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宋淇的《文思錄》（署名林以亮，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偶見其中《中詩英譯》一文提到：“嘗見某美國名教授翻譯中國古典詩，其突梯滑稽尤甚于小兒嬉戲。”然后示例三則，說明了該教授的譯筆之滑稽可笑。至于文中這位“美國名教授”何許人也？宋淇卻故意賣了個關子，并未點出。近來看蘇州大學季進教授所贈宋淇致夏志清未刊書信始知，原來這位鼎鼎大名的教授乃美國漢學家薛愛華。

宋淇是一個文壇多面手，在文學批評、翻譯和《紅樓夢》研究等諸多領域皆有所造詣，他頗為看重文學翻譯，并將翻譯視為做學問最嚴格和徹底的訓練方法之一。宋淇自大學時代就開始介入翻譯，與友人吳興華在《西洋文學》上發表了不少譯作。赴港后，他進入美國新聞處工作，組織翻譯了多部美國文學叢書。上世紀七十年代，宋淇又在香港中文大學主編英文學術刊物《譯叢》（Renditions），為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作出了貢獻。可以說，宋淇廁身譯壇半個世紀，在中譯英和英譯中兩方面都作出了有價值的探索。宋淇認為，翻譯沒有什么準繩，也沒有什么奧秘可言，它是一門實踐的藝術。宋淇論翻譯最明顯的特點是不說空話，講究實證。這當然不是說宋淇不重視理論，而是在他看來，翻譯理論再高深，最終還是要落腳到具體實踐中。宋淇晚年傾心于翻譯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其《林以亮論翻譯》《〈紅樓夢〉西游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在港臺文化界飽受贊譽。特別是他對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亞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等漢學家的翻譯糾錯，令人印象深刻。宋淇對霍克斯《紅樓夢》英譯的指正還得到霍克斯本人的肯定，他后來更慨然為宋淇的《〈紅樓夢〉西游記》一書作序，這也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1973年，宋淇與旅美翻譯家高克毅（筆名喬志高）攜手創辦了《譯叢》，為了獲得更為優質的稿件，他們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招攬翻譯能手，并且得到夏志清和柳存仁兩大漢學巨擘施以援手，兩人也向《譯叢》編輯部推薦了不少海外譯者，薛愛華便是其中一位。

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又譯愛德華·謝弗），1913年出生于美國華盛頓州，1947年獲哈佛大學東方語言博士學位，師從漢學名家卜弼德（Peter A.Boodberg，1903—1972），1958年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薛愛華的治學理路與一般的西方學者不同，他的研究結合了文學、歷史、博物學、人類學的方法，而且注重文獻考據，這種跨學科的學術視野令人耳目一新。薛愛華尤為擅長唐代文學研究，其代表作《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在海內外學界皆有影響。同時，薛愛華自己也翻譯了不少中國古典詩文，大都散布于他的學術專著和論文里，據研究統計有200余篇（首）。薛愛華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間，曾是夏濟安的頂頭上司，夏志清、夏濟安昆仲在書信里也多次提及他。對于卜弼德、薛愛華等海外漢學家耗費畢生精力做中國文學考據的精神，夏志清表示相當贊賞，認為他們的貢獻不在胡適、傅斯年之下。后來，夏志清因撰寫書評的關系與薛愛華結識。

最初，宋淇對薛愛華的研究確實饒有興致，曾多次委托夏志清幫忙購買他的著述。其間，夏志清可能將薛愛華的譯詩推薦給了宋淇和高克毅，不過，宋淇讀后卻不能茍同。1973年初，宋淇致函夏志清說：

Schafer教授譯唐詩多首，克毅兄讓弟同T.C.Lai（按，賴恬昌）看了一下，他覺得寒山詩中的“道”字大有問題，由弟再同克毅兄從全唐詩中找到原作，核對了一下，發現他對中文的理解頗有問題。弟自思對詩并沒有研究，但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可以指出很多問題，也許他選的詩比較冷門，也許還沒有出版，不過至少應該請一位中國人替他過一下目。

宋淇與編輯同人高克毅、賴恬昌經過仔細校讀，發現薛愛華的唐詩英譯大有問題，顯然不符合《譯叢》的刊發標準。他們并未因為薛愛華在漢學界的學術名望，就對他“網開一面”。《譯叢》之所以能夠成功，并且得到西方主流學界的認可，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刊物的創辦者秉持獨立的學術品味，追求高超的翻譯質量，拒絕人情稿、關系稿。

在1972年2月18日的信中，宋淇更加直率地指出：

Schafer所譯的詩，T.C.Lai和George（按，高克毅）無意中將他的譯作和寒山的原文一比，發現一很明顯的錯誤，后來由于好奇，弟將他的譯詩和能找到的原作一對，發現四首每首都有問題，而其中有幾處是極荒唐的錯誤。他對中國詩的了解根本就不行，而如兄信中所說，不許人易一字，那么此人未免狂妄得可笑了。可能他很自負，而自命不凡，又不肯虛心向中國人請教，以致大鬧笑話。George同內人（按，鄺文美）都看得出他所犯的錯誤，其平常可想而知。可能他所譯的詩比較晦澀，不為中國人所知，也懶得去和原作查核，以致給他混過去了。現在George已將他的譯作和全唐詩去查原作，索性每首詩給他對核一下，俟查到以后，當詳細給兄說明。總之，此人詩才和中文的知識都遠不如Waley，居然算是頭挑人物，只好說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了。等到我有機會詳校后，再寫信給兄討論。

對于這樣一位聞名遐邇的漢學家，宋淇顯然對他的翻譯深感失望。

隨后不久，宋淇就給夏志清寄上了數頁打印稿，詳細校正了薛愛華八首譯詩的謬誤，指出了十余處問題。這些譯詩涉及寒山詩兩首（出自《詩三百三首》）、杜荀鶴《登山寺》、岑參《龍女祠》、羅隱《焚書坑》、于武陵《贈賣松人》、李群玉《江南》、唐彥謙《野行》。宋淇指出薛愛華所譯唐詩幾乎每一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錯誤，《中詩英譯》一文所涉三例均為宋淇在書信中所征引的。除此三例以外，宋淇還發現薛愛華將羅隱《焚書坑》中“祖龍”譯作“grandfather dragon”，而“祖龍”實為秦始皇嬴政。李群玉《江南》中“鱗鱗別浦起微波”的“浦”譯作“pool”，而“浦”并非水塘，實為河流入海處的水濱。岑參《龍女祠》中“宛宛如相語”的“宛宛”譯為“coils sinuously”，實則把龍女看成了龍蛇，“宛”字應通“婉”，因為在中國人的觀念里龍女顯然是具人形的。

不過，宋淇的理解也有出錯的地方，比如他認為薛愛華將于武陵《贈賣松人》中“欲將寒澗樹，賣與翠樓人”的“翠樓人”理解為男性是錯的，且引王昌齡《閨怨》為證，而事實上，“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與《贈賣松人》中的“翠樓”意思并不相同，《贈賣松人》中的翠樓人不能理解為婦人，應為富貴人家之意，薛愛華原來的理解并沒有錯。

宋淇寫過不少文章批評西方漢學家，從而引發了爭鳴，在學界流傳甚廣。他并非是為了制造話題、博人眼球，而是與其自身的文化立場和治學理念密切相關。中國文學早期的譯介傳播大多是由西方漢學家主導的，文化權力的失衡、錯位鬧了不少翻譯笑話。面對西方學界所謂的文化權威，宋淇并不盲目跟風，亦步亦趨，而是力求事實真相，一切用證據說話。宋淇通過舉證薛愛華的翻譯錯誤，所要說明的是“翻譯界沒有偶像可言”。任何翻譯家都不能驕傲自滿，閉門造車，從事翻譯時應該多方查詢，最好是請教一下以原文為第一語言的該國人士，有時可能比字典和參考書還要有用。從宋淇的身上我們也看到了中國學人不卑不亢、不驕不躁的文化心態。而說到底，這種文化自信是建立在真才實學的基礎之上的，這對當下浮躁功利的不良學風也很具警示意義。

（作者為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