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說的都是無心快語：我看見火烈鳥的時候正站在久光中心寫字樓的十層。這棟樓由玻璃建成，站在窗邊的時候我會感覺自己渾身赤裸。它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光污染，在它腳下數百米內的任何一個街區走著我都會感到雙眼刺痛，所以我總是低著頭走。

我不在公司樓下吃飯。這是個一葷一素一碗飯需要四十塊錢的地方，而兩個月前我還在大學的食堂里排隊吃五塊錢一份的營養餐。營養餐一點都不營養，食堂的廚師喜歡用重油重鹽重辣來填飽大學生廉價的胃或者說他只是懶得用大勺盛出很少的鹽，而那些外包的餐廳則讓我用十倍的價格通過眼睛欺騙舌頭。火烈鳥是什么，我尚不清楚，我暫且用一團云來稱呼它的形狀。我拿起手機拍照的時候它就消失了，十里開外的地方大火焚天一樣的紅。堂哥走到我身邊說，天吶，好漂亮。

堂哥和我沒有親屬關系。他只是姓堂，就平白占了很多人的便宜。我說如果我下輩子能姓爹就好了，堂哥說你這會兒還沒過好就想著下輩子的事？我說我是理想主義者，堂哥笑的時候露出滿嘴牙齒。我們剛被領導罵了，他罵我的時候頭皮屑簌簌往下落。我想看雪，但是南方的城市里你等一場雪會比自己制造一場更困難。我上學在北方。我懷念食堂。

堂哥喊我去吃飯。久光中心的樓下不遠處有一百條破爛小巷，污水和睡覺時候的哈喇子一樣不被人察覺地亂淌。玻璃幕墻是一萬流明的燈，但是再亮的燈也照不亮臟的地方，臟只會更臟，燈只能戳瞎人的眼睛讓他們看不著。小巷里有和地板一樣臟乎乎的吃的，裝在缺了口的碗和盤子里，葷菜五塊，素菜三塊，四十塊錢能把人撐成死豬。我們不遠處的黃浦江里就漂過死豬，他們說那是人們運氣昌隆的一年。

我說不了，我的今天被裹挾。被什么裹挾？我朋友找我吃飯。好，那你是被消費主義裹挾。我們在說一些自己都聽不懂的話。這就是我們上班時候的消遣，我們把人話都留著說給正經人聽，開會的時候我們喊降本增效，會開完了我們就開始擔心被人降本增效掉。我到這來是做什么的？我問堂哥。堂哥當我在開玩笑，也回答說，不知道。我們下班的時候一定會路過會議室，我探頭往里面看，一只狼一只樹獺一只狐貍在互相梳理毛發。我買了三瓶水，堂哥說你別諂媚了，你那張臉長得就不合適。于是我在出門之前把三瓶水全喝完了。

我的領導都是好人。部門的這位尤其是。他剛在某一環買了房子，我一向分不清他們的術語，什么內環外環，一圈一圈的，奧運五環在我的國家里畫出來的時候我還是個孩子。我至今還在懷疑為什么奧運會的會歌不是《北京歡迎你》。我就喊他環哥吧。環哥剛買了房子，忙于裝修和開源節流。以前下班的時候不管這一天做了什么他都會大喊，吃頓好的！不論去沒去，喊了就是享受了，我們坐在工位上瞇著眼仰起頭就覺得自己吃到了什么Omakase。Omakase是啥，我要環哥教我。他說是一群人圍著你，給你很少的東西拿走你很多的錢。我說哦，那不就是做手術嗎？環哥笑而不語。他最近開始吃豬腳飯，那些海鮮生魚好像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以為堂哥要去吃豬腳飯的，我今天不能陪他。我很抱歉地說了一聲，但他詫異地看了我一眼，說，他要回家做飯。做飯好，做飯省錢吶。我和堂哥說我前幾天看到一個笑話，一個外國人和惡魔做了交易，就是腦門上寫著666的那種惡魔，惡魔說我每拿走你生命中的一小時你就能獲得兩百美金。兩百美金是多少人民幣？堂哥問。一比六還是一比七？我們打開手機搜索，什么國際呀基金啊對沖啊之類的詞就開始走進我們的推薦引擎里。我們國際化了。然后堂哥驚呼，天吶，這時薪也太高了吧。我們開始暢想未來，不停地在一個虛擬的世界里用自己的壽命兌換金錢，然后到處旅游，到處留字。堂哥有經濟頭腦，他說不行，這樣會導致通貨膨脹。我說那你用自己的經濟頭腦再算一下，做飯是不是就是一個拿時間換錢的事兒？

我們走到樓下。工作好累。堂哥沉默了，我抱以十倍的愧疚。他七點鐘下班，不對，我們七點鐘下班。然后要買菜，要洗菜，要做菜，吃完飯之后我們對于時間而言與死尸無異。我們要躺在那兒，看一些關于健身養生的視頻，然后很晚很晚才睡，有些理想主義者會狠狠地爬起來做些事情再睡。堂哥就是這么一個人，他才是真的理想主義者，他寫詩，他用上了班做了飯的身體寫詩。太浪漫了。我們公司是做游戲的，和寫詩完全搭不上邊。我問堂哥你為什么要來做這個，他說，要吃飯的呀。沉默了一會兒，又說，我他媽就是要做電子毒藥！我說，不是這兩個字吧，是電子什么來著？他指著我說上頭說那兩個字是屏蔽字，我剛馴服了自己你別逼我罵你。

我們開始哈哈大笑的時候火烈鳥飛走了或者沒有存在過。天黑下來，久光中心樓下的空地上圍了一圈紙質的圍墻，圈出的空上掛了個牌子，“城市野生動物園！！！”用了三個感嘆號，分發八十元的門票和大量的糞便臭氣。堂哥說，這個包裝得不好，名字里定語越多，寫東西的人越心虛。梅花鹿和馬走來走去，它們待在籠子里的時候區別只有誰拉的屎更大坨。那些戴著墨鏡的家長拉孩子去合影然后捏著鼻子走人，后面有個小哥，一鏟一鏟地把一些東西鏟起來拋進桶里，我疑心他有時候丟不進去是故意沒對準。我和堂哥說，那是個極度危險的人，因為他隨時可以以一己之力毀掉一個孩子的一生。

我走啦。我和堂哥說。其實我就在這里吃飯，要走的人是他。我會繞行一圈，假裝自己有特殊的方向，這是我在城市里學到的禮儀。我說得太多了，天都黑了。我想這就是我在這里得的最重的流行病。

陳晶坐下來的時候宣布了一件大事——我要改名！然后她宣布第二件事，說，給我找個充電寶。現在手機沒電和要了一個人的命沒什么區別，想來我們的命也和電價似的被打下去了。不要這么悲觀。陳晶說。她會讀心術，因為她在服務業工作。

我問她為什么要改名。說這話的時候我們在翻菜單，每個數字都是邊上一葷一素的總和，然后我對著這些數字喊我要這個這個和這個的時候，就能得到總和的快感。因為無聊。她說。我覺得改個名就可以重新活一次。于是我們開始深入探討她的新人生將如何度過，結果總是卡在高考那一年上。讀清華還是讀北大呢？我們思考好久，最后決定不讀了。能力比學歷更重要！陳某某總結道。我為她鼓掌三次。

說實話吧。陳晶變得蔫了巴唧的。小時候被人欺負得唄。她說，它們老喊我陳三日，難聽死了。我開始琢磨這個叫法難聽在哪里，但我沒法和她共享童年。童年不是共享單車也不是花唄，你不能歸還也沒法分期。我又問，那你準備改名叫什么？其實我這時候已經偷偷給她取好了上千個名字，我有點文學天賦在這里的。她說，呃，陳淼吧。我說見鬼了，那你不只是從陳三日變成陳三水了嗎？

陳晶說那是她的另一個名字，也是家里人起的。我說，是不是當時準備生出來是男的就叫陳淼，是女的就叫陳晶？她說不，然后保持著一種異樣的沉默。對于我的怪叫，她說你不懂，不管是三日還是三水，名字不一樣就行——因為我長大之后就沒有那么無聊的人喊我陳三日或者陳三水了。我用一種危險的眼神看向她，她用手指警告我閉嘴。

這很神奇啊。我說。如果你出生的時候就有兩個名字，那是不是說明你可以擁有兩段人生？或者，那個陳淼其實一直就在你背后跟著你，但過著和你完全相反的生活。她考上清華了嗎？陳晶問。我說她不僅考上了，還保研了，保到，呃，帝國理工，讀理工科。陳晶開始驚嘆，說陳淼不僅成績好，連家庭條件都這么優渥，能供她去英國留學！然后她回國，到上海工作，在國企，一進來就是高級設計師，年薪這個數！我伸出兩根手指。二十萬？少啦！我搖搖頭，兩百萬！

我們吃完了一頓兩百塊錢的很貴的晚飯。辣底火鍋讓我肚子翻滾，但我還是說，我們去吃冰淇淋吧。吃冰淇淋是我的解壓方式，如果可以的話，我愿意對著玻璃幕墻外面那只火烈鳥吃一百個冰淇淋，冷熱搭配，上班不累。火烈鳥冷冷地凝視著我。堂哥買的一箱冰棍還存在公司的冰箱里，夏天的一個夜晚，他寫詩寫到凌晨三點突然給我發消息說，你吃不吃冰淇淋？我在十公里開外的被窩里大汗淋漓，回復：吃！他就買了兩箱送到公司，但直到冬天我們都沒吃完。由此可知冰淇淋是快樂和靈感之神，我想給它取個北歐神話式的名字，什么什么烏斯之類的，這好像是希臘的名字——學校只教會了我這個——后來和陳晶去什么冰淇淋博物館的時候我才發現意大利人早給它取了，叫格拉托，和Omakase的發音一樣有一種高貴的美。開玩笑，冰淇淋為什么會有博物館，我見不得有人比我更看重冰淇淋的作用。博物館放映的紀錄片里說冰淇淋是健康食物的時候我開始在地上打滾。

我們先在一層找到一家店。里面出售一個球六十八大洋的冰淇淋和半個巴掌大小三百塊錢的拿破侖蛋糕，甚至計量單位還是陳晶的巴掌。我說走！我們去吃！真的嗎？陳晶問我，她眼睛里有一點好玩一點興奮和一點無所謂。我說真的，走，吃——我吃得起！然后她眼睛里只剩下疑問和不知所措了。我們又往下走，到地下一層，這里新開了一家飲品店，在它裝修的時候我就和一個同事約好了要來吃，如今他已經離職好久了，比我上班的時間還久，工作的日子過得就是這么快。我進去問了一下，被告知抹茶冰淇淋八十二一杯。我說呃，陳晶，抹茶這個東西，呃，是日本的。她順勢說，那不吃了！我們愉快地往下走。

我們到地下二層的時候是八點半。我控制不住地想，堂哥應該剛做好飯。這時候他會在床上躺一會兒還是就真的開始吃飯了呢？我剛吃下去的火鍋又一次在胃里奔跑起來。我手機響了，是環哥，他拍了張照，一個老男人，四仰八叉睡在水泥地上的一把帆布便攜椅里。他說房子裝修，白天不能噪音施工只涂了水泥，他下班去看，很不滿意，叫師傅回來返工。哎呀，師傅睡著了。我再定睛一看，那把帆布椅我聽環哥說過，是名牌，他老婆那家外企的產品，定位輕奢，服務中產階級。師傅躺在里面睡得很香，他身上手上臉上都是水泥和油漆的痕跡。他只是坐上那把椅子就步入中產啦。

我們在超市里，我不知道為什么上海所有的商場最底下一層都是超市。我們站在冰柜前，雖然外頭兩塊三塊的冰棍在這里價格要翻個倍，但是它哪怕翻十倍也入不了輕奢的眼。挑選、消費、結賬。我的惡念有點難以抑制了，我控制不住地去想我們結賬的時候那個柜員是不是用很鄙視的眼神看了我們。陳晶又讀我的心，她說你瞎想啥呢，人家站在那一個月也就掙那么幾千塊啊。我釋然了。我們拿著冰棍坐全玻璃的觀景電梯到商場二層，這里有一個巨大的露臺，但不放一把椅子。我們席地而坐。我說你知道嗎，如果我從公司在的第十層跳下來，不會摔在地上，而是在這里變成一攤肉餅。那一攤肉占的面積在這里要叫價六位數。

陳晶說，那你攤得均勻點。陳淼說，你這人咋這么極端呢？我說我的平和交給了或許不該托付的人，我說的話越離譜我越由衷地快樂。五塊錢的冰淇淋一股香精味，就是甜，然后甜，前調是甜中調是甜尾調也是甜，青提蜜瓜甜瓜都是一個味兒。我是復制人。我和陳晶說。中國有很多這樣的城市，每個人出生的時候都小臉皺巴巴的，哭起來亂七八糟五花八門。但只要學會控制自己的肛門和口腔，只要十八年或者更短，他們都會變成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人。陳晶罵我做夢，中國有很多上海嗎？你想得美，那我們不是早就趕英超美啦！

我和陳晶說環哥的事。我說他新買的房子、倉促的裝修，老婆因為壁掛式洗衣機在陽臺裝不下跟他打起冒著洗衣粉味道的冷戰。環哥睡了三天沙發了。陳晶聽得一愣一愣的，她手里的冰淇淋化成水從袖口鉆進去。好厲害。她說，然后沒了后話。我猜想那是因為我們離環哥的世界還很遠很遠，差了十幾年的歲數、十幾家公司的離職書。還有六七百萬的安家費。你看，他還是和我們不一樣的。陳晶肯定地說，他是上海本地人，所以要頭疼的事情和我們不一樣。這就是不同嗎？可那個和我一起工作、一起罵領導、一起吃豬腳飯的環哥呢？我向陳晶描述環哥吃豬腳飯太入神把辣醬倒在手機上的蠢樣，試圖把被切割的我倆重新粘合起來。陳晶懷疑地瞇起眼，說，連滬爺都和我們一樣，這世界上還有第二種人嗎？

我想我知道答案。我說陳晶啊我給你講個故事：每天早上小明來久光中心上班的時候，他都要從地下停車庫邊上的側門走，因為商場十點才開門。側門進去是向下的員工樓梯和寫字樓的密碼門，商場里的柜姐臺哥往地下通道走，高端的白領刷卡進密碼門。小明每次都驕傲地仰著頭抓著手機去刷卡，因為他不用往下。有一天，他和他的同事小堂說起這個事，感嘆一扇門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小堂奇怪地看著他，說——你不會以為不往地下走，就不是打工的了吧？

你說的那個小明是不是你自己？陳晶問。我說不是，當然不是，我哪有那么膚淺。陳晶不說話。我說那我再給你講個故事——隔壁公司有個三十五歲的程序員，他寫了個BUG，程序跑不動，負責這個模塊的中臺罵了他一頓，第二天他就自殺了。陳晶說你在說什么鳥語，我怎么聽不懂？我說那挺好的，你還沒被勞動異化。他為什么死了？我不知道，因為年紀大了，因為上有父母下有小孩，因為我們這個行業不接受三十五歲以上的人。我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倒計時，現在的我不是在往后走，是看著三十五歲的我在走過來。我又說。

這和牛奶到底有啥關系？陳晶問。我不理她。我看領導在說錯了話之后都是這么干的。冰淇淋化光了，我和陳晶開始嗦棍子。我說我小時候，外婆家背后的荒地種香蕉，兩人高的香蕉樹，葉子有小孩兒那么大，田埂很粗但只有一條，旁邊都是小河小池塘，有魚，從土路上跑過去就是小賣部，賣到今天還是一塊錢一支的奶油冰淇淋。這老長的一通話說得我快要斷氣，然后在窒息的幻覺里我看見外婆皺巴巴的臉和暖洋洋的下午。我突然覺得上海好冷。于是我說，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里吧，我回公司加班了，就在隔壁。這么晚了還加班，你閑的？我說你別拆穿我了，吃了火鍋、吃了冰淇淋，我——要拉肚子！廁所！

陳晶說，那等你明天上班的時候我們再說。不行。我說。公司的電腦安裝了保密軟件，我的每一條信息都被監控——去年年終他們拿出一個同事刷淘寶的記錄，謀殺了她的獎金，記錄的具體內容則殺死了她本人的社交能力。那行吧。走之前我問陳淼，你知道火烈鳥是什么顏色的嗎？帝國理工的高材生白了我一眼說，紅色的唄。我說不對，是動脈血的顏色，人們大多只有在受傷的時候才能看見。

很晚了，晚到公司時刻爆滿的廁所都有了空位。在最后一班公交車上我看見陳晶或者陳淼發了一條朋友圈，說，大師，我這樣的路人也要發到這么苦的人生嗎？管它是誰發的呢，反正我點了一個贊。我往窗外看，天邊上好像還有一點稀薄的紅，眨眨眼又不見了。火烈鳥飛走了并沒有多看我一眼。我很簡單地開始感到痛苦，我痛苦得很淺薄，但至少會有更多人和我一樣痛苦著。堂哥煮飯燙了舌頭，環哥搬磚割了手，我們都流血，我們看見火烈鳥，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

我開始給我媽寫信。我寫了好多，我甚至忘了自己是否有個媽媽，還是說我只是在給某個名為“媽媽”的人寫信。我總是對自己的生活感到迷惑：我過著單調而痛苦、無論收入幾何都永遠貧窮的日子，可那些圖表和報告都告訴我我理應無比幸福。在統計學和金融學都失效的日子里人們就尋求文學，我也是個人。所以我寫信。我干這種事的時候總是在半夜，第二天要上班。我用毫無意義的視頻和文字消耗了躺在床上的幾個小時，小區里的貓開始叫春，如此凄厲！我意識到自己再不睡覺明天的工作會十萬倍地痛苦，于是決定睡覺、放下手機，并在幾秒鐘內開始胡思亂想。我在奔跑。

這時候我就開始寫信。

我先在腦子里寫。我寫信和堂哥寫詩不一樣，我有太多廢話要講，堂哥卻追求每句話字都要少。他曾經寫了一首最滿意的詩，四行，分別是我、不、知、道，和達芬奇的抽象畫一樣迷人。堂哥說你個文盲，抽象畫是畢加索畫的。可能我就是這樣的人，和知識之間有天然的壁障，高中時我經常懷疑那些裸分夠得上“清北”的人是不是大腦里比我多長了一些結節。但此刻我覺得我被文字眷顧了。堂哥說，他從不否認自己是個天才，所有寫詩的人都是天才。但他也不否認自己是個無用的人，一切都把他絆著；無論出于自愿還是被迫，他的光華被消磨在每一個抱頭痛哭的夜晚里。所以快寫，在還有話可說的時候寫。

我先用十四行字去責怪媽媽，怪她為什么不理解我，怪她為什么不能熟練地使用網絡，一行一行，演變百萬年，最后才回到所有人都會寫的那一段——責怪她為什么會生下我；然后我再用十分鐘責怪自己，怪自己為什么不努力活成想要的樣子，怪自己為什么不嘗試理解他人，怪自己為什么不用盡全力去釋放才華，一項一項，細數完所有我記得的尷尬的細節，最后又回到所有年輕人都會想的那件事——為什么不早點睡。如果這時候我恰好有說話的欲望，心潮澎湃，我就會爬起來打開電腦——順帶一提，這臺電腦是我用第一個月工資買的，萬把塊錢，呵呵，沒有炫耀的意思——奮筆疾書，寫一些讓第二天的我嘔吐的話。堂哥和陳晶偶爾都會走進我的話里，也有我的領導、我的老板，我擦肩而過的每一個人，當然更多的還是我自己。我又和站在久光中心第十層一樣赤身裸體了。

我坐在我十萬一平、六千一個月的出租屋里寫信。我寫字的時候比任何時候的自己都要焦慮，我時而亢奮，時而萎靡，我恨不得把鍵盤的線插到腦殼里讓字符都噴發出來——我真蠢，我應該插電腦主板上的線。我寫得磕磕巴巴，就像我抗拒在家以外的所有地方上廁所，而只有在我臥室里洗手間的馬桶上坐著才不會便秘一樣，我只有在標記為自由的地方才會暢快地說話。天昏昏黑或者蒙蒙亮了，小區里的貓又在叫了，痛苦得狠，好像一性成熟就被認定為孤兒。我不真切地聽了幾嘴，一只在說我要寫詩，一只在說我要買房子，一只在說我要改名，一只在說我要去死。

而我呢，我想要一只火烈鳥。

很多時候事情都是這樣簡單，我傾訴很多之后發現我只是想要一些東西。比如現在，陳晶和陳淼都睡了，她們倆蜷縮著抱在一起，像蝴蝶的兩片翅膀；環哥躺在沙發上，肺里還有裝修時留下的煙氣，他的老婆或許一個人躺在雙人床上，側身背對著所有人，在黑暗里露出山脈的輪廓；堂哥呢？堂哥趴在桌前，他身材高大，起伏也明顯，會打呼嚕，但吵不醒任何人。在我的腦海里他們和諧地共處一室，我坐在屋子的正中央奮筆疾書。我不寫我和堂哥的胡言亂語，也不寫從環哥那學來的瓷磚小知識，更不愛寫我和陳晶坐在一起的時候看見的那些疲憊的人。我寫，媽媽，我買了一張彩票，我知道彩票都沒有結果，像我的工作我的大學；媽媽，如果當初我是和一陣猝然的痛苦一起被你帶到世界上的，那是否意味著我就是災難的隱喻；媽媽，我不會道歉，這些我都不在乎，很多時候我都只在乎自己，這個夜晚更是如此；媽媽，我哭的時候總會忘記我在后悔什么，因為我一直在嘗試離開，每分每秒；媽媽，甲溝炎意味著我讓自己出血發炎；媽媽，你知道沒有任何一只火烈鳥會心甘情愿地去死；媽媽，為什么失敗總是貫穿人生始終；媽媽，我時刻痛苦著，我恨自己；媽媽，記得早睡，好好吃飯。

媽媽是誰呢？有一陣子我們喊環哥叫環媽，因為他挺著腰板替我們和公司其他部門吵架；有一陣子我管堂哥叫堂媽，因為他總是以媽的態度介入大伙的生活，還酷愛做飯；有一陣子我覺得自己也當媽了，因為我年紀小，我會在堂媽環媽忍氣吞聲的時候在會議上發泄情緒……但是環媽為了房貸在任何時候都會主動低頭，堂媽會在吵架時憤然離場回家寫詩罵人，我的情緒也不比我寫出的任何一句臺詞更有價值。

我把所有字都劃掉。我總會在夜晚借來一張全新的嘴去說一些殘忍的話。堂哥看見了，不會夸我有說話的能力，只會嘆著氣讓我長大，別總是被情緒影響。有時候，我和堂哥在凌晨加班。封包的日子，空調停擺，沒有大樓會為你吹冷氣到時針走過一圈之后。公司里一百多臺機子在“呼哧呼哧”喘氣，每一臺都認定自己是個暖氣機。我們蹲在冰箱邊上把速凍層打開，貼著冰格聊天就像兩只被遺棄的大型犬。我說堂哥，兩點之后，有款外國游戲就要發售了。在他們那個時區，正好是中午十二點，只要我玩上，加利福尼亞的陽光就會照在我的臉上。堂哥說你還嫌不夠熱呢——七十美刀，折合五百塊人民幣，這價格我一看就汗流浹背了！但我執意邀請他一起。一點半，我到工位上去找他，發現他已經仰頭躺在讓人腰酸背痛的辦公椅上睡著了。為了五百塊他背叛了我們的約定，他額頭上是細密的汗。堂哥工位邊上就是窗簾，窗簾外面就是玻璃幕墻，我無數次鉆到簾子底下，在人們走來走去的地方孤獨地看火烈鳥。我又鉆過去，電腦們的風扇在高負載的時候發出尖銳的慘叫。我看見高架上過去的路有紅色的河流，回來的路有白色的河流，剎車燈和遠光燈，唯獨不見火烈鳥。

我想一躍落入河流中。我想如果不用加班，堂哥這時候該在斗志昂揚地寫詩，而我在給媽媽寫信。我總有一天會寫出來一封讓人看了就痛哭流涕的信的，雖然我現在寫的都是些垃圾——他們總是和我談及商業化，談及人們接受的尺度——但我絕對會寫出最好的一封信。我要那封信酣暢淋漓，像暴雨中流入下水道的水，像一場猝不及防的死，讓人措手不及、無法承受。我會坐在世界的正中心寫，從天最黑的時候開始，刀片切開皮膚露出火烈鳥的長腿，然后窗外亮了，太陽升起來了，我突然就和媽媽和解了。因為我知道至少在我的期盼里媽媽會因為我的死而哭泣。只要有人會為我哭，那我就會一直健康地活下去。我終于能在異國他鄉順暢地排泄，我的思鄉和向死只在夜晚倉促地活過——

那怎么可能呢？我扒拉的每一碗豬腳飯都在一只思鄉的豬身上活過，他們吹噓肉塊上桌時還會輕微地蠕動，而我寫下的信說過的話甚至不比那些電信號引起的痙攣更發人深省。我活過吧，在和環哥用十盒炸雞慶祝版本出包的時候，在和堂哥因為一個點子吵得老板敲門的時候，在嘴賤兩句被陳晶追著揍的時候，所以我應該也能寫一點詩一樣的、離了我就沒了意義的句子。我們三十五歲之后就不會有這樣的日子了。現在我想我是可以的，我要寫最好的一封信，給媽媽。

我最后寫出來的信是這樣的：

我不給你們看。堂哥說沒看到的詩才是最好的詩。

我的話說完了。我突然明白了，奧運會會歌不是《北京歡迎你》的原因是上海也不歡迎我，但我不在乎，我小時候騎著鄰居家狂暴的狗也是這樣顛簸地快樂著；我緊接著也清楚，火烈鳥只是存在過，它不屬于我，更不屬于任何比我站得更高的人。早上七點，兩個小時后我應該在工位上微笑，但現在我還坐在桌前，朝霞刺得我眼睛流淚。火烈鳥啄食我的眼睛。我依次給堂哥、環哥、陳晶發消息，其中兩個人回復了我。在賣命的操勞中這會兒我們還不甘心地醒著。我問堂哥在做什么，怎么還不睡。堂哥說他寫不出來詩，抓掉了三把頭發，喝了兩瓶酒，配著吃下了一肚子空氣。好。我說。那明天在公司夢里相見。

堂哥打了個嗝，說，沒有明天了，就是今天。

陳晶說她不改名字了。她想了一晚上。好麻煩，改完之后你總得向別人證明曾經的自己也是自己。她有很多次機會能改名的，在拿到畢業證之前、在升入大學之前、在哭得睡不著之前、在第一次被起外號之前，怎么看現在都是最差的時機。太遲了。她到哪兒都是人勸著她不要改名了，派出所的女警責怪她，你這樣麻煩干什么，要走的手續要交的材料太多了。我隔著幾十公里拍拍她。我說你不要陷入自證陷阱。陳晶說不會，是我自己不想的——我剛熬夜看了比賽，我最喜歡的隊伍，披荊斬棘，只輸了一場，那一場是總決賽。他們咬著銀牌流眼淚，有人在屏幕前嘆氣，有人在鍵盤前罵他們，還有人會像我一樣寫虛構的小說給他們圓夢，在小說里他們會是也只能是冠軍。但那有什么用呢……輸了就是輸了，我寫再多都沒用呀，很多年后人們把日歷翻到這一頁，他們還是亞軍，你沒法改變。名字也是一樣，改名字……改名字只會帶來麻煩，算了吧。都算了吧。

所以陳淼被殺死了。她死得毫不意外，就像任何老去的人一樣，順理成章地就沒了；她死得也很奇怪，只停留在一個非常非常年輕的歲數。在大多數人看來一個沒賺錢沒立功的孩子甚至不算是真正活過。那么，沒有人會為她立墳，沒有人會按照她的想法在她墳前倒一杯咖啡而非酒液，沒有人會在碑刻上為她寫下她初中高中干過的那些傻傻的但值得讓一個年輕人期盼老去的事情。我很生氣，比在我爺爺的葬禮上看見袒胸露乳的舞蹈隊的時候還要生氣，大抵是因為我知道一樣的“陳淼”也在我身上死去過……我不在乎原理，我也不在乎邏輯，如果我只有在吼叫的時候才能察覺到自我，那憤怒就會出現得毫無道理。但人真的有能力有力氣去發怒嗎——老板開會，說，你能力不足，你讓我感到失望，你可以做得更好，我縮到工位上改第二十版大綱的時候只敢從會議室偷走一瓶三塊錢的烏龍茶——堂哥！我大聲喊，給我一個喇叭，我要罵人……我回頭的時候堂哥不在我身邊，環哥不在，陳晶不在，天亮了，一只火烈鳥單腳踩著高樓大廈。我在上海和它一起眺望黃浦江，期盼里面有一些死豬漂浮給我帶來刮刮樂中獎的好運。

我想我是看錯了。時間還早，遠遠沒到中午，火烈鳥不會在早上出現，它只屬于傍晚，屬于傍晚的我，屬于那些向著結局出發的人。它站立的地方并不是終點，只是求愛和向死總會被畫上等號：像一碗背井離鄉的豬腳飯，像一臺晝夜不關的主機，像一行言辭粗魯的詩、像一封無人接收的信，像我視網膜上能倒映出的所有復雜的光線。我告訴自己，成為一個蠢蛋絕不會讓人感到痛苦，英雄才會把自己磨成碎渣。我從小被當作騙子培養，第一堂課是要騙過自己——只要告誡著，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成人樣，我就一定會背對著死的火烈鳥的血的顏色在電子屏幕前耗盡我的一生。像每個為生活奔波的人都一定不會記起必然的死。

我說的都是假話。但我想要一只火烈鳥，這是真的。

【蔡澤宇，2000年代生人。曾在《四川文學》《朔方》《湖南文學》等刊發表小說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