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上海首部兒童文學史，《上海兒童文學史（1875—1949）》的出版既是對百年上海兒童文學的獻禮，也是對以陳伯吹先生為代表的上海兒童文學前賢的致敬與告慰。

1996年9月，當我從偏遠的大西北小縣城寧夏平羅來到上海讀研究生時，才第一次知道上海兒童文學，也逐漸了解了陳伯吹先生作為上海兒童文學泰斗的崇高品格與不凡業績。遺憾的是，未及我前去拜謁，先生就于次年11月仙逝。

1999年8月，我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到少年兒童出版社工作。一個偶然機會，聽一位師長說起陳伯吹先生生前曾留下囑托：上海要有“上海兒童文學史”和“上海少年兒童報刊史”。初聽信息，心中頗受震動：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發源地和重鎮，百年上海兒童文學理應有自己的文學史和報刊史！

2010年7月，上海作家簡平撰寫的《上海少年兒童報刊簡史》在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至此，陳伯吹先生的囑托部分實現。然而，上海兒童文學史的空白依然在延續。

實際上，在此之前，國內地域兒童文學研究已悄然興起，并漸成風氣——《東北兒童文學史》（1995年）、《發展中的內蒙古兒童文學》（2004年）、《廣東當代兒童文學概論》（2005年）、《重慶兒童文學史》（2009年）、《湖南兒童文學史》（2015年）、《貴州兒童文學史》（2016年）……紛紛推出。相較之下，作為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龍頭老大”和“排頭兵”，上海兒童文學無史的缺憾顯得格外醒目。

2015年8月，我申報的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新時期上海兒童文學創作研究”獲得立項。研究推進中，我多次與劉緒源先生探討，向他請教。其間也曾談及上海兒童文學無史的話題（在我的認知里，緒源先生自是擔綱上海兒童文學史撰著的不二人選），緒源先生頗覺無奈：作家作品眾多，史實頭緒繁雜，工程浩大，精力有限，實非一人之力可為。那時，緒源先生廣受好評的史著《中國兒童文學史略（1916—1977）》剛出版不久，正致力于幼兒美學力作《美與幼童》的撰述，的確無暇考慮上海兒童文學史的編寫。

就在我期待緒源先生完成手頭著述后適時開啟上海兒童文學史撰寫時，2018年1月10日，先生竟遽然離世……

上海兒童文學無史的狀況到底還要延續多久？沒有人知道答案。

于是，當陳伯吹、賀宜、方軼群、李楚城等諸多第二代上海兒童文學作家僅僅因為籍貫原因而被當作其他省份兒童文學代表性作家的時候，上海兒童文學無史的窘迫進一步被放大了。現實中，時常可以聽到“上海兒童文學要薪火相傳、繼往開來”的宏愿和展望，可面對上海兒童文學輝煌的歷史，我們竟然連最基本的追根溯源都沒有，更遑論正本清源？至此，盡快推出一部《上海兒童文學史》不惟必要，更成為時不我待、迫在眉睫之亟需！

然而，百年上海兒童文學作家燦若群星，作品浩如煙海，史實龐雜紛繁，短時間內想推出一部《上海兒童文學史》又談何容易！好在凡事篳路藍縷，終將玉汝于成。經過幾年的籌劃，終于在2022年秋天初步組建了團隊，并確定了“化整為零，分段推進；立足文學，多維呈現”的編寫思路。具體說，就是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界，將百年上海兒童文學劃分為近現代（1875—1949）和當代（1949—2025）兩個時段，并細分為“發生期”“自覺期”“發展期”“嬗變期”“成熟期”“轉型期”“繁盛期”“拓展期”等八個時期，預計在六年當中分“兩步走”：先期推出上部《上海兒童文學史（1875—1949）》，再用三到四年時間，完成下部《上海兒童文學史（1949—2025）》。如今，歷經三年的籌劃、組織、研討、編撰，四十余萬言的《上海兒童文學史（1875—1949）》終于得以付梓。

至此，上海兒童文學無史的歷史已然成為過去。

相較國內其他地域兒童文學史，《上海兒童文學史（1875—1949）》在編寫體例上摒棄了地域視角的單一線性敘事，采取跨學科、整體性、多維度、動態化史述理路，立足空間維度、時間脈絡、文化生態、制度影響等要素而全方位探尋近現代上海兒童文學發展脈絡、過往品貌。其中，空間維度包含“地理意義的上海、文學意義的上海和社會意義的上海”三個層面，以動態性、開放性、包容性看待上海兒童文學的地域界定與作家身份歸屬，由此體現“海派文化”與都市“現代性”對近現代上海兒童文學之塑形；時間脈絡呈現的是上海兒童文學發展的前后次序與內在邏輯關系；文化生態既關涉上海兒童文學的“海派”特質，又融匯都市文化的多層內涵；而制度影響則著重考察上海兒童文學發展與中國近現代童書出版、學校教育、社會接受之間的密切關聯，其中映現著近現代上海兒童文學的生產、消費與傳播機制。

簡言之，就是依托“大文學史”視角，以中國近現代社會政治變革為背景，觀照上海都市童年之面相；以近現代兒童觀嬗變為參照，透視上海兒童文學發展之軌跡；以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為軸心，探析近現代上海兒童文學之品格；以都市童年現實為鏡像，映現上海童年文化之變遷……基于這樣的視角，上海兒童文學顯然就不是單線索文學發展脈絡展示與板塊狀作家、作品集合呈現，而是一個由創作、譯介、研究、出版、教育、傳播共同構成的由內而外的同心圓式童年文化生態圈。其核心為上海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和創作脈動，毗鄰軸心的內圈是兒童文學譯介、研究和童書編輯出版，由內圈向外拓展，則是兒童文學教育和跨媒介文學傳播。

由此，如今這部《上海兒童文學史（1875—1949）》并非由上海籍兒童文學作家、作品所營構的區域性、地方性兒童文學史實匯編，而是葆有涵容廣泛、兼收并蓄、引領風尚、輻射全國的全局性、開放性、超越性文學特質，它相當程度上標示著近現代中國兒童文學的基本脈絡、整體風貌。換言之，上海兒童文學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地域文學，而是具有全局性、整體性的文學現象。其不僅參與了中國兒童文學的整體建構，甚而本身就是中國兒童文學的主脈或主體。在這一點上，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兒童文學多達三分之二的作家、作品都出自上海，且上海兒童文學發展與中國兒童文學進程高度疊合就是明證。

基于此，《上海兒童文學史（1875—1949）》的出版對上海兒童文學來說，就不只是文化“補白”，更有“探索進入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新視角、新方法和新路徑”（李星辰博士語）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當然，“百里之行半九十，千尺竿頭須再攀”，就已逾150年的上海兒童文學進程而言，《上海兒童文學史（1875—1949）》還僅是百年上海兒童文學的半部“史”。路漫漫其修遠，恒求索當有期。為百年上海兒童文學承前啟后之發展計，也為了《上海兒童文學史》之精要、圓滿，我自當與兒童文學同道不懈攀緣、繼續拓進。

最后，誠摯感謝上海文學界領導、作家、學者及其他熱心人士對《上海兒童文學史》的支持；感謝少年兒童出版社領導和編校、設計、制作人員的辛勞付出。謝謝所有關心上海兒童文學的人們。讓我們一起為百年上海兒童文學喝彩、鼓呼、助力！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兒童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