們在哲學高度明了何為“歷史正確”。馬克思的哲學思考為破解當今人類文明困境、正確解答人類文明何去何從問題提供了理論指引和哲學根基。

三、引領當代人類文明形態變革

中華文明在五千多年的自我發展中不斷回應挑戰、開創新局，擁有強大的文化主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近代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文明存續危機和現代化進程交織，使得中國人對文明發展方向問題有著特殊的敏感性和獨特的理論自覺。即便在民族救亡圖存的艱難時期，秉持天下情懷的先進知識分子仍然既致力于探尋中華文明賡續與復興之路，亦思考人類文明的整體命運。李大釗1918年就曾慷慨論道：“中國文明之疾病，已達炎熱最高之度，中國民族之運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但“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以“救世界之危機”。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將馬克思主義確立為指導思想，自覺運用唯物史觀，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對文明形態演進作出了歷史性回答。其初心使命不僅包含“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雙重維度，更蘊含“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文明擔當。這種理論自覺貫穿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全過程，系統構成探索新的人類文明形態的中國方案。

當人類邁入21世紀，西方文明主導的現代性范式陷入前所未有的系統性危機。在此背景下，絕大多數國家與政黨或陷入價值迷茫，或停留于技術性應對，而中國共產黨堅持“兩個結合”，以高度的歷史主動精神，精準把握和凝練“世界之問”，系統揭示“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 將“世界”“人類”“歷史”“人類社會”“國際社會”“人類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等不同敘述主語最終統攝于“人類文明”整體概念的闡釋；強調“變”之空前劇烈、形勢極其嚴峻，認為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已“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基于“人類前途系于各國人民的抉擇”的判斷，提出“積極做行動派、不做觀望者，共同努力把人類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實踐號召。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一體的文明演進坐標系，通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以中國式現代化創造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對人類文明何去何從問題作出了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抉擇。

一是以文明和合共生為根本出路。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旗幟鮮明地認為，面對何去何從的共同挑戰，“人類只有和衷共濟、和合共生這一條出路”，明確倡導“文明和合共生”。這首先肯認了文明多樣性存在的客觀事實。孟子“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古老洞見得以現代升華：“各國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差異自古就存在，是人類文明的內在屬性。沒有多樣性，就沒有人類文明。”這種差異格局也恰如墨子“上以為政，下以為俗”所揭示的文明自組織規律——它既是政治智慧的必然選擇，更是習俗演化的自然結果。其次以保障諸文明的差異性發展為重要目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既主張“不同而和”，更追求“和而不同”，強調“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最后，這種作為目的追求的多樣性并非自在、消極的多樣性，而是蘊含著對原初差異的某種超越，在差異中尋求共識，達至一種更理想的多樣性狀態，即“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狀態。在此意義上，人類文明不是現實諸文明的簡單相加，而是通過和合共生而不斷優化的人類文明，呈現出“天下無外”的包容性與“天下為公”的實踐品格。使“文明和合共生”成為可能的不是“道并行而不相悖”中的“并行”之諸“道”，而是使諸“道”得以并行的“天下之大道”，即公道。這一大道、公道才是本真性的文明相處之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要踐行這一文明相處之道，澄明其和合共生的文明底色，讓多元文明實現協同發展。

二是以文明交流互鑒為基本方法。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揭示了“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的規律，并為破解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時代課題提供了核心方法論：“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其一，文明平等是交流互鑒的前提。在人類文明新形態視野中，不同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只有風格、類型之別，在價值上都是平等的。這也意味著，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不可能由現有諸文明中的任意一個文明將自我普遍化，直接推演出理想的人類文明。其二，文明包容是交流互鑒的動力。對待不同文明，我們需要比天空更寬闊的胸懷。人類歷史、中華文明史以及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都表明，“開放包容始終是文明發展的活力來源”，“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其三，文明對話是交流互鑒的關鍵。文明交流互鑒就是要以對話代替對抗，“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藉，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從哲學角度看，諸文明在全球化場域中事實上形成了功能互補的關系。梁漱溟就曾指出，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分別側重解決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身的矛盾問題。此說未必準確，但形象地說明了文明各有所長。文明通過互鑒就能取長補短，獲得更加整全的智慧，實現文明系統的優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要推動各國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增進理解、凝聚共識、互相啟發，在共同應對全球挑戰中實現互利共贏。

三是以文明守正創新為內生動力。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明確反對文明斷裂論，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揭示和強調“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的辯證規律。一方面，不僅在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與創新性的基礎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而且提出“第二個結合”這一解放思想的重大創新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造就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這本身就是文明互鑒的典范，實現了中華文明的自我更新。另一方面，將守正創新提升為人類文明演化的普遍邏輯，呼吁世界各國“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充分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人類文明新形態精準把握返本開新這一文明發展中的普遍現象，并將之提升為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方法，尤其強調對古典文明的傳承創新。人類古典文明為人類文明演進作出了奠基性貢獻，是人類智慧的淵藪，不斷滋養和啟迪后世，其中就蘊藏著關于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重要啟示。例如，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從今天人類文明抉擇與進步角度看，一切古典文明都應當成為人類共有的財富。如果說過往時代“返本”開出的更多是某一個民族、文明的“新”的話，那么今天更需要自覺立足整個人類文明進步，“返”諸文明之“本”，開全人類之“新”，這正是今天人類基于文明抉擇的舊邦新命。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各國在堅守文明根基、傳承文明精髓的同時，積極推動文明創新，為共同體的持續發展提供動力。

四是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核心規范。文明的本質核心在于價值體系的確立與演進，文明進步的歷程本質上是人類價值追求不斷凝結與升華的反映。當今人類文明陷入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和表現就是既缺乏價值共識又存在西方“普世價值”霸權，走出人類文明困境的關鍵在于找到和堅守超越西方“普世價值”的人類大道、公道、和合之道。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了三個層面的人類價值體系。首先是基于人類共同屬性的基礎價值，即不同民族、文明作為人類成員與生俱來的、“同欲”“同求”的共通價值訴求。這類價值猶如深埋地下的礦脈，需要通過文明對話與哲學反思持續進行去蔽、澄明。其次是維系文明共生的底線價值，在人類面臨整體性生存危機的當代語境下，不同文明必須共同恪守共存法則與倫理底線。這已成為超越現實文化、文明差異的絕對律令。最后是歷史演進中不斷生成的建構性價值。這種通過平等的文明對話與實踐檢驗逐步形成的共識性價值準則，既承載著傳統智慧又面向未來開放，具有鮮明的公共性與實踐性。作為整體的人類文明本身經歷著由“薄”向“厚”的演進過程，其價值維度也隨著文明互動的深度而不斷豐富拓展。中國提出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既繼承《聯合國憲章》宗旨，更超越西方“普世價值”的形而上學本質，強調價值觀的實踐導向性與實現路徑多樣性，是當代人類文明的價值表達，體現了人類文明應有的厚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要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遵循，夯實全球治理的價值基礎，讓各國在共同價值指引下攜手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五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最終歸宿。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基于“我們從哪里來、現在在哪里、將到哪里去”的大歷史思考，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大道至簡的總回答。“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是一種客觀描述，其表達的正是人類社會融合發展的實然狀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其次，作為根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華文明“天下大同”理想的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是一種需要積極構建的理想狀況。習近平總書記從國際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提出了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動方案，呼吁各國人民一道“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無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內蘊人類文明的共同規范——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人類文明共同體，其根本特征在于“共”，是“共商”“共建”一個“共贏共享”的“共同體”，凸顯了“天下為公”的公共性和主體間的平等性。這種視全人類“命運與共”的整體性認知，超越了民族國家、“本國優先”、西方文明中心的狹隘視域，基于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為人類文明和合共生提供了全新模型。而且，中國提出并踐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將文明共識轉化為具體行動，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為走向人類文明和合共生提供了正在進行的現實路徑。人類文明新形態聚焦于現代化進程中文明發展的新路徑、新樣式和文明形態的革命性變革，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基礎與價值內核；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在全球場域中的具體體現和實踐歸宿，二者統一于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實現人類共同福祉的歷史進程。

現實諸文明是平等的，但其不僅因客觀原因導致歷史經驗不同，而且存在著文明特性、特長是否契合當今需要、合乎時宜的差異。因此，在特定歷史階段，人類文明進步不僅必須依靠各民族、各文明的共同努力，也確實首先有賴于某個或幾個世界歷史民族積極有為，貢獻智慧、推進議題、協調行動、示范引領。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載體，將“人類文明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轉化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又一次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的一系列現代化之問：“兩極分化還是共同富裕？物質至上還是物質精神協調發展？竭澤而漁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零和博弈還是合作共贏？照抄照搬別國模式還是立足自身國情自主發展？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現代化？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的回答是：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保持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性，增強現代化成果的普惠性，確保現代化領導的堅定性；把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既作為其鮮明特色又作為其實踐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既基于自身國情、又借鑒各國經驗，既傳承歷史文化、又融合現代文明，既造福中國人民、又促進世界共同發展，是我們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也是中國謀求人類進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中國式現代化以14億人的成功實踐、以具體的普遍性的方式改寫了“現代化=西方化”的固有認知，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為全球提供了全新的現代化模式，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提供了全新選擇，也為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正確抉擇提供了生動示范，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可借鑒的實踐經驗和文明樣本。

中國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貫穿和合共生的總體邏輯，通過交流互鑒的方法論、守正創新的動力機制、共同價值的規范體系、命運共同體的理想目標、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示范，構建起全新的文明演進模型，系統而科學地回答了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問題。相較于長期占主導地位也是造成當今人類文明困境主要原因的西方文明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與實踐，實現了從以資本為中心到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轉換，從文明系統失衡到文明協調發展的文明結構整合，從文明斷裂到文明傳承創新的文明根基重塑，從對抗競爭到合作共贏的文明關系重構，從擴張掠奪到和合共生的文明使命升華，為21世紀人類文明發展標注了新的歷史坐標，代表著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這正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邏輯與基礎。

中國之所以能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人類文明處于十字路口時作出正確抉擇，歸根到底是因為擁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能始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同時，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真正破解了文明多樣性共存的難題。當今世界，解答人類文明何去何從問題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處理的最核心也是最緊迫的問題是多樣性共存的問題。這是哲學史上“一”與“多”的古老問題在當今文明語境下的重新顯現。人類文明新形態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融通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智慧，打破了傳統形而上學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將辯證思維納入文明概念本身，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優化文明系統，提出和示范踐行“文明和合共生”這一唯一正確道路。一方面，一如前述，文明和合共生及其邏輯統攝下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內蘊人類文明高度的大道、公道，因而對現實諸文明具有公共性的普遍規范意義；另一方面，其首要意義恰恰在于解放而非壓制諸文明的主體性：反對將特定文明（如西方文明）普世化的霸權邏輯，致力于構建一個使各文明傳統都能平等在場、充分展現其創造力的交往空間。以胸懷天下的視野，基于文明多樣性的事實，棄絕普世主義，尋求公共性，既揚棄相對主義也超越絕對主義。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找到了現實諸文明良性互動、整個人類文明優化發展的最佳路徑，也為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開辟了廣闊視野。

結語

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潮流勢不可擋，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為標志的科技革命日新月異，人類從未如此聯為一體，為破解“古今中西”的文明張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現實條件，馬克思當年所預見“這樣的時代”的未來已來。正是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中國化時代化，鞏固了去西方中心主義立場，并從中華文明中獲得了更為蓬勃的文化生命。如今，它不僅使自己成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而且堅持胸懷天下，結合世界各國的具體實際，結合人類全部的精神財富，博采眾長，融匯創新，日漸展現出“面對世界的一般哲學”即“當代世界的哲學”的大氣象。近代由西方開創和主導的世界歷史正在走向人類共同創造的世界歷史，人類哲學已經開始緩緩走出西方，呈現出真正的世界哲學之光。這種哲學變革的實踐形態，集中體現為中國將西方中心敘事轉向真正的人類共同敘事，在馬克思文明形態元理論批判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發展，創造和發展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創造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堅守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本質上都是站在人類文明進步一邊、基于人類文明有原則高度的實踐。反過來說，所有這些理論和行動，只有上升到人類文明的高度，才能準確把握它們的本質和精髓；只有上升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高度，才能真正知曉其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世界歷史意義。

基于人類文明高度的哲學思考既需要超越地域性思維定式，又需要通過現實實踐檢驗其普遍性。的確，“凡是民族作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們為人類社會而做的事情”。但是，在面臨人類文明何去何從之急迫抉擇的當今時代，現實諸文明必須有更加自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既要立足自身文明傳統與政治結構，又要以開放的姿態融貫他者文明的精髓，從而生長出既帶有民族精神烙印又相對超越自身的“世界哲學”，或為這種世界哲學竭誠貢獻民族性智慧。只有這樣，作為人類現世智慧的世界哲學才能融匯不同文明的智慧，最終形成全人類高度的公共智慧或曰大同智慧，讓不同文明真正和合共生，使整個人類文明得以永續發展。在此進程中，擁有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我們的巨大優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更加自覺地肩負起為人類文明進步進行哲學奠基的責任，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更為深刻的理論支撐，推動人類文明邁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