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表達，讓我們被看見。”江蘇徐州“外賣詩人”王計兵，送餐7年里寫詩4000多首；江蘇泰州餛飩店主常玫瑰，讓“玫瑰有約”書吧開在了餛飩香氣里；北京通州的保潔員王柳云，長年堅持畫畫、寫作……這些遍布城鄉的新大眾文藝創作者，是當下最新鮮、質樸的文學力量。本報推出“我與新大眾文藝”專題，邀請部分新大眾文藝創作者，以記者采訪或署名文章的形式，暢談他們對新大眾文藝的看法以及自己在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創作故事，以饗讀者。

種一個桃源夢

作家 麥蘇

2024年底，《陶三圓的春夏秋冬》獲得“五個一工程”獎后，我常被問到一個問題：你寫的這個故事，究竟“新”在哪里？陶三圓不過是個返鄉創業的普通姑娘，桃源村也不過是中國大地上無數個正在變遷的村莊之一。起初我答不上來，只是本能地覺得，我寫下的是我親眼見過、親身感受過的真實人間。直到“新大眾文藝”這個概念進入我的視野，我才恍然明白，我所做的，恰恰是這個時代無數普通創作者正在做的事：從被代言的人，變成自己“說話”的人。

新大眾文藝最根本的“新”，在于創作主體發生了質的飛躍。如“十五五”規劃建議所強調的，要“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這個“新”字，意味著人人皆可創作，處處皆為現場。網絡文學作為其中最具活力的代表，正在讓無數普通人的故事被看見、被聽見。這是一個深刻的變革。外賣小哥、保潔阿姨、卡車司機、退休職工——無數普通人拿起筆、舉起手機，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陶三圓的春夏秋冬》的創作，正是這一理念的踐行。小說中的主人公陶三圓，一個圓潤可愛的返鄉女大學生，她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有的只是對故鄉最樸素的愿望：讓沉睡的村莊重新熱鬧起來，讓搬出去的村民都能回來。正是這樣一個普通人的平凡夢想，卻與國家鄉村振興的宏大敘事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小說以“輕逸”的方式完成“厚重”的敘事，這正是新大眾文藝的獨特魅力。在《陶三圓的春夏秋冬》里，我試圖將網絡文學中經典的“成長敘事”與“闖關模式”植入中國鄉村變革的語境。陶三圓的“升級”之路不是修煉功法，而是實實在在地“為桃源村立人設”、搞直播帶貨、發展鄉村旅游。她遇到的“關卡”是資金短缺、觀念沖突、產業瓶頸；她獲得的“助力”是寶來舅等老一輩的支持，是“桃源三胖”等年輕伙伴的加入。這部小說刻意規避宏大敘事的直陳，以輕快流暢的筆觸塑造了活潑可愛的主人公形象，講述了一個兼具趣味性與思想性的新時代鄉村振興故事。這種“輕盈感”并非刻意為之，而是源于我對生活的真實感受。

寫陶三圓時，我常常想起那些在采風中遇到的年輕人。他們對鄉村有一種質樸的熱愛，希望村子能不停向前發展，并以生活在鄉村為驕傲。這種熱愛不是口號，而是具體到每一天的勞作、每一次的嘗試、每一回的挫折與重來。我想寫下的，就是這種具體的、有溫度的人間情味。作品完成后，當我收到來自扎根鄉村的年輕人的反饋，聽到了他們不斷提起“以生活在鄉村為驕傲”。他們對鄉村生活的熱愛感染著每一個人，這份希望鄉村能不停向前發展的渴望，讓大家看到了鄉村發展的未來，我知道，這就是新時代最動人的故事。新大眾文藝的要義，正在于“寫大眾”和“大眾寫”，這些普通人的故事，讓我們與千萬顆心靈連在了一起。如今，新大眾文藝的浪潮正在奔涌向前。據媒體報道，僅網絡文學作者就有數千萬之眾。微短劇、短視頻、素人寫作……各種形態的新文藝作品層出不窮。這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文化熱土，也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時代。

新大眾文藝是浩浩蕩蕩的時代洪流，但我深知，流量不等于價值，熱鬧不等于深刻。我愿繼續做一個生活的記錄者，在煙火深處傾聽、觀察、書寫。因為我相信，每一個普通人的生命里，都藏著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而新大眾文藝，正在讓這些史詩被看見、被聽見、被傳頌。

生活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種荷花

王柳云

在人生并不寬闊的現實縫隙中，有人選擇退讓，有人卻在逼仄處培植精神的花朵。1966年出生于湖南婁底新化農村的王柳云，中途輟學，當過售貨員、裁縫、服務員，也在北京做過保潔員。命運并未為她鋪設坦途，卻沒有阻斷她與文字的聯系：她堅持閱讀、寫作與繪畫，陸續出版非虛構作品集《青芥人生》

《月光不迷路》《走過一座海》以及長篇小說《風吹起了月光》。在她看來，“讀書這件事不是愛好，是活法。”圍繞閱讀、寫作與個人命運的交織，她向《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講述了那些在塵土中生長出來的精神與閱讀軌跡。

閱讀，是王柳云一路堅持下來的精神支撐。真正意義上的閱讀，是從哥哥帶回來的書開始。哥哥在鄉村學校教書，偶爾帶回雜志和文學作品，但買書幾乎不可能。小時候，王柳云曾認真列了一份書單請哥哥代為購買。然而哥哥聽后臉色驟然沉下來，反問她“買這些做什么”。直到后來回望往事，她才逐漸理解：哥哥當時月薪不過28元，還要維持個人生活與感情開支，經濟十分拮據，自然無力承擔額外購書費用。

進入初中后，王柳云讀得如饑似渴，《人民日報》《湖南日報》《參考消息》都成為重要閱讀對象。她告訴記者，那時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有錢買書。雖然閱讀之路坎坷，但王柳云并沒放棄。她形容那是一種持續的精神需求：“我可能一輩子都離不開書。讀書不是為了出名，也不是為了寫作，是為了讓自己心里有光。”如今她仍保持隨手閱讀的習慣。“沒有哪本書完全無用，所有書多少都有啟發，就像吃飯，各種營養都要一點兒。”

2020年，王柳云來到北京務工，50多歲的她選擇了保潔崗位。生活隨后再次出現波折，丈夫突發惡疾，給她帶來近20萬元債務。“我那時真的覺得天都塌下來了。”后來靠賣畫、打工慢慢還清欠款，“手里還是沒有什么存款，只能繼續干活。”

閱讀與寫作在這一階段成為重要支撐。“凡是痛苦的東西，我就讓自己趕緊忘記，然后去讀書、去寫。”王柳云把這種方式理解為自我療愈，“寫作和讀書其實是調整心態。”她并不把寫作視為改變命運的工具，而更像一種自我修復。“生活有時候確實會往你身上扔泥巴，但你要是能把它種成荷花，就不算白受那一遭。”

閱讀積累最終指向寫作，但在王柳云看來，這并非職業選擇，而是一種自然延伸。“我寫書沒有什么技巧，就是讀得多，做筆記多。有些書讀五遍以上，前兩遍是囫圇吞棗，后面才算研究性閱讀，慢慢就熟能生巧。”

王柳云對寫作結構其實有清醒認識。“開篇要有環境，要有人物主線、副線，還要有時間線，可以有回憶、倒敘。”但她堅持認為這些不是技巧，而是閱讀中潛移默化形成的感覺。“別人說我有點天賦，我覺得沒有，就是讀書讀出來的。”

現在王柳云還有不少選題在策劃中。但對于寫作節奏，她顯得格外克制。“我不想一年一本加速寫，而是慢慢沉淀，多讀、多想，寫幾本真正好的就行。”她還透露已有新的非虛構作品和鄉土題材寫作計劃，“普通人的歷史特別值得寫，我想把那些人和事留下來。”

談及《風吹起了月光》的深層創作動因，王柳云還提到一段重要經歷。2019年，她曾赴河南商丘打工，其間堅持畫畫。當地一位校長注意到她的畫作后，主動邀請她到學校擔任美術老師。那所學校里不少孩子是留守兒童，她每天帶著他們畫花鳥魚蟲，也畫不同光影下的人物。“孩子們特別認真，也特別需要陪伴。”她說，那段時間與孩子們朝夕相處，讓她對鄉村教育有了更直接的理解。

王柳云印象尤深的是校長對學生細致而長久的投入。“校長對這些孩子是真的用心，既管學習，也管生活。”在長期觀察中，她反復思考一個問題：這些孩子缺少父母長期陪伴，卻非常陽光、踏實。“后來我慢慢明白，這背后其實是教育的力量，是老師、學校一點一點托舉出來的。”

這種基層教育工作者的堅守讓王柳云深受觸動，也逐漸沉淀為寫作沖動。“我后來才意識到，很多孩子能夠健康成長，是有人在默默付出。”正是在這樣的觀察與體悟中，她萌生了系統書寫留守兒童群體的想法，并最終轉化為長篇小說創作動力。她告訴記者：“他們是當下社會中的現實，也是民族的未來。我希望更多平凡人通過努力，把一點點微光匯聚起來，最后成為燦爛的星空。”

王柳云形容這次寫作過程沒有儀式感，也沒有文學理想式的鋪陳。“就是利用碎片時間，一點點寫起來的，沒有什么技巧，就是心里有東西想說。”她強調，這部小說不是為了證明自己，“而是把多年壓在心里的東西釋放出來。寫完之后，人一下子放松了，好像一段路終于走完。”

品出生活最純的滋味

外賣詩人 王計兵

這幾年，借著網絡文藝的東風，我一路前行，陸續斬獲了一些獎項。2023年，我獲得第八屆紫金山文學獎詩歌獎時，曾忐忑地問評委老師：“我獲得這個獎項，是不是因為我的身份得到了憐憫？”即便老師篤定地告訴我并非如此，我的心底依舊藏著一絲不安。也正是這份不安，讓我更加勤奮，唯有筆耕不輟，才能守護這份文藝的純粹與榮光。

要知道，我是新大眾文藝寫作的多重受益者。或許更多人知曉王計兵，是因為一個標簽“外賣詩人”，會想起那個一邊送外賣、一邊寫詩的外賣員。可我與寫作相伴，已然走過38個春秋——自1988年起，一路堅持至今，也曾為了追逐寫作的夢想，近乎癡狂。那時為了完成一部長篇小說，我夜以繼日。卻因過度勤勉，拖垮了自己的身體。最終，父親一把火，燒了我的所有稿件，從此，我的寫作遭到了家人的全力抵制。

我后來寫下：一座夢想大廈，剛剛建好，就被父親拆了。那是我唯一的夢想之地，我絕不肯讓它淪為一片廢墟。為此，我用了25年的時間清理，之后，詩歌便如莊稼，一茬又一茬，開始生長。這就是夢想，夢想找到我們，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生活，絕不是生命的一種禁錮。即使留下一片空白，也是留給夢想的最好紙張。

2023年之后，我寫的書籍陸續出版，我在我的村莊里，便被自然而然地視作了“文人”。從前，村里的紅白喜事，我不過是幫忙打雜、接送賓客的鄉里鄉親；如今，我總會被安排坐上賬桌，成為執筆書寫的人，這是村莊對文化最質樸的認可。

時至今日，我依然不愿以文人自居，我始終覺得，自己只是一個純粹的文學愛好者，秉持著“我寫作，我快樂”的初心。在與朋友的交往中，我也無數次闡明這份心意：作為新大眾文藝的創作者，無論何時，都該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將寫作當作相伴一生的一種愛好。愛好文學，就像一日三餐里的柴米油鹽，是平凡生活的調味品，唯有心懷這份熱愛，才能以更好的心態，品出生活最純的滋味，無論苦辣酸甜。

2023年農歷十月初九，是母親過世3周年的日子（父親已過世5年多）。清晨，我抵達邳州高鐵站，恰逢當時老村莊拆遷，彼時回家的全部意義，便是奔赴父母的墳前。我放棄了打車，選擇徒步18公里，從高鐵站走向父母的安息之地。一路行走，一路思潮翻涌。中途路過舅舅家的老屋時，我想起母親自幼便是孤兒，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想到我們“弄丟”了舅舅最疼愛的小妹，心底的遺憾與悲傷便翻江倒海，難以抑制。長久以來，我習慣用語音寫作，而這份洶涌的悲傷，便成了寫作最真切的切口。我一路走，一路傾訴，將滿心的思念與酸楚化作文字，走完18公里，也為母親寫下了一篇1.5萬字的散文。

網上曾說，人有三次死亡，一個人當世間再無人記得，才是真正的消逝。那一刻，我突然萌生了為母親寫一本書的渴望，我想用筆，把母親永遠留在人間。2026年1月，以母親名字命名的散文集《成珍》正式出版發行，我淚如泉涌，用文字留住母親，我做到了。

常有人問我：“你現在還在送外賣嗎？”我總會底氣十足地回答：“當然送。”送外賣，依舊是我的第一職業，我甚至驕傲地說，2025年，我憑借認真的工作態度，榮獲了江蘇省五一勞動獎。寫作，悄然改變著我的生活態度，也重塑著我的人生。我更清楚，我的社會意義遠大于文學價值，這就是新大眾文藝帶給我的使命感。我為自己定下了清晰的寫作計劃，到2029年，寫作完成10本書，讓文字在歲月里持續生根發芽。

今年，是我自2002年以來，第一次回到故鄉，在家中過春節。過去的23個春節，要么為了避開春運高峰、節省車票錢，要么為了春節多賺一些加班費，我始終留在異鄉。尤其是父母過世后，回家的渴望漸漸淡去，即便歸鄉，心頭也會縈繞著淡淡的哀傷。這個春節，我在故鄉的家中待了6天，寫下22首詩歌，一篇2000多字的散文。

我是一個行走在大地上的文學愛好者。我在人間奔跑了幾十年，歷經風雨，踏過滄桑，幸而今日，遇上了新大眾文藝的這駕馬車，得以讓文字陪伴我更好地走過往后的歲歲年年。我相信，只有向光而行的人，才會把影子留在身后，也會因為普通而不凡。

傳遞日常溫暖

油漆工 白保林

唯有熱愛，可抵歲月漫長。回首過往，2025年是我文學創作路上的幸運之年。我的長篇小說《駝峰山下》，有幸入選陜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推出的“不負星光·新大眾文藝叢書”，并于2026年1月7日在北京舉行新書發布會。從未到過京城的我，也應邀前往。這樣的認可，讓我真切感受到，新大眾文藝為我們普通作者，提供了表達自我的廣闊舞臺，也讓那些藏在煙火日常里的平凡心聲，多了被聽見、被關注的機會。

這段經歷也讓我愈發明白，文學創作是扎根大地、貼近人心的真誠表達，它屬于每一個認真生活的普通人。新大眾文藝的核心，就是講述基層故事、傳遞日常溫暖。那些從心底流淌出來的文字，更能觸動人心，讓讀者找到共鳴，看到希望，汲取力量——這樣的作品，才真正有價值、有意義。

文學于我而言，是苦難日子里的慰藉和支撐，更是貫穿歲月的精神依靠。16歲那年，我因家境貧困被迫輟學，從而踏上了更為艱難的人生道路。也就是在那段艱難無助的日子里，我拾起了筆，開始在稿紙上傾吐心聲。從此，文學就像一束微光，照進了我的生命，指引我走過泥濘、踏過坎坷，更讓我學會了觀察生活、理解生活，在困境中保持清醒，苦難中守住希望。

在榆林，我從事油漆粉刷工作已有27年。這期間，我始終堅持誠實守信、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為雇主營造舒適的居住環境，也正因這份真誠，好多雇主成了我的朋友，粉刷活兒廣開門路，四季忙碌。作為家庭的頂梁柱，一家人在城市里安身立命是最現實的問題。于是，我給自己定下規矩：忙時好好干活，閑時用心寫作。然而每到行業旺季，連續工作四五個月停不下來是常有的事。

堅持寫作多年，文學已成為滲進我骨子里的精神養分，沒有文字陪伴的日子，生活都失了味。后來，隨著電子產品的升級，我一邊干活一邊在手機上收聽文學作品；有時手里干活，心里構思小說中的故事情節，或者組織語言打腹稿，一有靈感，立刻記在手機里，等到晚上收工回家再慢慢整理修改。但是，干一天活兒實在是太累了，很多時候，我寫不了多少字，就趴在平板電腦上睡著了。有幾次因睡著后胳膊碰到鍵盤而誤刪了文字，之后只能憑借記憶又一點點補回來。對我來說，每年年關前后，才有相對充足的時間。所以，我的寫作進度非常緩慢，甚至是間斷性的。可一旦進入狀態，吃飯、走路、干活、睡覺，滿腦子都是小說中的故事和人物。很多人認為寫作不是體力活，而我覺得這不比粉刷輕松，尤其長篇創作，如同爬格子上山，一字一句都得反復推敲、仔細打磨。但我并不覺得粉刷與寫作矛盾，粉刷是為了生活，寫作是為了熱愛，是生活滋養了我的文字，是文學照亮了我的生活。

一路走來，我的創作，就是一個普通人在平凡生活里堅守與熱愛的故事。我的筆下沒有華麗的辭藻、精巧的布局與宏大的敘事，身邊的人和事，就是我創作中鮮活的素材。我寫他們的掙扎與堅守、寫他們的辛酸與希望，以及腳下的故土鄉村、奔波中的城市煙火，黃土高原的蒼茫厚重、大漠邊城的市井萬象，這些都是我故事里最樸實的生動圖景。《駝峰山下》出版后，有人稱我為“作家”，真心夸贊也好，善意調侃也罷，我從不敢接受這樣的稱謂。在我心里，“作家”二字太過厚重。而我，只是一個喜歡用文字記錄生活的粉刷匠。

我是城市建設的親歷者，也是時代發展的見證者。新大眾文藝給予了普通人追夢的舞臺，讓每一分努力都有被看見的可能，這將激起我更大的創作熱情。今后，我仍會在繁重的家裝工作之余，繼續握筆深耕，用自己的經歷和筆下的故事，告訴更多和我一樣的人：生活或許平凡，道路或許艱難，但只要心懷熱愛、守住初心，平凡的人生也能在歲月里活出屬于自己的色彩。

灶臺生詩意 煙火見文學

常玫瑰

在江蘇泰州的一家餛飩店里，熱氣翻騰的不只是鍋灶里的湯水，還有日常生活中被重新點亮的文學之光。店主常玫瑰，一手持勺、一手執筆，從在報紙副刊發文章到出版散文集，她用最質樸的方式證明：文學并不遙遠，它就生長在日常生活的煙火之中。

很多讀者初識常玫瑰，是通過“餛飩店老板出書”這個標簽。然而在她看來，“老板”與“作家”并非彼此替代，而是彼此成就。

常玫瑰說：“用詩意的眼光看待生活，你會覺得再泥濘的路上也有美好；用煙火里的塵埃去點燃詩意，你會發現再膚淺的詩意中也有生活的哲理。”在她看來，文學并非生活的對立面，而是深藏于煙火日常之中。讓文學回歸生活、讓生命回歸自然，是創作得以生長的根基。

無論是經營一家餛飩店，還是從事文學寫作，在常玫瑰心中都是生活的真實組成部分。“是餛飩店老板的身份也好，是作家的身份也好，它們其實是并列存在我的生活中的。”常玫瑰表示，左手經營一家小店，右手記錄生活的波瀾，在這樣的日常實踐中，再枯燥的日子里也能生出嶄新的夢。

常玫瑰的寫作，并非一蹴而就。學生時代的寫作熱情，曾在現實壓力中中斷。直到多年后，她重新意識到，寫作并無“來不及”，人生的任何階段，都可以重新出發。“閱讀別人的故事多了，我便覺得我的生活也可以試著去書寫。”在她看來，寫作的意義并不在于宏大表達，“它只是我記錄生活的一個留痕。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人生路上的文字便也是不止的。”

真正點燃常玫瑰寫作熱情的，是女兒一句樸素卻深情的話——“我愿意做你的第一個讀者”。女兒離家上大學后，母女之間的情感牽掛，成為她重新進入寫作狀態的重要契機。常玫瑰說，正是這句話，喚醒了她心中沉睡的文學之夢，也讓寫作成為一種穩定而長久的生活陪伴。

常來的食客、日復一日的經營瑣事，是常玫瑰散文中反復出現的書寫對象。“我的寫作素材大多從我的生活中來，從我的餛飩店的煙火日常中來。”常玫瑰說。她并不刻意修飾生活，也不追求技巧性的加工，而是選擇真實呈現生活本來的樣子。正是這些酸甜苦辣的瞬間，構成了她文字中最有溫度的部分。

這種不加修飾的真實，使常玫瑰的文字被讀者評價為“接地氣”“不造作”。對此，她強調：“在寫作中，我最在意的是真情實感。我始終認為，能打動我的瞬間，我只要真實地記錄下來，我相信也一定能打動我的讀者。我相信，這樣的我，是可以被我的讀者理解和共鳴的。”

2020年7月10日，是常玫瑰人生中的重要節點。那一天，她的散文《小草也開花》首次在報紙副刊發表。“從那一天開始，我文學的夢被開啟在一個全新的軌道上。它讓我明白了，我們老百姓也可以走上文學的舞臺。”常玫瑰說。

5年后的同一天，常玫瑰的第一本散文集《左手詩情，右手煙火》正式出版。她說：“這5年間，我只管努力書寫我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想、所思，我從沒有想過，我能擁有一本完全屬于自己的書。”圖書出版，對她而言是一種確認，更是一種鼓勵。她感慨：“我是無數普通寫作者中幸運的一員，這本書出版后，它對我這樣的普通寫作者來說，最大的意義應該是，你盡管努力，時間會給你最好的答案。”

常玫瑰的餛飩店，也在不經意間演變成一個閱讀與交流的公共空間。顧客、讀者、文友在這里相遇、交談。“是真誠讓這個日常生活場所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她說，“在這里，我和我的餛飩店都是自由的詩，而閱讀恰恰是通往靈魂自由最捷徑的方式。”

談及新大眾文藝，常玫瑰有著樸素而清晰的理解。“新大眾文藝與傳統文學最大的不同，應該是強調了人民性。”她認為，在當下，“我們這些老百姓從被別人寫，到我們自己寫，這是人民自我書寫的力量，它讓文學真正地來源于生活，也走進了老百姓的心中。”

在常玫瑰看來，寫作早已不是標簽或身份，而是一種日常。“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灶臺前，她依舊忙碌；燈光下，她繼續書寫。當普通人的生活被認真書寫，文學便在最樸素的日常中，獲得了新的生長空間。

以無聲寫有聲

詩人 左右

時常有朋友替我的命運打抱不平，而如今的我，心態早已沉淀，只希望往后的生活，能夠獲得一份平靜與從容。這份平靜與從容的背后，從不是向命運妥協的淡然，而是我始終在與命運、與缺失的聲音做著最堅決抗爭，從未有過一刻放棄。

縱使世界充滿了喧囂，我也要讓我的世界萬籟俱寂。

于是，我的詩集《萬籟俱寂》出版了。作為“不負星光·新大眾文藝叢書”之一，作品收錄了180余首詩作，我從3年前便開始著手整理。彼時落筆，不過是想將自己與聲音的糾葛、與無聲歲月相伴的點滴、與命運較勁的模樣，以及和生活慢慢和解的細碎瞬間，一一凝練成詩，整理成冊。直到書稿交付的那一刻，我才恍然發覺，這些詩句所承載的情感與力量，恰是新大眾文藝本真的底色：無論身處何種人生境遇，歷經怎樣的坎坷磨難，都始終保持對生活的熱愛，對未來的向往。

對于“新大眾文藝”這個詞，我一直對其中的“新”字有著格外獨特的執著。在我看來，這個“新”，是對創作多元開放的不懈追求，打破固有的語言邊界，讓每個平凡人的心聲都有被聽見的可能；這個“新”，是立足世界格局的創作思維，以更開闊的視野書寫平凡；這個“新”，更是對寫作者的寫作能力與寫作素養有著更高要求的期待，讓文字既有溫度，更有厚度，也有詩意。

我作為蕓蕓大眾中的普通一員，在新大眾文藝的土壤里生長。這些年我一直在無聲世界里尋找聲音、尋找工作、尋找愛情、追求有聲生活，這其中有很多心酸、不甘、無助，但我一直在尋找一個突破口。所幸我已經找到了——我通過寫作、通過讀書，將身體困境轉化為獨特的詩意表達，傳遞我對無聲生活的熱愛，傳遞我以詩歌對抗命運、探尋生命本質，以文學代替聲音來發聲的堅韌力量。

寫作于我，早已無法用興趣、習慣、使命等這類詞匯來簡單形容，它早已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我每天都離不開的空氣、糧食、水和陽光，是支撐我走過無聲歲月的底氣。恰如蘇東坡所言“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于我而言，便是“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詩”，詩歌與寫作，早已融入我的日常，成為生活本身。

常言道：大象無形，大音希聲。于無聲的我而言，寫作早已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無形的、希聲的信仰。它是我與世界對話的橋梁，是我表達自我的出口，是我在寂靜中尋得的最響亮的聲音，讓我即便身處無聲之境，也能擁有豐盈的精神世界。

一路走來，我做過很多工作，有適合我的，也有不適合我的，每份工作都來之不易，為了珍惜眼前的機會，我大都不得已犧牲了自己的寫作時光，唯有在忙碌的間隙，熬著深夜的燈，在疲憊中堅守著心底的熱愛。如今我的生活有著清晰的節奏：清晨迎著晨光提筆寫作，直到午后才放下紙筆稍作休息。這份工作或許并非十全十美，卻讓我得以在寫作與工作之間自在穿梭。

我的寫作之路，從16歲那年便已啟程，一路筆耕不輟，至今已有二十余載。一位老家的姑娘愛上了我和我的文字。一來二去就成了我的新娘。文學，讓我的命運與眾不同，也讓我的生命有了歸屬。

在這2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文字陪我走過了人生的迷茫與困頓，見證了我的成長與蛻變，我也將繼續以筆為聲，在新大眾文藝的路上堅定前行，以無聲之軀，寫有聲之詩。

在生活里擦肩 在文字里相逢

核雕工藝師 蟠桃叔

我叫蟠桃叔，我是一個不出名的小作家，也是一個生意不紅火的核雕工藝師，俗稱刻桃核的。但是，我勤勤懇懇，這幾年出了不少書，也刻了不少桃核。這不，最近，我的一本名為《長安掰饃英雄傳》的新書問世了，是“不負星光·新大眾文藝叢書”中的一本，我因此覺得很光榮。以我對新大眾文藝的粗淺認識，就是文藝工作者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踏踏實實為咱群眾服務。

說到《長安掰饃英雄傳》，它是一本匯集我近年來寫作成果的短篇小說集，講西安普通人的故事。編輯老師是這樣評價的：本書聚焦了西安城巷深處的煙火日常，以幽默溫情的筆觸勾勒出一幅幅市井小人物的生動畫卷。書中從微末處透視城市精神，重現人間百態。那些市井匠人、江湖故人、飲食男女，在蟠桃叔的筆下完成了在鋼筋森林里編織出的柔軟詩意。

是啊，我在西安已經生活27年了，有那么多關于西安、關于西安人的故事要講。我曾經在西安的某報社工作了10多年，從報社辭職后搞文學加刻桃核也已經5年了。我的寫作基本都取材于我在西安的所見所聞，所經所歷。這幾年，出了五六本書，也都是獻給西安的。

《長安掰饃英雄傳》其實不是武俠小說，書里沒有一個拿刀拿劍的、飛檐走壁的。書中所寫的種種人物，乃是西安城里羊肉泡饃館子掰著饦饦饃的張三李四。雖是平凡人物，我卻認為他們每個人都活得熱辣滾燙、有模有樣，是凡塵俗世間的好男兒、好女子，是沒有功名的英雄也，故有此書名。書中，《吃油餅》里的范青青，《捏脖子》里的春山，《引生刻銅》里的引生……都是這樣。生活有時會讓他們疼，他們卻會對著生活笑。

小說絕大部分篇章都是我虛構出來的，當不了真，但是其靈感與素材均來源于我的親身經歷。例如《曹小毽》一文，人物原型就是我的好友，英年早逝的西安市絲錦畫

非遺傳承人李健。現實中的李健不像文中的曹小毽踢毽子、舞大刀、騎摩托車。李健一直單身，母親去世早，他和父親兩人住在一起。父子二人都有好手藝，他的父親做撕紙畫，他做絲錦畫，俱是非常罕見的工藝美術技藝。我當年常去李健家喝茶聊天，看他作畫。記得有一次，去李健家，李父正顫顫巍巍地剝一碗銀杏果仁……這些畫面我都印象深刻，也都寫進文章里了。

目前，我努力地寫作，也努力地刻桃核。雖然勞累而忙碌，但我深信，我非常幸福，因為我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且是雙份，我的幸福也就加倍了。最重要的是，我的努力漸漸得到了認可，我更有勇氣走下去啦。

在叢書的首發式上，作家陳彥老師做了發言，他提到正視生活本質的“粗糲性”與“毛邊性”，說得真好。我會繼續自覺地做好新大眾文藝的實踐者。

我是用小說記錄生活、記錄時代、記錄西安這座城，和城中的蕓蕓眾生的。我為自己寫，我更為讀者諸君而寫，為廣大人民群眾而寫。我愛熱騰騰的人間，愛人間每一個具體的人，特別是那些常被忽視和遺忘的平凡渺小的人。因為，我也是常被忽視和遺忘的，平凡渺小的。所以，如果您在我的文字里隱隱約約找到了自己或者自己熟悉的人，不用懷疑，那就是，一定是。我們終究在文字里相逢。

回首這幾年來的文學之路，我覺得自己非常幸福。一路上收獲了好風景，也收獲了情誼，就是我和讀者之間的情感聯系。我一篇一篇地寫，在傳統媒體上發，也在網絡上發。一些讀后有共鳴的讀者沒有吝嗇他們的贊美，也不忘分享感受。于是在回饋中，我在以后的寫作中不斷改進和修正。我也在聆聽他們的故事，感受他們的感受。這對于我來說，都是一筆財富的饋贈。所以，我的新大眾文藝之路是不孤單的旅途，真幸福啊。

是的，我親愛的讀者朋友，我們在生活里擦肩，我們終究在文字里相逢。

從象牙塔到大眾

高中歷史教師 易翔

我的經歷比較單一，基本上都是在校園度過。從幼兒園一路讀書，直到考上東北師范大學，畢業以后又應聘到東莞做高中教師直到現在。和大多數人一樣，我按照既定的軌道結婚、生子，每天忙于處理工作和生活中各種細碎的事務。文學像是少年時代種下的一粒種子，在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中，一直給我一種隱秘的力量。

高中時代我接觸到當代文學作品，毅然決然地放棄了更有優勢的理科，選擇了讀文科。真正開始寫作是在大學時代，那個時候，書包里準備著一個本子，只要一有靈感就趕緊記下來，不管是在人聲鼎沸的飯堂還是已經熄燈的宿舍。大學時代給我的印象基本是除了完成學業，其他時間都是在為寫詩做準備。但是一走出大學的象牙塔參加工作時，生活就把我的詩意擊碎了。做教師剛剛起步的時候比較艱難，準備好一節課、把講臺站穩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加上新教師一般都要做班主任，從大學時期自由自在到要管理50多個孩子，工作的強度是垂直性地推送過來的。所以，當堅硬的生活撲面而來，應付種種瑣碎事務足以讓人精疲力盡，我根本沒有閑情逸致再用詩意的眼睛打量這個世界。

直到2012年，女兒的出生再次激活了我對生命的驚嘆，我又嘗試用詩歌記錄這種全新的體驗。我把詩歌理解為“創口貼”，它既能幫我喊出來自生活的疼痛，也能撫慰生活帶給我的傷害。由此，我找到了生活與詩歌內在的連接，打開了詩歌創作的另一個通道。我的寫作內容和風格也隨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前段時間我創作了一本新詩集《東莞時間》，從書名就可以看出，我的寫作內容側重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譬如孩子蹦跳揚起的灰塵、家庭晚餐的碗筷等，并從中提煉厚重的詩意。詩歌不再是青春期沉耽于幻想的通道，更多是呈現生活場景、記錄生命軌跡的圖紙。

我的這本詩集忝列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新大眾文藝叢書”之中，新大眾文藝是一個還在討論中的概念，當然也達成了一定的共識，至少對我的個人寫作有很好的理論定位作用。從象牙塔到大眾，這種身份的轉換無形地影響著我在寫作上的追求。大學剛開始寫詩時，我喜歡運用“陽光”“雪”等意象，這些都是凌空高蹈的事物，現在更多能體現日常生活復雜情景的意象出現在我的筆下，寫作內容更加“大眾化”。更為重要的是，新大眾文藝對我的寫作心態起到了很好的調整作用。人到中年，寫作上的理想很大程度上已經被磨損，寫作的目的回歸到了文學表達的初心，即作為大眾表達日常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這就足矣。有了這個認識，心態就更為自由和松弛。新大眾文藝這一思潮，在我涌向大眾的浪潮中，很有“安全感”地接住了我。

回頭去看，其實也是因為大學時代有大量空閑的日子，正好可以用詩歌來填充。現在大多數時間都不再屬于自己，而是屬于工作、家庭和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能用詩歌調劑生活、安頓內心，才更感受詩歌的真正可貴。所以，我依然相信自己需要詩歌，而不是詩歌需要自己。把自己置身于大眾中，實際上也是如此，并不用擔心寫作靈感是否枯竭，寫作素材是否欠缺。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大眾本身是有生活的，我一直保持“間歇性寫作”，有的時候一年中沒寫幾首詩，但是過了一年生活也許又會眷顧我，讓我的寫作迎來一個高峰期。在大眾中寫作，保持大眾的心態去寫作，我認為這是新大眾文藝給我最重要的啟示。

讓平凡的人生被看見

東莞市東城體育管理服務中心主任 章新宏

作為一名在基層摸爬滾打了30余年的體育工作者，我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與“作家”這個身份產生聯系。但新大眾文藝的浪潮，確實讓這一切發生了。

作為這場大潮中的一名寫作者，或者說，作為一位被時代浪潮托舉起來的新大眾文藝創作者，我在持續深入的討論中，在各種學習研討會和培訓課堂上，對文學的認識日漸增長。我的寫作，也開始從過去純粹自發的生活記錄，向更具文學自覺的創作方向拓展。

在我看來，新大眾文藝與文化強國建設的關系，與我從事的體育工作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我在基層體育戰線奮斗30余年，深刻認識到全民健身是體育強國建設的重要路徑——只有當運動融入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競技體育的金牌才有更堅實的土壤，健康中國才有更廣泛的根基。同樣道理，新大眾文藝正是實現文化強國的重要舉措：只有當書寫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當更多普通人拿起筆記錄時代、表達生活，文化的繁榮才真正有了根基。

正是得益于這種濃郁的文化建設氛圍，我的創作得到了東莞市文聯、東莞市作協的關注和重視。2025年，我的散文集《從江右到嶺南》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記錄了一個江西游子落腳嶺南30余年的人生軌跡，寫下了故鄉的風物、兒時的記憶，寫下了異鄉的打拼以及平凡但愜意的生活。

書出版時，恰逢新大眾文藝浪潮興起，我的創作故事和這部作品，得到了國內多家重磅媒體的關注和報道。許多老朋友看到新聞后聯系我，表示祝賀的有之，表示刮目相看的有之。當然，也有人打趣我現在是“網紅作家”了。說實話，每次聽到這個稱呼，我既感到榮幸，又有些惶恐。我深知自己的寫作水平，出書固然值得高興，但我更清醒地認識到，這本書之所以能引起關注，我想，是因為它代表了一類人群、一種生活——一個基層體育工作者的文學嘗試。其社會意義，或許遠高于它本身的文學價值。我慢慢領悟到：創作是一門靜心的藝術，是重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力量。寫作讓我在繁復的基層工作中，找到了一方可以靜下來的天地。于是，我腦海里常會浮現一幅畫面——靜靜的夜燈下，人人在寫作。

如何平衡工作和創作？其實二者并無矛盾，反而相得益彰。創作講究主題鮮明、謀篇布局、首尾呼應、詳略得當；工作亦然。回想一下，工作中我許多好點子，正得益于寫作帶來的創作思維。

“文學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當然，這里的生活是廣義的，其必然包括工作在內。所以，工作對于我而言，也是我最好且最便捷獲得的創作素材。工作與創作既不矛盾，也不割裂，只有見縫插針的堅持，才是二者的完美結合。我的寫作大多發生在夜晚和周末，發生在上下班的晨昏，發生在運動場邊休息的間隙。30多年的體育工作教會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堅持——就像長跑，不在于起跑多快，而在于能否一直跑下去。寫作也是如此，每天幾百字，積少成多，便有了這本集子。

最后說說創作背后的故事。創作《從江右到嶺南》純屬無心插柳，純粹是內心的一種寫作萌動，起初只是為了記錄兒時的趣事而寫下的隨筆。寫作之初既無主題，也無主線，更沒有書名，可謂“亂寫一氣”。

11年前的一個早晨，我慵懶地躺在床上，饑餓喚醒了兒時的一段記憶，突然很想吃母親做的面條。于是，母親在灶臺邊忙碌的身影、一根根細長的面條，加上父親懲罰我時的那碗“黃花下面”，在手機屏上匯成了一碗情與愛的《面條》。我將它發在朋友圈里，引來無數點贊和評論。最有趣的是一位面條作坊主，他咨詢能否用這篇文章做廣告文案，還說可以寄些面條給我。文字受人喜歡，我自然高興，當即應允，并表示不用寄面條來。

就這樣，隨著與讀者的互動，我的寫作一發不可收地開始了，并一直持續著。《從江右到嶺南》中有篇文章叫《假如死亡降臨》，寫的是一次核磁共振檢查。那次走出檢查室，看著樓外照常升起的太陽，我忽然明白：生命的長度或許由天，但生命的寬度，握在自己手中。從那以后，我愈加珍愛生命，惜時如金，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我所喜歡的運動、音樂和寫作中。

新大眾文藝是什么？在我理解，它就是讓每一個普通人都能擁有表達的勇氣，讓每一段平凡的人生都有被看見的可能。我很慶幸，趕上了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