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談旅行文學，像是打撈一份已失落的意義。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旅行是一種解綁，解除如肢體器官一般的“互聯”，宣告特定時間段內的暫緩，不必再對“延后”感到抱歉，宣告一部分自我，這份喘息讓置身其中的吸引力遠高于閱讀他方。因而旅行文學在近15年間，從鼎盛到平緩，再到如今向著帶有社科屬性的飽滿寫作或在地書寫落定，這是一條健康的發展曲線，畢竟，人類還是要在一切“新”和他方里，尋找舊有的、自我的答案，這是線性時間遺落的規則，今日之疑問，只能向前走，只能回頭看、往深處看。

當然，文學本身即旅程，無論對于書寫者還是閱讀者，我們都在借助文學跳離地心，前往內心所持的理想之地。本期邀請譯者鐘娜、青年作家孔孔以及青年學者葉怡雯，談一談她們視角下的旅行與文學，也借此留下一份希冀：“當你出發，前往伊薩卡，愿你的道路漫長。”——主持人：楊爽（理想國華語文學館主編）

失去的藝術

鐘娜

旅行時，我們總避免不了丟東西，各種意義上的。在法國，我們丟過一雙皮鞋。在英國，我們丟了一整只行李箱。在科羅拉多，我們丟過一支鋼筆。在佛羅里達，丟過一個保溫杯。

皮鞋是我們主動丟的，鞋底已經快翹起來了，等于“壽終正寢”。我們當時剛走到香榭麗舍大道，就去附近鞋店買了雙新鞋，把舊鞋放入新鞋盒中，把鞋盒恭恭敬敬放入垃圾桶，合掌致謝：辛苦你了，拜拜。

和自己曾經這么親近的東西，把它留在異鄉的感覺很奇妙。好像和一個東西剪斷了某種聯系，又好像和一個新的地方建立了聯系，取決于怎么看。后來，每次回憶起那次旅行，我們想到的不只是書店，公園，無數的影院，打折的藥房，或者中餐館里熱情孤獨的柬埔寨老板，還有那雙被我們千里迢迢帶到凱旋門丟棄的皮鞋。它最后去了哪里，經歷了什么，此刻是什么形態？

也不太敢細想。世界是個巨大的消化系統，被主人遺棄的事物，只能獨自面對自己的命運。那個我中意的保溫杯，我只是不小心松了手，它就骨碌碌滾下長凳，撲通一聲落入大沼澤。水質清澈，水草茂密，陽光下只能看見絞纏的深色陰影。就在幾分鐘前，不遠處，我們跟隨驚呼的人群發現了三條鱷魚。

對不起，保溫杯。只能讓你在湖底沉睡了。

那只行李箱是在我們下飛機前丟失的——準確地說，它被人錯拿了。世界上從來不缺黑色尼龍行李箱。然而有趣的是，當全部乘客離開，我們并沒找到按理說多余出來的行李箱。究竟是無心之舉，還是有意為之？深夜，我們拖著剩下的行李箱，在倫敦希思羅機場奔走。重要文件在隨身書包里，行李箱里沒有貴重物品，無非是充電線、換洗衣物。但我突然想起：里面有我給先生新織的毛衣，一件藏青色套頭衫，織了三個月，他甚至還沒來得及上身。丟失的性質立刻改變：一種淺卻錐心的疼痛，在胸口蔓延開來。

我們在失物招領處登過記，然后坐出租去了酒店。下車時，發現上次來英國時剩余的紙鈔已經失效了。這還是記憶中的世界嗎？我想象混沌夜色里，一個面貌不詳的人，正帶著我們的行李箱回到他的家，拉開行李箱，穿上我織的毛衣，在鏡前端詳自己。

身體剛開始倒時差。我頭重腳輕，既困倦又清醒。除了酸楚和憤怒，我還感到恐懼。對一種神秘力量的恐懼。幾分鐘后，我發現我們在倫敦訂的酒店就叫“丟失”。一個隱喻，還是一個玩笑？

突如其來的丟失籠罩了此后近兩周的旅行。在它的陰影下，我們去辦了簽證、見了朋友、買了新行李箱和換洗衣物、逛了博物館、吃了又擠又慢的韓國餐館、坐火車去了哈代曾經生活過的康沃爾，遇上對于十月來說難得一見的好天氣，在閃閃發光的碧海邊徒步，看遠處綠色山坡向大海傾瀉，上面的羊群看起來幾乎要落入水中，它們中的幾只或許就是那件毛衣的原料來處。等再次回到倫敦，丟失帶給我們的傷口似乎開始愈合。如果事情已經發生，那便接受，至少嘗試接受。最后一天，我們來到機場失物招領處，不抱希望地詢問行李箱下落，在忐忑的30分鐘后等來驚喜：清潔工在角落里發現了我們的行李箱，它從未離開希思羅半步。我們喜不自禁，沒有什么比失而復得更讓人感嘆自己的好運氣。過去收到的不祥訊息全部得到新的解讀：我想起酒店的問候卡，上面寫著：“有時你需要失去，然后才能找到。”

“失去的藝術并不難掌握；這么多的事物似乎都充滿著丟失的意圖，它們的失去也就不是什么災禍。”美國詩人伊麗莎白·畢肖普擅長旅行，一生周游全球。她能寫出《一種藝術》，想必來自生活經驗。不是有俗語說嗎，“搬家三次等于失一次火”。

“失去這門藝術并不難掌握。

接著練習丟失得更遠，更快：

地點，名字，以及你原本打算旅行的

地點。這之中沒有一件會招災致禍。”

畢肖普這首詩的魅力在于，通過反復否定（“失去的藝術不難掌握”，“失去不是什么災禍”），不斷肯定那個她無法直接言說的事實：是的，失去的藝術很難掌握；是的，失去就是一種災禍。

莉迪亞·戴維斯有個超短篇叫《丟失的物件》。她寫：“它們從我和我所在的地方丟失了，但它們又并沒有消失。它們在別的地方，或許，屬于其他人。但即便不屬于任何人，那枚戒指，對于它自己來說，依舊沒有丟，而是還在那兒，只是不在我所在的地方。”這是通過抹掉自己，抹掉丟失的物品。

但有的存在過于珍貴，經不起失去。瓊·狄迪恩的侄子格里芬·鄧恩曾憶起狄迪恩家舉辦的一場派對。一對嬉皮父母順路造訪，把熟睡的五歲女兒留在車上，想待上幾分鐘。幾分鐘很快變成幾個小時。凌晨時分，鄧恩問起他們的孩子，那位母親安靜地站起來，走到外面，然后屋內所有人聽到一聲“讓全身血液都凝固”的尖叫。女孩不在車上。長達幾小時的搜尋后，女孩找到了，但那位母親已被這場失去的預演徹底改變。

旅行本身就意味著失去。2025年我們去了夏威夷。行程最后一天，開車去機場的路上，看著白霧繚繞的藍色火山，在光與波里起伏的沖浪者，夕陽下來往的車輛，我問先生：“如果此刻，我們不是正要離開的旅客，而是住在這里的本地人，剛下班，正在開車回家，我們會從哪里出發，開去哪里？我們會從事什么工作，住在什么樣的家里？”

他沒有給我正面回答。我知道，這是沒辦法回答的問題。出發來夏威夷之前，在紐約工作的我們已經身心俱疲。我們本不該長途旅行：當下生活充滿變數，跨洋旅行只會讓它更加破綻百出。但我們還是來了，仿佛決意自救，要看看本地那些皮膚黝黑的夏威夷人，如何全年穿短袖和牛仔短褲，素面朝天地在陽光和風里穿梭，在船上如履平地，生活在大自然樸素卻豐饒的饋贈中，吃著全世界最好吃的木瓜、蘋果和香蕉，在遍地貝殼和珊瑚碎片的沙灘上釣魚、遛狗、野炊。看著他們，我一遍遍提醒自己：生活可以是這樣。當你不快樂時，有人在此地，過著這樣的生活。

我當然知道“這樣的生活”會有我不知道的煩惱。我當然知道，這里的生活未必是適合我們的生活。但它不妨礙我直到今天，仍然點開當地一家浮潛用品店每日發送的電子郵件，它會告訴我今天的天氣、海浪狀況、適合浮潛的地點，以及能不能目擊海龜。

這也是為什么旅行——和文學一樣——都是殘忍的：它先在你抵達時，抹去你的來處；又在你離開時，剝奪你剛剛熟悉的彼處。你無法只“出發”而不“離開”，既“在場”而又“缺席”。如果說文學是通過敘事，將主人公無窮的可能性排除到只剩“非此不可”的唯一一個，世界便是通過旅行，以最簡單粗暴的方式告訴你：你不可能永遠做一個游客——此處還是彼處，你必須做出選擇。這也是為什么所有旅行文學的結局都只有一個：旅行的結束。要么離開，回到原來的生活；要么留下，與過去的自己告別。

1951年，畢肖普去巴西旅游，原本計劃的兩周最后變成15年。愛人離世后，她離開巴西，回到四季分明的美國東岸。

“我丟了兩座城，可親的城。進而，是更遼闊的，

我所擁有的王國，兩條河，一片大陸。

我思念它們，但那也并非一場災禍。”

一雙皮鞋，一支鋼筆，一個保溫杯，一個不得不離開的海島。我思念它們，但那也并非一場災禍。

當遠方不再詩意，故事如何繼續

孔孔

伍迪·艾倫在一次訪談中聊起自己和女兒去埃及金字塔的事，對于這趟旅行，他的反應是“我想不出比這更無聊的事了”。對他而言，在電視上看到一個金字塔，在照片上看到一個金字塔，以及親眼看到一個真正的金字塔，似乎沒有太大的區別。“（看完金字塔），然后回到酒店房間，回到我的生活，這對我沒有任何意義。”結尾時，他這樣說道。然而，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旅行幾乎成了當代人尋找意義的最佳方式。探索新的世界，發現新的自我，找到新的生活，旅行在無數廣告語中與“新”綁定，與我們日常生活的舊世界區分開來，變成一個承諾，承諾我們“逃逸”的可能。

不過，這并非旅行的獨創，在古代，隱居或者歸隱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相似的功能。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們都曾試圖通過避世而非走向世界來擺脫現實生活的煩擾，獲得心靈上的平靜，或者實現對另一個更高的精神世界的追尋。這成為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陶淵明的那句“田園將蕪胡不歸”便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聲音。中國古代的文人往往更向往回歸而不是遠行。然而，這些功能在當代幾乎一度被旅行包攬，直到近些年回歸家鄉“躺平”避世的風潮才漸漸興起。

進入新千年后，國內出現過一陣史無前例的“旅行熱”。2006年，在國外已成經典的《孤獨星球》旅行指南正式進入中國，為我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旅行模式，比起傳統由旅行社主導的景點跟團游，它打開了個人探索的可能性。這種個人探索的模式也應和了正處于狂飆突進階段的市場經濟和互聯網需求，后面二者都需要更靈活也更豐富的信息來源和表達方式，而后興起的“馬蜂窩”和“窮游網”也是這種模式的衍生和繼續，并且更加大眾化。

這股旅行的新浪潮中有一個點讓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旅行故事或者旅行文學的興起，當然，旅行文學早就出現了，只不過這一波的浪潮使它不再是出版物或者某個有錢有閑階層的專屬，而進入了人人都可以講述自己故事的新階段。這些海量涌出的故事進一步豐富和強化了旅行這件事在當代人生活中的詩意形象，使它變成了“遠方”這個模糊的烏托邦，在“世界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口號中與“眼前的茍且”拉開越來越遠的距離。越來越多的人也隨之奔向遠方，并帶回來更多遠方的故事。這些故事就像枝葉一樣不斷生長，長成一棵在濃霧彌漫的遠方中若隱若現的神樹，讓原地的人們生發出無限遐思。

另一方面，消費主義這個造夢機也在創造旅行夢的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世紀后半葉至本世紀初堪稱一段夢幻的時期，戰爭結束，動蕩平息，全球經濟在修復好各自的創傷后都陸續進入騰飛期，這催生了消費主義前所未有的盛行。正如馬歇爾·伯曼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中指出的那樣，消費主義追求永恒的變動，只有變動和對更新、更好的追求才能維持這趟列車持續的運行。因此，消費主義天生熱愛“遠方”，“遠方”意味著你必須啟程而非停留在原地，不過，這個“遠方”需要始終不可抵達，在一個秘境的神秘面紗被揭開后，立馬就會有另外一個秘境將其頂替。旅行完美地應合了消費主義的邏輯，由此才得以在這數十年間如此盛行。在順境中，我們劃槳不費力，于是在那種幾乎稱得上漂流的暢快中充滿了去往遠方的希冀。

然而，世界在近些年經歷的巨變使得這個一度美好如幻夢的故事難以為繼。全球化的高歌不再響亮如昨，冷風吹醒了一度在消費中狂熱的頭腦們。當潮水開始轉向，“遠方”在越來越重的阻力中就會變得沒有那么充滿誘惑力，尤其是當我們發現，這種誘惑有可能只是一種被資本制造出來的需求時。與此同時，互聯網最初狂熱的井噴時期也已過去，海量的信息不再新鮮，反倒逐漸變成過載的負累，使得神經越來越失去敏感性。人們對于個人的旅行故事不再輕易感到驚奇，而一些歸來者的疲憊和失望也使得這個當代的神話故事周圍出現了越來越多懷疑的雜音。

由陌生與新奇催生的那一批旅行文學的寫法已顯露出疲態，尤其是在以圖片和視頻輸出為主的信息時代來臨后，在制造短暫的驚奇上面，視覺先天占據優勢。但這并不表示文字就會在旅行故事的講述上失去魅力，又或者說旅行故事就再無講述的必要，相反，這也許會是一批更加多面和深入的旅行故事開始被細致講述的契機。

畢竟，旅行文學本身就是人類記錄目光和思維漫游的一種方式。相比視覺帶來的眼花繚亂的即時刺激，文字是不斷地故地重游，在反復的審視和思考中去試圖真正地接近“遠方”。這樣的旅行文學或許不會致力于制造夢境，簡單地向人們允諾“遠方”就意味著希望和改變的契機，它要面對的是真實和具體。作為某種夢幻象征的金字塔或許不能吸引伍迪·艾倫，但他也依舊熱愛講旅行故事。在《午夜巴黎》中，他便制造了一個遠方的夢境，一個存在于文學維度的仿佛異世界的巴黎，可故事的最后，當主人公決心離開這個夢中的世界，他的巴黎之旅才真正開始，而這時他也才真正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以及他身處的那座城市。

在我看來，只有遠方的夢幻色彩開始消退，遠方或許才能真正地被看見和認識。這樣的遠方也許并非所謂的夢幻島，也不是能使人揭開終極意義難題的最終地，它只是世界的另一個角落，另一處人類生活以及為生活悲喜的地方。可唯有這些東西被探索者和敘述者們發現、思考并講述時，理解才有可能真正發生。這種理解不僅是對對方的理解，同時也是對我們自身的理解，就像地球作為球體存在所暗含的隱喻，即無論我們從哪里出發，只要一直往前，最終回到的還是原地。

旅行，你說了算嗎？

葉怡雯

旅行最動人的地方在于流動，旅行者從熟稔的日常之地去往未知的陌生之境，從而擺脫既有的認知局限，獲得觀察世界的嶄新目光，去體驗那些打破生命庸常的“驚奇時刻”。

在中國，旅行的傳統古已有之，明清時尤盛。當時商品經濟發展，市民階層富庶，再加上運河貫通，交通便捷，商務往來頻繁，有錢有閑的旅行人士便多了。書坊大量刊刻南戲、傳奇和通俗小說，“三言二拍”中有不少以旅行為背景的作品。萬歷年間羅懋登所撰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就是以鄭和下西洋為背景的長篇神魔想象小說。

在18世紀的歐洲，一些精明的出版商推出不少海外游記。傳教士、外交官、水手、勞工等各種人以切身的經歷為素材寫作旅行故事。學者張德明在《旅行文學十講》中寫道：“18世紀英國出版了大約2000本航海敘事作品。國王喬治三世手邊經常放著這類著作的漂亮的復本。”

時至今日，人類對旅行依舊保持著這份熱愛。這從旅行文學的暢銷、旅行類短視頻的火爆中就能看出來，“勇闖索馬里”“行走阿富汗”“穿越阿勒山”“探秘金字塔神秘內部”“走進與世隔絕的孤島”……這些充滿獵奇色彩的短視頻常常在點擊量上一騎絕塵。究其根本，無非是因為它把人們對世界的想象具象化了，把人們心中的渴望放大了：世界本應是粗糲而鮮活的，生命不該囿于辦公室，困在日日重復的既定軌跡里。于是，越來越多的人不滿足于視頻“云游”，身體力行地走向世界各地。節后復工，彼此寒暄起來，第一句往往會問“上哪兒玩了”，不論親疏遠近，絲滑好用。大家似乎默認了一個邏輯，長久地加班之后，必須醞釀一次“出行”。“出行”是一個暫停鍵，是對于重復的打斷，是一個長句子的氣口。人們需要呼吸，需要呼吸陌生世界里的新鮮氧氣，以便支撐接下來日復一日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說，旅行作為制氧機，已經成為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長期工作—間歇旅游”式的循環共同構成了大部分當代打工人的生活常態。

故而，旅行在當下的語境中，不是古典時代中國文人的宦游，或歐洲青年貴族的“壯游”（Grand Tour）。它近似于一種“出走”的沖動——對于枯燥單調的日常進行突圍的渴望——如投石入寂湖，為的是聽那打破凝滯的砰然聲響。同時，它也是維持高效工作的權宜之計，在旅行中釋放自我，重建自我，用續好的電量來應付下一周期的工作。由此不難看出，現代人的旅行，在未出發時就已經擺動在非功利與功利之間了。在硬擠出來的短則三五天，長則十天半月的旅行中，我們真的能沉浸其中，獨立自由地支配自己嗎？答案恐怕不樂觀。

大概有不少人在地鐵口、高鐵站或是機場大廳，看到過一些詼諧的畫面：背著雙肩包的打工人突然打開電腦一頓操作，或者抱著電腦一路狂奔，身手敏捷。我印象中有一次去景區爬山，山頂視野開闊，有一處俯瞰取景視角不錯，大家嘈雜著擠在一處景觀位等拍照。一位大哥蹲在旁邊打開電腦，物我兩忘，淡定辦公，也算是能人異士了。這樣看來，一些人的旅行，連“短暫地抽離”都很難達成。你以為你逃去外地做自己了，其實你一直是被支配的，走得再遠也得干活。旅行只是身體的遷移，支配你的身份還是個打工人。

當然，對于很多人而言，擁有一個不被打擾的假期，是可以實現的。可即便如此，我們就能真正地放松自我了嗎？查路線、訂賓館、算開支，希望以盡量少的預算實現最大的價值。這種對于資源優化配置的安排仍是重復工作的思路，所以，你依然在工具理性的牢籠里。你的旅行看似是對日常的背離與出走，但實際上你還是“牛馬”——自己的“牛馬”。當然，可以把這個工作交給旅行團，那么你就進入了被動式的走馬觀花，你的主體意志讓位于路線最優化、成本最低化、效益最大化，這和你在工作中被分配、被調遣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吊詭之處出現，旅行看似是對于日常生活的逃逸，但實際上，它在踐行、鞏固日常生活的邏輯。

相對上班的打工人而言，不上班的旅行作家可算自由多了，他們在旅行中能心無掛礙地做自己嗎？

旅行作家劉子超在《失落的衛星》里記錄了他的中亞五國紀行，他格外關注當地人的生命狀態，筆法克制，文本凝練，同時還兼顧中亞悠久歷史與游牧文化，狠下了一番功夫。但我讀的時候，總能感到一種嚴肅文學趣味帶來的束縛，顯得不夠自由，似乎每位出場的人物都要派上用場。人成了等待被處理的素材，哪怕是白描、淡淡幾筆勾勒，似乎也透著審視與揣度。這大概是因為發掘與篩選寫作素材，是他旅行中一直要處理的問題，所以不自覺地就把這種緊繃感帶入行文氣息中了。

而雷沙德·卡普欽斯基在《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中流露出的記者職業自覺更顯直白有趣。這本書一半寫亞非大陸旅行紀略，一半寫希羅多德《歷史》的讀后感。希羅多德是他的精神旅伴，也是工作方法論的參照。作為記者，他好奇于希羅多德如何收集史實，也會在簡略的史筆處追問現場細節。比如當薛西斯的王后割下弟妹瑪西斯特斯的鼻耳唇舌，卡普欽斯基關心的是：行刑是緩慢進行的嗎？她是否嘶吼掙扎？宮廷護衛是冷漠地摁住她還是挑逗地竊笑？

讀完這兩本書，我并不覺得旅行作家自由，即便人在途中，創作焦慮也會內化于心。畢竟寫作是不容易的，卡普欽斯基在書中援引托馬斯·曼的話“作家就是寫作起來比其他人更困難的人”，去駁斥那些輕視寫作難度的人，大概是因為感同身受。林語堂在《論游覽》中所提倡的“忘其身之所在”的流浪者的快樂，在現代社會近于幻夢。不過，如果不那么較真，春日賞櫻、秋日觀楓，真的會讓人心情很好呢！至于操控你的“遠方的暴政”（劉擎語），如何在心理上與之相處，你仍是做得了主的。

（本文大標題由本網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