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語境中，文學作品中的自我常常呈現出分裂的傾向，如魯迅《狂人日記》在傳統與現代的斷裂中審視自我，卡夫卡《變形記》中的現代自我在多重關系的異化中崩塌……近期文學刊物中的諸多作品，多將“自我”置于歷史記憶和復雜的社會關系中，關注個體如何發揮自身主動性，重建自我。

在歷史記憶中，個人的認同和選擇往往與宏大的歷史相關聯。王開的《草帽頂紀事》（《民族文學》2025年第12期）在敘寫懷興地區鄉村振興建設的同時，也講述了草帽頂及其周圍抗聯遺址發生的故事。小說將當代以譚群眾為代表的鄉村振興實踐者，與歷史上以辰生為代表的抗聯戰士并置，詮釋了理想信念在不同的時空下以不同的方式對個體自我的塑造。在王礦清的《戲神》（《芒種》2025年第11期）中，塞戲在日軍侵略的背景下，從藝術競技變為個人抉擇和家國命運的隱喻。“戲神”韓留根的成長與死亡，將塞戲與抗日救亡的民族大義結合，展現了傳統文化與民族救亡的結合。

作家將自我放置在歷史中考察時，不僅揭示了歷史對個人的塑造，也關注到個體的鮮活與復雜。楊本芬的《和彭齊周的邂逅》（《萬松浦》2025年第6期）關注到知青群體中的“傷痕”，以溫情的敘事展現歷史中鮮活的個體。李立泰的《過秋》（《芒種》2025年第12期）以極具生活氣息的筆觸，描寫了人們在公社勞動中的種種秋收趣事。“我”勤勞能干且恪守原則，和居大牙等人偷拿棉花、玉米等行為，四叔、三歪因為貪吃饃饃鬧肚子進了醫院形成對比。即使“我”如此道德自律，在面對肉包子時也會產生想要帶給母親的念頭，這些正是復雜自我的生動體現。

自我的建構與歷史記憶有關，也在與現實復雜的人際關系的交互中形成。在作家們的筆下，人們在和欲望與創傷的周旋中，實現自我的和解并從中獲得成長。在2025年第11期的《西湖》中，作家多關注到個體成長中的創傷。單甯的《殺猹》寫失聰的少年不斷成長，聽見自我的聲音；沈軼倫的《竹筏順流而下》書寫主人公尋找母親，在記憶的河流中順流而下，與創傷和解；惠兆軍的《怪物死亡的原因》描寫失業的中年人何如異化為蜘蛛，希望自己能夠網住所有人，卻被家人嫌棄和驅逐，宿命般地被小孩踩死。龍垚的《落日計數器》（《百花洲》2025年第6期）不厭其煩地寫周溪清洗、切配食材，接送女兒和打掃衛生，談及婆婆的烹飪指導和丈夫的冷漠等細節。而到山頂上看日落則成為周溪對抗婚姻生活的無意義和確認自我的方式。楊遙的《雙貓記》（《萬松浦》2025年第6期）結尾“高衛東忽然覺得找到了想找的那種貓”，何嘗不是找到了從前快樂的自己。

現代的自我，不是傳統社會中穩固的、堅硬的、本質化的自我，而是一個在不確定的關系網絡中不斷生成的自我。作家們通過書寫，展現出人可以在社會洪流中發揮創造性，構建更好的自我。自我的不確定性與流動性，也要求與之相匹配的敘事方式。作家在書寫中有意識地使用了不同的技巧，來表達自我的分裂與整合，呈現自我的構建。如齊東的《天橋上的大師》（《萬松浦》2025年第6期）用戲謔的語調敘述荒誕的故事，解構了文學權威和寫作本身，揭開寫作者的精神困境。李薔薇的《異色蘿》（《百花洲》2025年第6期）頻繁讓人物的思想、感覺和回憶進入敘事，用意識流的寫作手法講述了阿蘿在泰國與變成首富的前任相遇，在這段經歷后阿蘿重新找到自己，回歸本真。齊東的《東照島》（《百花洲》2025年第6期）通過信件、日記、小說還原一個養鴨人為何瘋癲和如何死亡，省思現代人的創傷和焦慮。

在結構和敘事的控制上，作家們也獨具匠心。《草帽頂紀事》采用雙線并行結構整個小說，一條線索是懷興的鄉村振興，另一條線索是遼東自衛軍和抗聯戰士的個人回憶。《和彭齊周的邂逅》選取歷史中的一個橫截面，關注生產隊中一個殘疾的年輕人。這些小說通過敘述中的留白展現自我如何在城鄉變化和他人目光中被影響。

文學的力量，不僅在于能夠講述一個個關于尋找自我、建構自我的故事，即講“好”故事，更能通過講述這些故事的方式，“講好”故事。怎樣講與講什么同樣重要，它們共同完成了對關于自我固有認知的突破，發現塑造自我的隱性的社會規則，呈現自我所處的錯綜復雜的世界。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