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當年風頭正健時，為什么不再發表小說，成了“失蹤”的小說家？

任白：當年也沒有風頭正健，勉強算漸入佳境，“失蹤”的主要原因是去辦了一份都市報，這在當年也算是一個行業風口，一方面可以從無到有開創一個與自己有關的事業，另外知識分子也都想為社會做點實務，新聞媒體可以立竿見影地介入社會生活，這是一個很大的誘惑，現在長春市民享受的每平方米27塊的供暖價格就是我們報紙當年從每平方米29塊打下來的，這么多年，給大家省了很多錢，這只是一個很小的例子。當然，我是個一根筋的人，一段時間大概只能做好一件事，我恢復寫作后一直寫詩，因為小說太耗時間精力了，報社工作強度又特別大。一個特例是當年辦報時的搭檔劉慶，他就把小說寫作堅持下來了，而且成績斐然，這非常不容易。

夏商：在這段未發表新作的時光里，文學是否仍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任白：當然，前幾天看有人評陳嘉映的新書《希臘別傳》，說:“29歲的時候，陳嘉映寫下了《旅行人信札》，到了70歲的時候寫下了《希臘別傳》，這中間的時間就是他的奧德賽。”說得真好，我也希望有這樣的奧德賽，事實上可能也有，只不過遇上的海妖、巨人沒人家多，而且到今天也沒有找到伊薩卡島。

夏商：這次復筆，有怎樣的心境？

任白：很感謝夏商兄在我遲疑之際推了我一把，重新開始小說寫作的念頭一直有，但快三十年沒寫了，是個不小的挑戰。同樣感謝《十月》開了這么個用心的欄目，呼喚一眾失蹤者講述他們的奧德賽，這是21世紀的荷馬招募計劃，哈，多牛。

夏商：跟以前相比，對小說這門藝術是否有了新的理解？

任白：小說是個有無限可能性的文體，不同的小說家從自己的表達需求出發，去尋找或建構自己的文本樣式，這本身就是件非常奇妙的事。

夏商：促發你寫一篇小說的沖動是如何形成的？

任白：最底層的動機肯定是表達，人到這個年紀會有很多話想說，但往往話到嘴邊人會明白表達困境是怎么回事，所以就需要尋找和發現，特別是需要相遇，一句話、一個場景、一個故事梗概，都可能成為這樣的契機。

夏商：在推進敘事的過程中，是完全按照構思，還是會跑偏？

任白：好像是硅谷的什么人說過，大部分了不起的產品都來自B計劃，最初的想法提供了一個方向和起點，但路徑很難一次性規劃清楚，沒有跑偏怎么會找到桃花源。

夏商：你心目中的一篇好小說，由哪些要件構成？

任白：不同作家倚重的要件各不相同，對我來說，敘事仍然重要，它是蓄積小說能量的過程，但最終還是得跳起來，沒有靈魂出竅的小說很難滿足我。

夏商：對你而言，小說意味著什么？

任白：相較于詩歌，小說是實現延遲滿足的好載體，它需要更大的耐心，不介意繞很遠的路抵近目標，其實對于小說而言，路本身就是目標。

夏商：若能選擇與古今中外任意一位小說家對話，你希望是誰以及希望探討什么話題？

任白：我會選索爾·貝婁，如果能跟他聊聊我會問他，今天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寫信了，那么如果赫索格生在今天，該用什么方式追悼我們公共體內部出現的那么多溝壑和裂紋，體面如何才能成為一種有重量的文化價值？

夏商：這次復筆對你而言，只是為了配合我們完成一項文學策劃，還是會繼續創作旅程？

任白：這是一次值得珍惜的緣分，我會繼續寫下去。

對談者簡介：

任白，1962年2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人，作家、詩人。出版詩集《耳語》《任白詩選》《情詩與備忘錄》《靈魂的債務》《信——湮滅與未來之詩》、中短篇小說集《失語》等，獲劉半農詩歌獎、儲吉旺文學獎。現居長春市。

夏商，當代小說家。生于上海。著有長篇小說《東岸紀事》《乞兒流浪記》《標本師》《裸露的亡靈》，另有四卷本《夏商自選集》及九卷本《夏商小說系列》。現居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