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幾乎忘記了自己發表過的第一篇文字。它面目模糊，地址不詳，也無名姓，就像我人生中某段真假難辨的斑駁時光。我永遠無法溯流而上，尋找到它。

記得是初中二年級的春天，陽光灑滿了每個教室門口的臺階，那里于是暖烘烘的。老師們上完了課，喜歡坐在水泥臺階上，注視著校門口大道上來來往往的行人發呆。風吹拂著他們被粉筆染白的手指，也吹拂著校園里生機勃勃的花草。一切都在溫柔的風里自由地舒展。紅磚鋪成的甬道上，學生們正在追逐打鬧。圍墻外有農民正開著拖拉機，突突突地駛向剛剛蘇醒的麥田，喧嘩中飽含著一抹熱氣騰騰的希望。

在學校擔任民辦英語老師的叔叔，就在此時，從不遠處的一排平房辦公室里，向我走過來。我有些害怕，他瘦削的臉上有種不怒而威的力量，這力量可以讓我原地靜止不動，仿佛孫悟空施了定身術。就在上個月的周末，他騎車帶我回家。車從公路拐向鄉間小路的那一刻，因為緊張，我的右腳忽然被卷進車輪的輻條中。怕惹怒了叔叔，我忍著疼痛，大氣不敢出一口。但叔叔很快因為蹬不動車輪，不得不停下來。發現我的右腳插在輻條中，已被磨出鮮血之后，他勃然大怒，將我大罵了一頓。到家后見到我的父母，也沒忘記再奏上一本，抱怨我像個傻子，自己把腳伸進輻條里不說，竟然還啞巴一樣一聲不吭。

我因此生出恐懼，不知道自己又犯了什么錯誤，竟然讓叔叔當著老師同學的面，直接找上門來。我下意識地想要逃走，或者化為一粒塵埃，消失在墻根下的螞蟻洞穴里。但是叔叔的臉上，竟然露出一抹稀有的微笑。他的手里，還拿著一張綠色的單子，巴掌大的一個瘦長條，不像是成績單。

“你的稿費單到了?！笔迨蹇桃馓岣吡松らT，對著門口的數學老師和吵鬧的學生們說，好像在宣告一件重要的大事。

我幾乎被嚇住了。我完全想不起自己曾經寫過什么，又是何時將稿子投出去的。我至今懷疑那篇發表的文章，或許是好心的語文老師，將我的一篇考試時的小作文，無意中推薦出去，但他自己卻忘記了。也或許，的確是我自己跑到郵局，將一個厚厚的信封，咚一聲投進了郵筒，而后一轉身將這件事拋到了九霄云外。當然，也可能是語文老師帶我們去縣城里參加作文競賽，我的作品最終被作為優秀范文發表出來。作文競賽寫了什么，我早已忘記，只記得愛抽煙喝酒寫憂郁詩歌的語文老師，帶我們經過縣城大橋時，停下來買了一個西瓜。他大方地請我們一人吃了一片，剩下的半個，則用塑料袋包起來，帶回家給老婆吃。他的老婆在我們學校教英語，和叔叔一樣也是民辦教師，后來干脆辭職，在食堂里賣起熱乎乎的肉包子。于是某次上課的時候，語文老師便醉醺醺地告誡我們，要舍得花錢吃飯，這樣才能對身體好，更有利于學習。他沒有挑明讓我們吃些什么好飯，但是學生們都知道他是在暗示我們，去吃他老婆在食堂里賣的香噴噴的肉包子。

總之，所有關于這篇作品的無關緊要的細節，我都記得，卻唯獨忘記我寫過了什么，它又如何奇跡般地發表在一個遙遠的叫做黑龍江的地方。那張讓我興奮到可以聽見心臟在怦怦跳動的稿費單上，只輕描淡寫地標記著稿費的數額：30元，以及位于哈爾濱市的某個地址。此后，但凡看到來自這座我至今都未曾去過的城市，我便覺得格外親切，仿佛這篇消失的作品，又以另外一種形式，重新出現在我的記憶之中。

那時的三十塊錢，對我來說是一筆巨款，我因此有被彩票砸中的暈眩感。盡管我的名字“王蘋”中，蘋果的“蘋”字，被錯寫成浮萍的“萍”，但在人人都認識小鎮郵遞員的上個世紀，這點錯誤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父親那張飽經風霜的臉，就是行走的身份證。如果他不認識郵局工作人員，也沒有關系，在鄉鎮醫院工作的一個遠房爺爺，可以跑過去為他證明一下。這么一件天大的喜事，幾乎讓所有人都相信我將來會考上大學、成為作家的證明，誰會不樂意跑一趟呢？事實上，稿費單上標記的數額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像一張尚未開啟但卻有著巨大誘惑的福利彩票，向我身邊的所有人，宣告著我的熠熠閃光的未來。這一縷光，也吸引了站在郵局柜臺后面的工作人員，他幾乎站起來畢恭畢敬地為父親服務，而父親昂首挺胸的自信模樣，也讓他完全忽略了“蘋”“萍”兩字的微小差異。沒有人會冒領如此大的榮譽，如果有人敢，他的名字就會被釘死在小鎮口口相傳的歷史紀念碑上，會被一代又一代人的唾液淹沒。

父親喜滋滋地取完稿費后，將三十塊錢和戶口本，一起裝入中山裝的口袋，而后去郵局附近的供銷社，買了一袋五十公斤重的化肥，又買了三盒西瓜種子，捆在自行車后座上，便哼著歡快的小曲回了家。所以那三十塊錢，到底變成了半袋化肥撒在了地里呢，還是長成一畝地蜜甜多汁的沙瓤西瓜呢，我已完全沒有了記憶。總之我的那篇完全不知曉名字、字數和內容的處女作，變成了故鄉泥土的一個部分，又最終融入我的血肉，消失在我的生命之中。

 那篇少女時代刊發的處女作，就這樣失去蹤跡。而我真正存有記憶的第一篇作品，是電腦尚未普及的時代，我在稿紙上刀耕火種般完成的。它發表在西安一家早已消失的校園刊物《好同學》上，是一篇叫做《找朋友》的散文，印象中只有一千五百字，占了短短的兩個頁碼，還配了一幅日本漫畫似的插圖，是兩個親密無間牽手散步的少女。這是我在即將進入大學前的暑假，坐在家里的竹制搖椅上寫成的。那一年我十八歲，剛剛在班主任的指導下報完高考志愿。

我記得胖胖的班主任倒背著手，在擁擠燥熱的教室里，笑瞇瞇地走來走去，注視著五十多個學生，翻閱著手頭厚厚的高考志愿填報指南，彼此商討著該報哪一所大學。我們只有一個上午的時間，決定自己的未來。那時我還沒有見過電腦的樣子，更不會網上沖浪，所以我的未來，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間，或者班主任的一句話指點里。我實在不知道661分的成績，應該報什么學校。山東大學？還是山東師范大學？反正走出山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對于我這樣出生在泰山腳下一個小小村莊的女孩，那幾乎意味著哥倫布駛向新大陸一樣的壯舉。沒有人告訴我，我應該去哪個城市。所以我翻看著五六百個本科高校的名字，最終在眼花繚亂中，決定像父輩一樣保守，留在山東。于是，我對著幾所師范大學，抬頭求助式地看了一眼經過身邊的班主任，希望他能給予一些指點。他畢業于聊城師范學院，他對此頗為驕傲。而在我們眼里，他就是權威，我們相信他，勝過相信自己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父母。喧嘩中，我聽見他漫不經心地扔給我一句話：

“你就報個曲師大唄，保險；實在不行，就報聊師，百分百可靠。”說完這句，他就胡亂掃著其他同學的志愿表，笑呵呵地走開了。

這幾十秒的指點，像命運的齒輪，將我帶向位于孔子故鄉的曲阜師范大學——一所距離我所在的村莊不過二十公里的省級重點大學，并因人人都會隨手勾畫的外語、體育和藝術類提前志愿，被外語系錄取。

于是，在知曉錄取毫無懸念的那個暑假，我買了幾個嶄新的筆記本，坐在吱嘎作響的老式吊扇下，用鋼筆開啟了瘋狂的寫作。那篇叫做《找朋友》的散文，就隱匿在厚厚的反正面同時使用的筆記本里。我還買了每頁可容納四百字的方格稿紙，將這篇只修改了一遍便定稿的作品，一筆一畫地謄抄在上面。每抄錯一個字，我便用修正液涂抹掉，重寫一遍。但是白色的修正液好像一塊塊補丁，看上去實在不太美觀，于是我干脆撕掉這一頁，重新抄寫。

高考結束的那天，我從校門口的報刊亭里，用省下的飯費買了一堆的報紙和雜志。《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小說月報》《科幻世界》《萌芽》《讀者》《青年文摘》等等，《好同學》雜志就是其中的一本。我記得自己一邊抱著一堆散發著墨香的報刊，一邊和某個早已忘了名字的舍友走在校園里。我們興奮地談論著不久的未來，也談論著遠大的理想。

“等著吧，我肯定會在這上面發表作品的！”我雄心勃勃地向舍友打包票道。

九月份開學后的第一個月，我就將抄寫好的一沓稿子，一一疊好，裝入信封，貼上郵票，小心翼翼地投進校園的郵筒里。兩個月后的某一天，記得是初冬的黃昏，一臉青春痘的生活委員，拿著一沓信微笑著向我走過來。

那是一個盛行寫信的時代，班里人人都愛生活委員，因為負責分發信件的她，幾乎代表著我們與整個世界溝通的媒介。于是每逢她像驕傲的小母雞一樣，舉著一沓信件，推開教室門的那一刻，我就會聽見自己的心怦怦亂跳。但我還不能將我投稿的事情，告訴班里的同學，就連最好的舍友也不能告訴。這是我的秘密。所以我就假裝等待高中同學的來信。我幾乎每個星期都給在山東師范大學讀中文系的好友穎寫信，但即便如此，她也不知道我投稿的秘密。我要守口如瓶，直到作品發表的那一刻。

那一刻在生活委員的大喊聲中，終于揭曉。

“你肯定發表了什么作品！看，這是西安寄來的雜志！”她站在我的身邊，底氣十足地向我、也向每一位同學喊道。因為興奮，她圓圓胖胖的小臉紅撲撲的，好像喝了一杯甜美的紅酒。她是一個回族女孩，飲食上和周圍人有些不同，因為一次無意中的冒犯，我們還產生過不快。但她卻非常熱愛文學，熱愛讀書。因此她尖聲的叫喊是熾熱的，真誠的，好像讓整個世界都知道班里出了一個可以發表作品的“作家”！我因此愛她，甚至想要討好她。因為那本來自有兵馬俑的城市的雜志，不僅僅將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一篇作品，印成了鉛字，還為我帶來天南海北的幾百封讀者的來信！

是的，幾百封！那時互聯網剛剛普及，QQ還沒有鋪天蓋地使用，我還不曾開設第一個電子郵箱。因此，紙質刊物是人們最為信任的媒介，刊發作品時，編輯還會將作者的聯系方式附在文末，以便讀者和作者互動交流。不僅如此，雜志還會幫想要找朋友或者筆友的讀者，免費刊登一則尋友啟事，除了地址郵編，也可以附一句自己喜歡的格言警句，或者抒發內心憧憬的豪言壯語。年輕的學生們，就憑著這一句話，將一封洋洋灑灑長達幾千字的書信，寄往陌生的地址。這篇《找朋友》的作品，果真給我帶來一位也愛舞文弄墨的筆友，他在武漢軍校讀書，故鄉就在曲阜，他熟知這里的一切，他因此想要認識我。

那時的筆友，大多喜歡談論人生理想，而今看來，書信是一種如此古老又如此深情的方式，讓我們可以與這個世界溫柔地對話。兩年間，我們寫了多少封信呢，我都忘記了。我只記得將筆友的書信，訂成厚厚的一沓，珍藏在箱底。如果后來我不再繼續寫作，我們將會永遠失聯。但他卻在十年后，通過我的筆名安寧，在網上搜索到了我的電子郵箱，而后寫信給我，告訴我之后的人生經歷。他在軍校畢業后留在了部隊，后又被派往內蒙古，駐守在邊疆城市呼倫貝爾，并在那里結婚生子。寫信的那一年恰逢他轉業，所落腳的城市，竟然是我打算一生棲居的城市呼和浩特！

那篇《找朋友》的作品，刊發后便被我從雜志上剪下來，貼在一本美術生寫生專用的精致筆記本上。很快我發表的作品就貼完了整整一本，我將其連同筆友的書信、讀者的來信，放在一起，收藏在誰也不能隨便亂碰的箱子里。幾年后，這些對我來說猶如珠寶一樣的珍藏，被性格沖動的前男友，在我們分手時，全部扔進了垃圾箱，從這個世界徹底地消失掉。

我因此完全不記得這篇作品究竟寫了什么。我只記得名字，它也完全沒有電子版。我試圖在百度上搜索它，但蹤跡全無。倒是很多年后，母校公眾號做了一期我的訪談，提及校園文學蓬勃發展的時代，提及寫十篇作品只能發表一篇卻永不退縮的青蔥歲月，這些熱烈的回憶一定打動了我的前男友，隔著千里迢迢的距離，已經和我完全失去聯系的他，竟然在微信朋友圈轉發了這篇采訪，并附上一句類似“梅花香自苦寒來”之類的感慨。我們共同的好友小菜看到了他的轉發，興奮地截圖給我。于是兩個人哈哈大笑著，聊起那些與我的處女作一起消失的美好時光，以及校園里衣裙飄飄的漂亮女同學，和白發蒼蒼拄著拐杖的老教授。

 所以，我只能將我研究生時期，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青春小說集《寂寞時，我們遠離愛情》，作為我的處女作。這個聽起來純粹為吸人眼球的書名，是出版社責編所起。書中匯總了我本科時代所寫的短篇小說，都是校園故事，大約十五萬字。除了我手頭僅有的兩本，舊書網上偶爾可以搜索到的極少量存書，這本書也仿佛從世界上消失了一樣，沒有人記得它，也無人會讀到它。就連我自己，也只在打開書柜時，才會想起來翻看一下。但我并不會閱讀那些文字，因為它們如此稚嫩、青澀，讓我臉紅心跳。但恰恰是這樣一部拙劣的作品，像垃圾堆里肥沃的泥土，讓寫作的種子穿過磚頭、瓦塊、塑料、雜草，破土而出，茁壯成長！

因此，我感謝這本讓我完全羞于啟齒的書。沒有它，便沒有此后一部又一部的作品，沒有我在寫作上的持續進步，更沒有而今寫下這些文字的我——她已生出皺紋，卻依然飽含著對寫作的熱愛，從未因為任何人生的困境將它放棄，她確信自己將寫作到老，直至生命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我確信它已完全失去文學的價值。但它卻像一顆耀眼的明珠，在我生命的深處光芒閃爍。讓我看到螢火一樣微弱的它，竟然可以支撐著我，走過人生的一半旅程。它照亮了我寫作最初的道路，讓我隨時可以回溯，知道當我二十歲的時候，我曾經用稚嫩的文字，這樣熱烈地和整個世界對話，向它喋喋不休地傾訴衷腸，告訴它我想成為一名作家，讓世間所有卑微的生命，在文字中重獲尊嚴，永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