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第四次文代會開幕式主席臺

一 當代文學史研究轉向與文學會議史研究的意義

現在看來，肇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重寫文學史學術思潮，可謂中國當代文學走向學科化最重要的一個推手。其意義絕非限于產出了一批形態多元、對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產生重要影響的文學史，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人們對中國當代文學性質、現象及發展邏輯等新的認知。時至今日，這種認知在整體上已成為學界的一種學術自覺，并在不經意間促成了目前當代文學史寫作與研究的特有狀態。一方面，重寫文學史所展示的個人經驗及其歷史敘述的有效性，大幅度消解了史學家對文學史大而全、系統性等品格的追逐心理，原本那種以時間為經、以作家作品與思潮流派為緯的大部頭文學通史遭遇祛魅，仍然有心在該文學史范式中再作突破的文學史寫作已較為鮮見。另一方面，重新歷史化的學術實踐呈現了不少有別于以往文學史既定結論的文學事實，這又令史學家對一度被視為文學史靈魂的共識性結論變得警惕起來。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新世紀文學都已過去二十多年了，但關于其公共知識的生產至今仍付之闕如，基本的知識體系依然沒有被明確地搭建起來。這與20世紀下半葉每逢十年大抵要來一次著史（續史）風潮的情形業已大相徑庭。此種狀況不免讓人聯想，持續了幾十年的重寫文學史運動是否已趨于式微，在“大鬧一場”之后，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是否需要停歇一段時間，這是為了回顧，也為了更有效地繼續前行。

然而事實似乎卻并非如此。放眼當代文學研究界，有關文學史寫作與研究的學術會議依然熱度不減，相關學術專欄也此起彼伏，加之洪子誠的《材料與注釋》、程光煒的《當代中國小說批評史》、王堯的《新時期文學口述史》、王杰的《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發展史》、程永新的《一個人的文學史》等的沖擊，人們對于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正在形成一種新的認知：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其實一直“在路上”，只是應該更加謹慎，更講求實效；既然高蹈的“大歷史”（History）的論述難免自設陷阱，那么還不如專注于歷史的某個側面，去呈述有著個人持續耕耘與豐厚的材料支撐的“小歷史”（his story），既為世人觀察文學史提供一個文本、一種視角，也為歷史經由“碎片”而生成“整體”貢獻一份個體的力量。在筆者看來，這種點狀、個人化的探索非但不是當代文學史寫作后繼乏力或泛濫無序的征兆，而恰恰是其走向理性與成熟的標志，因為在很多時候，它們似乎更逼近歷史的現場，更貼近歷史的客體。

基于這樣一種文學史寫作的理念與語境，研究并編撰一部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就有了獨特的實踐價值。

首先，文學會議既是當代文學的鮮活內容，也是當代文壇的一種特有制度，研究文學會議史能夠有效回應當代文學的“中國特色”。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個根本特性就在于它的組織性。從文學機構的設置到創作實踐的規劃，從文藝觀念的倡導到文學創作、批評等的開展，當代文學往往被置于相關政府部門、文藝團體以及研究機構的組織之下，成為一個有機的組織體。這種組織性的強度雖在不同歷史階段存在差別，但作為一種制度或宏觀的指導精神，則始終貫穿其中。文學會議作為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會議的一種衍生與發展，既是當代文學組織化運作的實施載體，也是保障其組織性存在的重要方式。文學會議對當代文學的發動與塑造是多方位的，且往往觸其根本，包括文學方向的確立與轉換，文藝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創作隊伍的組織與建設，文壇熱點的爭論與引領，文學史敘述的醞釀與生成等，它們對于當代文學的影響有時直觀具體，有時則潛移默化。由此觀之，文學會議并非一個個僅供敘述的文壇事件，而是內置豐富邏輯的體制性場域，留存著黨和國家以及廣大文藝工作者繁榮文藝、發展社會、振興民族的諸多訴求，以及殫精竭慮為之探索的行動軌跡，值得學界深入研究。研究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就是直面當代中國文學的這部分重要存在，是呈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制度性這一本相的積極嘗試。

其次，各類形式有別、規模不等的文學會議不僅貫穿當代中國文學的整個歷史進程，而且還構成當代文學具體展開的一種獨特方式，此種膠著共生的狀態，預示著文學會議對于當代中國文學具有一種獨特的闡釋功能，研究文學會議史由此也將為我們觀察與理解當代中國文學提供一種新視角。從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倡導“新的人民的文藝”，到2014年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當代中國文學的發生與流變，通常伴有各類文學會議的參與和作用。文學會議不僅催生了當代文壇的一道道風景線，引領了文學創作的整體格局與基本生態，而且還攜帶著文學與當代中國政治、社會、民生等互動的豐富信息，體現文學變革的內在訴求與外部動機，是當代中國文學嬗變具體而鮮活的注腳。從這個角度講，文學會議可以被視為闡釋當代文學諸多思潮與現象的一個邏輯基點，是我們談論當代中國文學的某個元話語，而一部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也堪稱一部獨特而重要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眾所周知，當代文壇并非一個純粹的文學場，而是一種跨界的、“超文本”的復合體，除了審美觀照，也需要引入一種更為開闊的文化視野加以分析。文學會議作為左右當代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只“隱形之手”，聯結著文學的表象與內里、形態與機制、文本與歷史，它是我們步入當代中國文學歷史長河極好的拐杖。

最后，研究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也將切實推進當代文學會議的學術實踐。關于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的重要性及其學術價值，其實學界很早就有基本共識，這可以從1980年代出版的多部文學史每每開設專門章節敘述當代文學會議得到印證。[1]大致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之際，文學會議研究領域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學者隊伍。洪子誠、程光煒、王本朝、黃發有、王秀濤等一批學者的相關研究，既從不同維度開掘了文學會議的學術內涵，也對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研究的方法與路徑作了個人化探索。[2]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文學會議研究在不斷被推進的同時，也迎來了需要跨越的學術瓶頸。學界業已開啟的這些極富個人創見的研究活動，總體來說屬于局部研究，或針對某個文學會議，或指向文學會議的某個具體問題，研究對象較多落在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全國第四次作代會、“大連會議”等帶有官方背景的文學會議上，學術視點則通常聚焦會議歷史價值的闡析或相關史料鉤沉，成果形式也多為論文。一般而言，這種個案或某個問題的具體研究，彼此之間難以形成體系與學術合力，研究格局也顯得較為零散。目前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研究相對缺少的，是那種與對象本身厚重的學術價值相匹配的大部頭研究成果。總之，在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礎之后，無論是研究視域還是學術結構，當代文學會議研究需要換代升級。文學會議史的研究恰恰強調聯系與發展的眼光，以及兼顧會議本身與文學史影響的全景式呈現，它或許會對當前文學會議研究的總體格局帶來一些改變。

二 問題與難點：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的三個面向

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是一項耗時費力的大工程。文學會議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形態復雜，相關史料也較為稀缺與散亂，僅收集、整理材料等基礎性工作，體量與難度就不小。更重要的是，它需要面對多個實質性問題，對之作出必要的學術攻堅。

第一，縱向考察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的整體歷史進程。進入具體的歷史語境，考察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的創生及其在不同階段的狀況，呈現其歷史變革與行進的脈絡，這是當代文學會議史研究的應有要義。然而，由于對象本身的特殊性，要將這一目標真正兌現卻并不容易。

一方面，文學會議的呈現終端雖落在文壇，但其醞釀、籌備、組織、保障、貫徹等各個環節，卻又不拘囿于文壇，而往往是黨（中宣部等）、政（文化部等政府部門）、群（文聯、作協、研究機構等專業團體）實施聯動的一個結果，有關其發生與流變的內在邏輯，我們不能只看文壇而不看政壇，只見文學動因而不見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議題。比如，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之所以能在政治形勢依然復雜的1979年被大規模、高規格地舉辦，文藝界的熱切呼喚是一個方面，但根本的動力，則來自中央推進思想解放運動和“四化”建設這一國家發展戰略。思想觀念的新舊交替與激烈交鋒，令新一屆政府的頂層設計在付諸實施時動輒遭遇阻遏，由此中央意識到，文學藝術作為在人民群眾中有著廣泛影響力的一條“戰線”，是政府推動國家中心工作轉型的重要抓手，黨必須重整文藝隊伍，重建對這支隊伍有力與有效的領導，讓文藝工作者“盡情地大膽地唱出奔向四個現代化的最強勁的進行曲”[3]。因此我們看到，盡管早在1977年10月文藝界就已表露了召開文藝大會、重新集結文藝隊伍的心聲，[4]但第四次文代會正式拉開帷幕，卻是在兩年后的1979年10月30日。大會之所以經歷了一個“只見樓梯聲，不見人下來”[5]的漫長而曲折的籌備過程，原因不在于文藝界缺乏行動共識和執行力（盡管當時文藝界的思想觀念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但召開第四次文代會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共同心聲），而在于國家意識形態層面“兩個凡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間的爭論尚未平息。規避單一的文壇觀察，結合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等領域進行綜合考察，才能使我們進一步看清第四次文代會的來龍去脈，并進而理解其史無前例的會議規模、極強的“四化”建設動員力以及不乏喧嘩與騷動的會場氛圍。

另一方面，很多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彼此之間并不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它們往往相互生發、嵌套，一個會議構成另一個會議的緣起，或此會議是彼會議的延伸，形成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錯關系。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的多個文學會議，諸如“舊的連載、章回小說作者座談會”、“能不能寫知識分子”的討論會、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相繼召開的文藝整風學習動員會等，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貫徹落實第一次文代會所倡導的工農兵文藝方向的結果，它們之間有著共同的精神譜系與行動邏輯。1980年“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和“在中央宣傳部的直接領導下”[6]召開的劇本創作座談會，經常被史學界專門談及，但它其實也是全國第四次文代會的一個衍生物。由于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和電影劇本《女賊》《在社會的檔案里》等作品在第四次文代會上引發了代表們熱烈的討論，意見爭執不下，而文代會又不能延長會期，所以經大會籌委會與中宣部商議決定，在文代會結束之后專門組織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以進一步討論相關問題，于是就有了這個對新時期文壇影響極大的文學會議。進入1990年代以后，還要特別注意黨政會議與文學會議之間的這種嵌套性。因為自1990年代以降，國家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整體上走向宏觀調控與政策指導，而這種調控或指導精神的下達，除了經由國家領導人在周期性的全國文代會上作重要講話，也落在各類大型黨政會議上有關文藝創作（文化建設）的議題中。比如江澤民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有關“主旋律”的表述，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關于“文化產業”的提法，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等，都會引起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文藝（文化）機構、團體的高度關注，并進而催生一系列的文學會議。諸如此類的情況提示我們，當代中國文學會議是一個富有關聯性、體系性的場域，會議史的考察需要有一種整體與系統的學術意識，要特別注意會議之間的內在聯系。

第二，橫向發掘當代中國文學會議與當時文壇創作之間的互動關系。“重返”文學現場，為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諸多現象提供一種文學會議視角的闡釋，這是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需要著力兌現的又一目標。如果說第一個問題關乎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的本體論，那么第二個問題則主要指向文學會議的文學創作發生論。由于不同類型文學會議作用于文學創作的機制、過程、效應等存在差異，因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同樣是一個不乏難度的細活。

“十七年”時期的許多文學會議是“外生性”的，即會議的發起主要不是源于文壇內部，而往往是當時政治意識形態建設的需要。全國第二次文代會之所以在1953年召開，并提出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藝創作與批評的最高原則，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考量：在國際冷戰格局中強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抵抗在思想戰線上來自資本主義陣營的文化滲透；組織文藝界響應國家推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宣傳好“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并動員廣大人民群眾投身于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和“三大改造”運動；展示全面學習蘇聯模式的姿態，以回應蘇聯對新中國工業化基礎建設的大力支持。“外生性”文學會議對文壇創作的影響，中間隔著一個作家學習與消化“外部精神”的過程，其間還往往催生出各類討論會，因此其文學生產價值的顯現不僅周期相對較長，而且這種目的性較強的生產實踐也不時伴隨著檢視與爭論。

進入新時期之后，基于文學創作自身訴求的“內生性”文學會議逐漸鋪展開來，并展示出很強的文學生產指導能力。傷痕文學在新時期初文壇的風起云涌，除了有特定歷史語境的加持，當時文藝界大量自發性文學會議的組織功不可沒。包括1977年《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的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1978年中國作協召開的《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三刊聯席編委會會議，1979年《人民文學》雜志社主辦的全國首屆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會，1979年《文藝報》編輯部召開的文學理論批評座談會，以及1979年6—9月從中央到地方紛紛召開的數量難以統計的關于《“歌德”與“缺德”》一文的討論會等，它們不僅為傷痕文學爭得了合法地位，并且助推它成為一種創作思潮。其他如1980年《詩刊》雜志社舉辦的青春詩會之于朦朧詩浮出水面，1984年《上海文學》雜志社、浙江文藝出版社等聯合舉辦的杭州會議之于尋根文學大潮的形成，1986年社科院文學所舉辦的新時期文學十年學術研討會之于新時期文學史初始敘述的生成，1988年《文學評論》《鐘山》等雜志社聯合舉辦的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研討會之于新寫實小說的登場等，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內生性”文學會議通常基于文學創作實踐而發，涌動著作家或批評家的創作思想與藝術訴求，對文壇創作風潮的引領也往往較為直接。

還有一些文學景觀，則由“外生性”文學會議和“內生性”文學會議共同促成。“現實主義沖擊波”小說在1990年代的群體性亮相，一方面是文壇持續尋求創作突圍使然——先鋒文學的形式實驗業已出現疲態，而現實主義又不能一味地陷于新寫實小說那種“生活流”式的日常瑣碎之中，它需要重建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另一方面則是政府引導并助力的結果——面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所引發的社會震動與群體性焦慮，相關政府部門希望作家們通過創作，去呈現特殊歷史時期中國社會難以回避的各種困難，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現實關切，疏導他們的情緒。因此考察“現實主義沖擊波”小說的生成，僅落到《人民文學》《上海文學》《文學評論》等期刊社以及諸多文藝機構組織的各類創作研討會是不夠的，還需要關注各級宣傳部門為策劃、組織和激勵相關創作活動而召開的工作會議。

除了需要區分文學會議的類型，還有一點特別值得一提，那就是文學會議對于某種創作活動的激發，很多時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們之間并非一種工整、固化的對應關系，而是不乏過程性、變化性甚至矛盾性的。比如，現代派小說在1985年出現“爆發”征象，當然與作協四大的召開（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有直接關系，大會明確提出的“創作自由”口號，極大釋放了現代派小說的生產力。然而把兩者點對點地對應起來，就顯得有些簡單了。現代派小說作為一股創作思潮，并不是在1985年橫空出世的，它在新時期之初就已在醞釀與積蓄。從七八十年代之交王蒙、茹志鵑、宗璞等人的最初嘗試，到1985年匯成一股創作思潮，其間針對現代派小說的思想性、技巧性、合法性等問題，文壇組織了大量的文學會議。它們對現代派小說的推動并非直線式的，而是充滿曲折的。《文藝報》編輯部一開始積極支持現代派小說，為此不僅舉辦了“文學創新與探索”的座談會，還曾開設“文學表現手法探索筆談”的專欄，大力倡導“藝術貴在創新”[7]；到了黨的十二大召開前夕，由于現代派小說與黨的十二大將要提出的“建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高度精神文明”的發展方針不相符合，中宣部已把批評現代派列入了文藝報刊宣傳黨的十二大的重要內容，此時《文藝報》編輯部不僅終止了向高行健、李陀、馮驥才等熱心于現代派探索的作家的約稿，而且開始遵照中宣部的指示，轉而組織了“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問題討論會”等會議，旨在平息現代派小說的創作勢頭。總之，現代派小說的成長周邊，集結著一批錯綜復雜的文學會議，它們與作協四大一起，迂回曲折地促成了現代派小說在1985年蔚為大觀的創作風景。因此，考察文學會議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不能持簡單的由此及彼思維，避免靜態地定格兩者關系，而應以一種動態、過程性的眼光，對之加以歷史化探討。

第三，考察文學會議對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發展所作的貢獻。除了創作實踐環節，文學會議對當代文學的影響，還體現在它對當代文學相關概念、術語及文學史敘述的生產和沉潛上。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我們以往關注不多，但它卻是文學會議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相關概念、術語等是一個學科得以確立的基石，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中國當代文學許多學科話語是由文學會議建構起來的。這些話語涉及當代文學學科的多個方面。比如關于當代文學的性質，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有“新的人民的文藝”“新民主主義革命文藝”等界說，它規定了當代文學的工農兵方向，要求文藝工作者進入農村、部隊和工廠，“深入到工農兵的群眾中去為他們服務”[8]；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則提出了“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確定文藝是社會主義建設一項“崇高的事業”，在“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等方面，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9]關于當代文學的方針政策，1956年3月召開的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5月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以及中宣部報告會等，不僅醞釀并推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對這一方針的具體內涵作了闡釋。“文藝八條”雖沒有來得及在當時的文藝界推廣實施，卻是我們考察60年代初文藝環境的重要抓手，而這一文藝政策的誕生，離不開1961年6月新僑會議的推動和1962年3月廣州會議的催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文藝方針，同樣經由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全國第六次文代會以及作協、影協等組織的各級各類學習會、討論會等提出并貫徹。至于創作現象、思潮、方法等層面的學科話語，則更體現了文學會議超強的生產力。20世紀50—70年代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兩結合”“中間人物”“三突出”等，80年代的傷痕文學、朦朧詩、人道主義、尋根文學、新寫實小說等，90年代的“私人化寫作”“現實主義沖擊波”“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等，這些學科概念的初始出現及其語意延展，差不多都聯結著相關文學會議的發動與運作。文學會議為當代文學學科建構提供了體系性的話語支撐。

文學史是文學學科沉潛與積淀最重要的載體。由于當代文學自誕生之時就被納入國家體制之中，因而其文學史生產長期通行舉國體制的集體編寫模式，這種做法在被用作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文學史的編寫上尤為突出。為保障文學史知識生產的正宗與權威，編寫組成員需要反復開會，對如何編寫文學史展開充分討論。《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作為新時期一部重要的當代文學史，就是由教育部委托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十所高等院校集體編寫的。編者在“前言”中如是陳述該史的成書過程：在接到編寫任務后，十所院校的編寫代表于1978年“在哈爾濱舉行編寫工作會議，成立編寫組，確定分工，并研究了教材編寫的相關事宜”；1979年3月編寫組“在上海開會討論本書詳細大綱，并廣泛聽取了應邀到會的四十多個院校及有關文學研究單位的代表對大綱的意見”；為“進一步解決編寫過程中遇到的一些難點”，編寫組成員又于1979年8月參加了“在長春舉行的全國當代文學學術會議”，與參加會議的文學研究和教學工作者一起，“就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完成初稿后，自1979年11月起，編寫組“在北京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反復開會，“對初稿進行討論和修改”，最后“選出五人定稿組及正副組長各一人，負責本書的定稿工作”。[10]《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的這種成書模式并非特殊個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領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它彰顯了一個事實，即開會通常是啟動一部當代文學史編寫的儀式，也是編寫工作具體展開的方式。大到編寫理念、思路與體例，小到編寫過程中碰到的具體難點，從最初編寫任務的分工，到最終文本終稿的整合及話語風格的統一，會議不僅主導了當代文學史編寫的整個流程，還規設了當代文學史敘述的立場、對象、格局及價值判斷等核心元素。

三 階段性考察與全局性觀照：一種可能的學術路徑

由此看來，研究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所涉及的問題不僅面向多，而且情況復雜，這要求我們在學術路徑方面有所探索，搭建一個合理、適切的研究框架，以有效回應這些問題。

以時間為線來網羅各類大大小小的當代文學會議，這種做法顯然不可行，因為梳理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參會人員及主要內容，只是靜態、孤立地敘述會議的面上事實，它不僅不能呈現當代文學會議之全景圖，也不自帶文學會議流變的歷史軌跡，更不見它給文壇創作、學界研究等帶來的或顯或隱的各種影響。屏蔽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的歷史縱深與空間寬度，無助于文學會議史“史學”品格的生成。事件性地悉數列舉會議個案對于編撰文學會議史固然重要，但它應該是文學會議史研究的一個起點，一種基礎性的準備工作，而非文學會議史本身。與此同時，習見的“以論代史”的著史方式似乎也不可取，它對“影響”“意義”等傳統史學核心話題的執著，對“結論”的情有獨鐘，以及對“結論”慣有的主觀確認方式，缺少的恰恰是對文學會議作一種客觀務實、兼及內部與外部的“知識考古”式發掘。總之，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需要提防走向兩個極端——事件鋪陳與理論高蹈，應該走進歷史深處，除了觸摸大量文壇細節，還要注意運用多種跨界性、交叉性史料，去探尋文學會議背后的發生動機、議程生成、組織模式、運作機制，以及它之于文壇與學界的價值顯現等。唯其如此，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的研究才有可能是立體的，因為有著表象與內里、時間與空間的統一；也才有可能是有深度的，因為有著實證與分析、事實與理論的結合。

基于全局性研究的學術定位，以及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相對清晰的階段性特質，分階段展開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的研究，在具體考察某一時期文學會議的自身形態與外部作用的同時，注重呈現不同時段文學會議歷史流變的情況及其內在邏輯，進而形成當代中國文學會議整體性、系統性的知識圖景，這是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值得嘗試的一種學術路徑。

1949—1976年可作為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的第一個時段。圍繞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這一歷史任務，此時的文學會議在總體上呈現某種共質性，不論是結構布局還是組織形態，文學會議都較大程度受到了政治意識形態的主導，會議也通常在一種政治性的體制場域中進行運作，由此催生了該時段文學會議諸多獨特的風景。關于這部分文學會議的研究，或許可以作以下一些嘗試。一是結合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這一歷史背景，考察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的創制情況及其格局構成。具體內容包括：作為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的創制之作，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是如何發生與組織的，它的哪些元素隨后被作為“會議經驗”而加以了歷史化；從文代會到作代會、青創會、業余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代表大會類文學會議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黨和國家在這種布局之中寄寓了怎樣的文化戰略構想；大量涌現的各級各類文藝座談會是此時段文學會議的重要構成，它在形制、功能等方面具有怎樣的時代特質。二是探討文學會議如何助推了一個工農兵文藝時代的開啟。可經由文學會議，對第一次文代會提出的“新的人民的文藝”的話語內涵及其歷史衍變作出梳理，為觀察當時工農兵文藝的動態及其具體行狀提供一個獨特視角；可聚焦50年代初那場影響深遠的高等學校文藝教學問題大討論，發掘會議意見如何引領了“十七年”文藝教學模式的生成；可以1950年文聯的“工作任務”和1956年作協的“工作綱要”為標本，考察會議所預設的目標與當時文壇生態之間的關聯性。三是討論文學會議在“十七年”文藝政策制定和創作方法倡導等方面的情況。可針對當時影響較大的文藝政策與創作方法展開。比如：1956年“雙百方針”和1962年“文藝八條”的出臺，其背后有黨政會議與文藝界會議怎樣的聯動；從第二次文代會到第三次文代會，“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轉換成了“兩結合”，會議的這種方法論轉換有何歷史邏輯；“寫中間人物”論通常被視為“大連會議”的產物，它在“大連會議”上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存在，會后它是如何被“理論化”的。四是分析文學會議對中國當代文學史初始敘述的影響。內容可以包括：在編寫《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座談會上，編寫人員如何就某種特定的、對嗣后當代文學史的寫作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學史觀達成了歷史性共識；《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試印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當代文學史（1949—1959）》（山東大學中文系）、《中國當代文學史稿》（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等早期當代文學史，其敘述的立場、對象、體例等與各編寫小組的“集體討論”存在怎樣的關聯；現實主義作為“十七年”文壇的一個核心話題，對它的闡釋反反復復，充滿變動，文學會議如何參與了現實主義話語史的建構。五是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學會議的流變及主要會議個案作出考察。內容包括：在“階級斗爭無處不在”的焦慮之下，文學會議的邊界趨于模糊，開始變得日常生活化；1966年2月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及隨后下達的“會議紀要”，主導了當時文藝的“革命”轉向；1966年11月和1967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兩次文藝界會議，打造了樣板戲的“革命美學”及其“經典”標準，為“文革”文藝范式的確立作了鋪墊。

1977—1989年可作為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的第二個時段。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代感召之下，此時的文學會議出現了不少歷史新質，引領了不同于以往的文學創作景觀，也創生了許多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首先，文學會議為新時期文壇的撥亂反正作出了巨大貢獻。粉碎“四人幫”之后，針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各種揭批會席卷全國，它們匯成的輿論浪潮，極大扭轉了世人的文藝觀念；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委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是十年內亂結束后文藝界召開的第一個全國性會議，大會宣告中國文聯、作協恢復活動，《文藝報》恢復出刊，它標志著文藝界在新時期的正式重啟；時隔19年之后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于1979年隆重召開，會議在多個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恰恰顯示了社會主義文學正迎來多重轉折。其次，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美好愿景，文學會議的功能與形態發生了變化。文學會議不再似20世紀50—70年代那般充滿“政治剛性”，“爭鳴”“協商”機制得以開啟，并在實踐中獲得了發展；從原先的側重日常治理，到此時的旨在激發文藝生產力，文學會議的功能在整體上實現了一次轉換；全國優秀短、中篇小說的評獎會得以創設，它在很大程度上引領了新時期文壇的創作實踐，并推動了作家隊伍的培養。再次，文學會議多維度參與了此時段文壇生態的塑造。南寧會議[11]（1980）帶動了朦朧詩，杭州會議（1984）促成了尋根文學，黿頭渚會議[12]（1988）理論化了新寫實小說……文學會議可謂全程介入了新時期文壇的“潮流化”演進；針對作家作品和各種創作現象，各級作協、各期刊編輯部等召開了大量及時的、及物的，也是極富影響力的創作研討會，在將1980年代打造成一個“文學批評的時代”的過程中，文學會議可謂功不可沒；第五次文代會則把文聯及各協會的體制改革問題擺上了日程，這是對新時期文藝的運作方式和文人的生存狀態的雙重觸及。最后，文學會議在當時也孕育了許多影響重大的理論熱點問題。比如：從第四次文代會到作協“四大”再到涿州會議[13]，可以爬梳出一段相對清晰的文藝界有關“創作自由”的認知史；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會場博弈，衍生了新時期文壇有關文藝的真實性、人民性、共同美、自我表現等問題的熱烈探討；文學會議也直接引發了人道主義、主體性、重寫文學史等的大討論，對當時的文壇走向及文學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1990—2011年可作為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的第三個時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與推進，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結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此時文學會議的整個場域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首先，文學會議的存在格局、運作機制等出現新動向。80年代常見的官方與文藝界聯袂合作的辦會模式不再那么盛行，文學會議開始出現相對體系化的征象，即官方主導的會議主要指向文藝政策導向，民間主導的會議則重在文藝創作或學術問題研討；現代傳媒與資本元素開始滲入文學會議，部分文學會議開始有了新的“游戲規則”；該時段還涌現了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馮牧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獎等一批文學評獎會，它們構筑了一個更為復雜的資本積累與創作導向的新場域。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對如何引領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發展的探索，很大一部分體現在一些重要黨政會議上有關文藝（文化）話題的討論中，相關的表述值得解讀。1994年江澤民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文藝發展方向，這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主旋律文化”建設工程的開啟；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對“文化產業”概念作了豐富闡釋，不僅讓“文化產業”的合法性得到了實質性突破，而且有力推動了文藝從“事業模式”向“產業模式”的轉變；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基于當時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緊迫形勢，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再次，從第六次文代會到第九次文代會，文化發展新戰略被反復強調并付諸實施，文藝創作也由此出現了新的面貌。比如：重提“深入生活”之后，現實主義開始回潮；在政策的激勵和扶持下，“紅色經典”再造工程全面啟動；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一翼，網絡文藝在黨和國家的引導與治理下開始“上路”。最后，此時的學術研討會也展開了新一輪的知識生產、學科建設與創作轉化。包括：對“后新時期文學”“人文精神”“文化批評”等諸多概念（話題）作了熱烈的討論；文學史研討會全面升溫，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轉向”；將一些現象級創作活動加以“私人化寫作”“底層寫作”“80后寫作”等命名，并對它們作了理論分析與創作實踐探討。

2012年至今可作為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的第四個時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成為此時段黨和國家工作的主題，文藝工作也由此有了明確的行動目標。此時的文學會議一方面注重強化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下文藝事業的方向性引領，另一方面也著眼于推進對各種文藝創作現象及理論問題的深入研討。首先，2014年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是本時段最重要的文學會議個案。《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堪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文藝的行動綱領，包括新時代的發展方位與文藝作為經國大業的歷史性提升，時代性和人民性作為社會主義新時代文藝創作的導向，中國精神作為社會主義新時代文藝創作的靈魂等，這些精神都需要被深入解讀。其次，文學會議也富有實效地推進了新時代的文藝創作實踐，并帶動了文藝格局的新一輪演變。比如：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2021）是繼文藝工作座談會之后的又一重要會議，大會對新時代文學的內涵、目標和使命等作了系統性闡述，指明新時代文學是一個基于時代政治定位的宏觀概念，強調文學創作要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努力書寫和反映中華民族在實現偉大復興進程中的歷史性變革以及人民群眾的時代精神風貌，在創作取向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鼓勵在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上不斷創新，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一個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隨著各級黨委把文藝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主旋律”文藝獲得了長足發展，并在主題基調、藝術風格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特質；以中國文學博鰲論壇為代表，文學會議還開啟了對中國文學“走出去”“國際化”等問題的專題性探討。最后，文學會議也及時回應了一些新的文藝創作現象與理論問題，推動了創作孵化與學科建設。從“可能性”研討（2010·人民文學雜志社）到“民族記憶”的“人類學想象”（2023·蘇州大學），非虛構寫作在一系列會議的加持下異軍突起，成為當前備受矚目的一種創作現象；科幻文學在新時代的繁盛及其產業化，離不開各種創作研討會、頒獎禮、產業論壇等的協同發力；在理解與貫徹“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這一中央精神的過程中，文藝理論界組織召開了“當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設高端論壇”“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等一系列研討會，產出了相關研究叢書，歷史性地開啟了中國自主文論話語體系的構建活動。

當然，上述這種分階段考察只是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的一種可能路徑，不排除其內部或許存在不合理性。比如，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的歷史流變是漸進的，“革命”式的驟變似乎并不明顯，不同階段的文學會議不乏相互滲透，因此這種研究范式容易導致文學會議歷史敘述的割裂感。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實踐中既要注重階段性考察的相對獨立，也要時時回望階段性特質之間的歷史關聯。在某種程度上，切割階段恰恰是為了更好地進行整體觀照，是建構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知識譜系的需要。另外，以上所述的研究內容也并非絕對的，不少地方或許有待商榷與提升。文學會議的數量巨大與形態龐雜，需要我們在具體對象的取舍、多重關系的處理等方面更加謹慎與學理化，這直接關乎研究工作可能達到的水準。如何動態地呈現文學會議的星叢圖，如何合理地揭示文學會議在當代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中與文學創作及研究之間始終存在的張力場，這是構建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史研究內容的基點，也是研究工作不可回避的難點。

注釋：

[1]如郭志剛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冊）（1980）、朱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1987）以及王慶生的《中國當代文學》（3）（1989）等，均有專門篇幅述及20世紀50—70年代的一些重要文學會議。

[2]洪子誠的專著《材料與注釋》以一種并置正、副文本的方式，對1957年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1962年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等作了別樣解讀，開辟了當代中國文學會議個案研究的新范式。程光煒對文學會議的研究強調聯系“歷史周邊”，《“四次文代會”與1979年的多重接受》等成果對文學會議作了“重返現場”式的考察。王本朝側重從制度學角度來研究文學會議，《文學會議與當代文學體制的建立》等論文對文學會議的制度性功能作了開創性闡發。黃發有則善于用文學發展史的眼光來研究文學會議，《文學會議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等一系列論文剖析了文學會議與文學嬗變之間的深層次關系。王秀濤注重對文學會議“一手史料”的發掘與闡釋，他對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的代表產生、招待演出、藝術展覽會等諸多環節的考察，極大推進了學界對該重要文學會議的重新認識。

[3]《胡耀邦在文聯舉行的迎新茶話會上發表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1月3日。

[4]在文聯、作協還沒有宣告恢復的1977年10月19—25日，《人民文學》雜志社在京組織召開了20多人參加的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尚未獲準恢復工作的作協主席茅盾以“老兵”的身份到會講話。此次會議體現了文藝界在粉碎“四人幫”后“重返崗位”的自覺，在恢復文聯和作協方面，它被認為“給中央施加了壓力”。參見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頁。

[5]徐慶全：《文壇撥亂反正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頁。

[6]劇本創作座談會辦公室整理：《劇本創作座談會情況簡述》，《文藝報》1980年第4期。

[7]參見“文學表現手法探索筆談”專欄的“編者語”，《文藝報》1980年第9期。

[8]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版，第19頁。

[9]《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頁。

[10]郭志剛等：《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1頁。

[11]1980年4月在廣西南寧召開了以新詩現狀和展望為主題的“全國當代詩歌討論會”，會上對北島、舒婷、顧城等人的作品的評價成為爭論的焦點。它使關于朦朧詩的爭論從報刊文章的交鋒，升級為面對面的、大規模的激烈辯論，朦朧詩的概念及其代表作品由此在全國范圍內獲得了空前的關注。

[12]1988年10月在太湖邊黿頭渚公園內的江蘇省干部療養院，召開了由《文學評論》編輯部和《鐘山》編輯部共同籌劃的“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研討會，一批當時重要的中青年評論家和報刊的記者編輯近四十人參加了研討會。會議針對方方、劉震云、劉恒等人創作的小說，提出了“新寫實主義”“后現實主義”等概念，并對之作了理論方面的探討。

[13]1987年4月在河北涿州召開了由《紅旗》雜志文藝部、《光明日報》文藝部和《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聯合舉辦的一次組稿座談會，會議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指導。與會人員主要學習了1987年初以來中央連續發出的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有關文件，以及鄧小平的一系列相關講話，并據此對文壇創作的“自由化”問題作了回顧與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