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4日，中國申報的“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作為申遺發起人之一，作家馮驥才在申遺成功后編著了《過年書》一書，全面闡述春節的文化內涵。書中收錄了馮驥才的《過年》《花臉》《春節八事》等五十余篇關于春節的文章和采訪，配以三十余幅彩圖，從個人記憶、習俗梳理、民俗搶救到文化展望，系統呈現了春節作為中國人“最強化的生活”的豐富面貌。

馬年新春在即，近日，馮驥才接受了訪談，回顧春節的習俗和自己近些年所做的對于春節相關民俗的搶救工作。

馮驥才談過年：生活理想化的載體

馮驥才表示，編撰《過年書》源于對年文化深切的憂患與責任。他認為，春節是中國人共同的情感記憶與文化基因，是“太陳太濃太烈太醇的一缸老酒”。然而，隨著社會開放、生活節奏加快以及外來文化影響，傳統年俗逐漸淡化，年味不斷流失。他擔心，如果失去年的風俗，失去的不僅是一頓年夜飯，更是幾千年來各地多姿多彩的年文化，其中蘊含著中華民族對團圓、慈孝、和諧、平安與幸福的執著追求。

因此，馮驥才長期致力于年的文化保護與振興工作：他撰寫文章、發表演講、提出建議，推動除夕放假成為國家制度，并積極倡議將春節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

馮驥才強調，年文化是中國民間最深廣的文化。春節源于農耕文明，人們在農閑時節、四季之始，以各種習俗表達對生活的熱望與理想。中國人崇拜的并非某種神靈或權威，而是“生活本身”。過年時，生活被理想化，理想也被生活化，二者交融，構成獨特的“年味”。

從餃子、年畫、春聯、鞭炮，到祭祖、守歲、拜年、廟會，一切物品與活動都被賦予吉祥寓意。瓶子代表平安，魚象征富裕，桃子喻指長壽……這些樸素的形式，實則承載著人們對喜慶、團圓、安康、富足的共同向往。年文化以其龐大、深厚、高密度的內容，成為中華民族情感與價值觀的集中呈現。

年不應當只是普通的“大周末”

馮驥才指出，年文化正面臨多方面的沖擊：西方文化的影響、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傳統習俗與現代觀念的脫節，以及部分年俗活動的消退。有人感嘆，過年似乎只剩下吃團圓飯、看春晚和拜年三項內容，甚至拜年也逐漸被電話、信息取代。若再不重視，春節恐將失去其精神內核，淪為普通的“大周末”。

他強調，復興不是簡單復舊，而是文化的選擇與弘揚。關鍵在于避免傳統流失過快，防止出現文化斷層與心理失衡。為此，他提出“臨終搶救”的理念，并以天津南鄉三十六村的年畫保護為例，說明文化搶救的緊迫性與方法。

在對南鄉年畫進行系統保護時，團隊采用“視覺人類學”和“口述史”等方法，兵分多路進行記錄、攝影與整體搬遷，成功保留了王學勤畫室等珍貴文化現場，并發現了關鍵歷史文獻，填補了楊柳青年畫史的部分空白。

馮驥才在天津長期致力于民間文化的挖掘與活化。他不僅推動年畫、廟會等單項民俗的保護，也著力打造整體性的文化生態。例如，在展覽中完整呈現楊柳青年畫的制作流程，在廣東會館集中展示風箏、絨花等各類民藝，甚至復原老戲園的觀戲場景，讓歷史活在當下。

他強調，傳統不是靜止的遺產，而應通過創意與想象，重新融入當代生活。通過舉辦元宵“打燈籠走百病”等活動，讓古老習俗重回民間，喚起人們對年的情感記憶與文化認同。

儀式感：春節的精神內核

針對年輕人常談論的“儀式感”，馮驥才指出，春節原本擁有強烈的儀式感，只是許多傳統儀式已被淡忘。與圣誕節等宗教節日不同，春節的儀式感源于民俗，體現在一系列嚴謹的習俗程序中，如祭祖、團圓、吉祥話、尊老等。

祭祖表達對天地、祖先與師長的感恩與敬畏；團圓飯凝聚家族情感，體現中國人的倫理觀念；穿新衣、說吉祥話、發壓歲錢等習俗，則傳遞出對美好生活的祝愿。這些儀式雖不如宗教儀式嚴格，卻發自內心，重在精神內涵與情感聯結。

而對外國朋友而言，參與春節活動是最好的了解方式。通過貼春聯、包餃子、守歲、拜年等體驗，他們能感受到中國人對親情、團圓、和諧的重視，領會其中蘊含的古老而淳樸的價值觀。

馮驥才總結，人們自然要把對新一年生產和生活的極致的向往——五谷豐登和金玉滿堂，全放在對年的祝愿里，成為過年巨大的精神驅動力。同時，所有人間的美好的期許：幸福、平安、健康、團圓、興旺，也都一擁而來，匯成年的主題。人們表達這種對生活的向往與盛情所采用的方式是各種各樣的民俗，大到民間灶火和廟會，小到一枚巴掌大、美麗、鮮亮的窗花。

由于中國各地的山川不同，地域多樣，民族有別，風物迥異，各地的年俗自具風采。沒有一處灶火不具有自己的特色，沒有一枚剪紙不帶著自己地域的風情與傳說。

天津文化帶來寫作靈感與樂趣

馮驥才是在自己創作最如日中天的時候將精力投入到包括春節在內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關于他的經歷與選擇，在新書《清流：五大道生活》中，馮驥才有更多的闡釋。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以下簡稱《清流》）是馮驥才繼《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渦里》這套記述五十年文化人生的作品之后，回溯自己生命長河源頭的新書。他在書中以細膩的筆觸詳述家族的往昔點滴、情感故事，個人的求學、謀生、戀愛經歷、親友往來趣事等，而在他個人和家族跌宕起伏的故事背后，天津五大道地區獨特的文化韻味與歷史內涵也如畫卷般徐徐展開。

馮驥才談到，“個人的經歷是真正屬于自己的，誰也拿不走，誰也無法重復。關鍵是我的經歷跟這個時代有沒有關系。有時極端個人化的經歷，對于我們認識社會，認識生活和時代，也是一個啟示?！薄肚辶鳌返膶懽魇撬麑ι畹挠^照，對時代的觀照，“但我真正在寫的時候，還是特別懷念和神往我童年的時代、少年的時代，在父母的保護下，像清流那樣透亮地、真誠地、快樂地活著?！?/p>

馮驥才的人生清流始于五大道，他形容五大道“是一座富礦”。雖然跟自己年輕時比起來，五大道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它的歷史、內涵和記憶還留著，可以挖掘的東西非常多，比如這里的建筑。與按照標準的西式建筑蓋起的解放路不同，五大道上來此定居的政要商賈，拿著各式各樣的圖紙，把這里變成了“建筑的試驗場”，“人們可能把羅馬柱擱在平臺上，把亭子擱在房頂上，把天津的磚雕擱在洋房里，充滿了那個時代的創造性。這里馬路不寬，尺度宜人，兩邊是樹，墻比較矮，墻跟房子的風格是一致的，院子里面是一層樹，再里面是半隱半顯的房子，有一種特別的安全感，體現那個動亂的時代人們對安全的需求，但又很優美?！?/p>

但作為一個在前租界區長大的孩子，馮驥才先生反而對老城充滿了文化興趣。正如他在《清流》書中所寫：“對于我，天津有另一種很特殊的魅力，它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城區，兩種完全不同的景象、形象與氣質，兩種不同的文化。”在分享對談中，馮驥才進一步闡述天津城市的獨特性，在于以碼頭文化為起源、說天津話的老城，和以西洋文化為主、說國語的租界區，兩個城區雖然社會結構和生活文化截然不同，但并不分裂對立，而是融合的，共同體現了天津人開放包容的本質。

《清流》的發布會中，與馮驥才一起對談的嘉賓趙普提起在酒店附近買煎餅果子時，攤主一句“閉眼吃，聽響兒”，讓自己感受到天津人幽默的表達，從而產生好奇：天津這座城市究竟給馮驥才帶來哪些豐厚的文學營養？馮驥才回答，所有作家的寫作都離不開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那些熟悉的事物帶給自己心靈的撞擊和豐富、深刻的感受。讓他感受最深的，便是獨特的天津人。

“在碼頭上，沒有能耐你活不了。所以這個地方的人崇拜馬三立、駱玉笙。馬三立、駱玉笙代表市井的俗文化，但是真有本事。我這一輩子從小到大聽到天津各式各樣的奇事太多了，認識這樣的有絕活、有本事的人太多了，我寫的小說遠遠沒有把我知道的全都寫進去?！瘪T驥才形容，這些人物都直往他筆管里鉆，寫作時一個一個“擠眉弄眼、鮮活亂跳”地自己往外冒，而這樣的寫作當然也是充滿樂趣的。

“城市承載的不只是每一個個人的情感記憶，還有整個城市歷史的記憶。如果所有城市都變得差不多，沒有了歷史記憶，將來是可怕的?！睆哪菚r起，馮驥才就縱身躍入文化遺產保護的“漩渦里”，不僅關注天津的城市歷史，更關注中國大地上所有的民間文化，“我們應該主動承擔，我覺得這是作為文化人、作為知識分子義不容辭而且繞不過去的一個時代的使命，所以就把寫作放下了，那比我個人寫作重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