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現代社會物質豐裕，但“精神上的不高興”和意義失落感，恰恰是哲學與人文思考的切入點。近日，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朱承出版了新作《詩酒精神》，并以“古典文人的意義危機及其療愈”為主題舉辦了分享會。

詩酒精神

《詩酒精神》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涉酒詩詞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中國古典的詩酒精神。

何為詩酒精神？朱承的定義是“以詩歌藝術的形式，借飲酒之事來表達對宇宙人生、人性與天道的認識，實現藝與道的結合”。在傳統詩酒精神中，詩人們活在當下的現實感、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和灑脫情懷，參與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塑造中，對于中國傳統士人心態產生了影響。文人的詩酒意象，呈現他們對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感性維度，也展示了傳統知識分子思想世界中的非理性氣象。

朱承教授從該書撰寫緣起切入，指出當下人們普遍面臨“衣食無憂卻精神不悅”的困境，往往需借助運動、飲食乃至寫作等外在事物以尋求愉悅。反觀歷史，古人與今人的生活境遇亦有相通之處——李白“婚姻不如意，工作不如意。交友也不怎么如意”；蘇軾“總是失業，總是降職”；辛棄疾滿腔報國熱忱卻終未被采納，“只好到江西買一處房子，喝酒了此殘生”。他們的生命軌跡，與現代人遭遇的工作不順、家庭壓力、理想與現實落差等形成了跨越時代的呼應。

通過共同熟知的文學人物與歷史敘事，現代讀者得以與古人的生命體驗建立連接，在共情中審視自身的處境。當人們意識到“基本上都做不成劉邦了，也做不成朱元璋了”，便會轉而從陶淵明式的隱逸、李白式的狂放、蘇軾式的豁達中，尋找一種替代性的意義寄托。“這些隱士、詩人就最容易成為我們共情的對象。這樣在你的不如意不開心的時候，你就容易建起新的生活意義。”

“得意忘酒”：詩酒作為意義轉換的媒介

詩與酒的結合，在中國文人傳統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意義療愈機制。朱承認為，古代文人通過“縱情于酒、快意于詩”，將現實中的不如意進行轉化與升華。他在書中詳細分析了《將進酒》等作品如何體現這種精神轉換。但值得注意的是，酒在此過程中并非目的，而是媒介。“喝酒，它是一種媒介，當我們借助這種媒介，或者不需要這種媒介實現了情緒轉換的時候，我們就大可不必執著于這個媒介。”

朱承在書中撰寫了代序《得“意”忘“酒”》，借用中國哲學中“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思想傳統，強調詩酒精神的本質在于意義的獲得而非形式上的飲酒行為。“如果你不需要通過飲酒來轉變我們的精神情緒，我們干嗎要飲酒？”他進一步以金庸武俠中的“獨孤九劍”作比：最高境界是“不要劍了，他拿一根樹枝都可以當做劍”。“如果你的精神能夠實現自我的轉化的話，那是不需要喝酒的。叫得意忘酒。”

這一觀點在面對“年輕人不再喝酒，如何與古人共情”的現場提問時被進一步闡述，朱承觀察到，如今年輕人聚會常以可樂等軟飲料替代酒，同樣能達成歡暢交流的效果。“是不是一定要去通過喝酒才能夠實現和李白、蘇軾的共情？……有些人他不需要這種方式，他通過聽音樂，他通過運動，可以重新建構生活的意義。”詩酒精神的核心，在于借助某種文化實踐實現精神情緒的轉換與意義的重建，具體形式則可因時代與個體差異而變通。

公私之界：酒文化的社會維度

朱承亦注意到酒在中國歷史敘事中的矛盾性。一方面，酒與亡國亂政的負面形象緊密相連，從紂王的“酒池肉林”到周公的《酒誥》，形成了“昏庸和喝酒、失德和喝酒都會聯系在一起”的警示傳統。另一方面，酒又是私人情感抒發、文人雅集不可或缺的載體。為此，他在書中專設《飲酒活動與公共生活》一章，探討禮制與政治背景下飲酒行為的公私邊界。

“討論喝酒的問題，必須要關注到公私生活的邊界。”朱承指出，歷史上的酒禁與當代的公務飲酒限制一脈相承，皆意在劃分私人怡情與公共責任之間的界線。健康的酒文化應當承認并尊重這一區分，使飲酒成為個體意義建構的助力而非社會秩序的破壞因素。

在闡釋蘇軾等文人的精神特質時，朱承提出了“放達型儒者”這一概念。與傳統印象中“敦厚長者”式的儒生不同，蘇軾展現了“既世間而又出世間”的生活姿態：既熱烈投身于現實生活與人倫日常，又能以“我欲乘風歸去”的超越情懷，實現“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這種融合儒家擔當與道家超脫的生命態度，為現代人提供了一種調和入世壓力與出世向往的精神范式。

朱承總結道，《詩酒精神》試圖傳達的核心訊息是：人生的意義并非依賴于外在目標的達成——因為“絕大部分人都是實現不了的”——而在于通過文化實踐、精神轉換，在有限的生命中建構無限的意義價值。“我們能不能夠通過飲酒這件事來表達自己對人生的看法、對家國天下的看法，乃至自己和天地相融通的這些看法……無外乎見自己、見社會和見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