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好好的時光》正在熱播，同名小說也由作家出版社火熱出版。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編劇兼原著小說作者郝巖透露，這部劇的劇本，他打磨了11年。

11年，足夠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小學，也足夠一些人在不知不覺中老去，甚至離開。郝巖的父母就沒能等到這部劇播出，這是他的一大遺憾，“之前我的每部劇，父母都看到了。恰恰這部劇，是我寫給他們的，他們沒有看到。”

《好好的時光》故事的起點，緣于11年前郝巖和好友的一次閑聊，11年后，這個故事長成了60多萬字的劇本，又濃縮成28萬字的小說。其間經歷了市場遇冷、創作猶疑、反復打磨，直到2023年才被制片方看中，2024年開機，2026年播出。

這11年，郝巖還有另一個身份——文化記者。他用新聞的眼光追問歷史，用記者的腳力追訪當事人，用30年的從業經驗把“時代的烙印焊到人物身上”。劇中不到一集的歌舞團演出戲份，他采訪了半個月，從國內追到國外，只為摳出當年的細節；劇中人物的命運起伏，他把自己在工廠的經歷、對企業改制的記憶，一點點放進去。

《好好的時光》以“小家庭”為切口，照見“大時代”里普通人的生存智慧與情感韌性，講述了一個關于愛、成長與時代變遷的國民故事，在煙火日常中照見人心，在平凡堅守里讀懂時光。

從“家長里短”到“小家庭大時代”

《好好的時光》故事的最初動意，來自郝巖的一次朋友聚會。一位年長的老大哥說起自己媳婦家的故事——那是一個重組家庭，男女雙方各自帶著孩子，結婚后又生了一個。“是名副其實的‘三窩’孩子，我這個老大哥說他岳父母感情特別好，他結婚四五年后，才知道媳婦父母是再婚家庭。”這個“奇特”的家庭，當時便引起了郝巖的創作欲，“這種溫情的東西，恰恰是現在稀缺的。”

當時，他很快按照這個故事原型，完成了一個簡單的故事梗概。但真正進入創作后，郝巖開始猶豫。如果完全按照原型寫下去，可能會是一部好看的家長里短戲，但缺少更鮮明的時代性。“我當時就想，能不能讓我的主人公不僅僅是普通的小人物，在大時代的背景下，他們的成長本身也是大事件的見證者，是參與者。”

這個想法在郝巖心里擱了多年，直到2019年，他創作另一個項目時，一個偶然的采訪，讓劇本找到了現在的方向。采訪中，郝巖偶然得知了當年大連歌舞團的一段往事：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初，一艘從英國駛往日本的游輪停靠大連港做補給。中央決定讓這艘船在大連停留24小時——“讓中國人看看外國人是怎么生活的，也讓外國人看看中國人是什么樣子”。大連歌舞團登上郵輪，第一次看到外國演員可以拿著麥克風走動演唱，深受觸動。之后，大連歌舞團成立了一支輕音樂隊，開始沿著長江流域的大城市進行巡演，引起轟動，僅在上海文化廣場的演出，就達到40場，觀眾還是一票難求，后來不得不把演出挪到了能坐幾萬人的體育場，連演10場還是爆滿。同時，歌舞團前衛的表演方式也引來巨大爭議，有媒體批評這是“腐朽臺風”，藝術界對此進行了大討論，后來一位領導表示，在馬列著作中，有沒有關于唱歌不能拿麥克風的？沒有，那我們還說什么？就這樣，這場爭論才算畫上了句號，演出得以繼續。

郝巖意識到，這個故事應該放進《好好的時光》里。“我當時要做的那個項目不太合適放這個事兒，但放在這部戲里正好。”他說蘇小曼在劇中正是歌舞團的舞蹈演員，讓她親身參與這場文藝觀念之爭，成為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這部劇的格局就不一樣了。

為了寫好這一段，郝巖專門花了半個月時間采訪。當年的演員們有的在國內，有的早已出國，他一個個找到他們，摳當年的細節。“包括中國第一個唱鄧麗君歌曲，有‘大陸鄧麗君’之稱的段品章，她曾是大連歌舞團獨唱演員，谷建芬的學生，那時候她在美國，我給她打電話采訪。”

這段歷史最終成為劇本中的重要一筆，在劇中，蘇小曼卷入關于“解放思想”的爭論，有一場“舌戰群儒”的研討會戲份，郝巖說當年的歌舞團確實開過這樣的會，領導和演員、專家面對面，唇槍舌劍。“這個事兒對我觸動挺大的，我想把這個放進去，我的主人公不僅是時代的受影響者，而是參與者，那這個劇就跟一般的年代劇、家庭劇不一樣了。”

時代不是背景板 而是人物的命運推手

《好好的時光》里，郝巖將時代的烙印，焊到了劇中人物的身上。時代不是背景板，是實實在在推著人往前走的那只手。在郝巖看來，時代性不能僅僅體現在幾首流行金曲，不能僅僅是麥乳精和脫煤坯，而是要與人物的命運息息相關。

《好好的時光》劇情覆蓋了40多年，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再到2003年，直到現在進行時。國企改革、下崗潮、創業潮，這些時代的節點，改變了劇中人物之間的關系，也改變了人物的命運。

“他們在時代的浪潮中成長、蛻變、老去。”郝巖說自己年輕時也在工廠待過幾年，干廠辦秘書，經歷過企業改制。“劇里的很多情節有我的經歷，我當時在工廠一個月后簽合同，師傅不簽。后來師傅跟車間主任說：小郝應該有更好的發展，他不是干這個活的料。我把這個情節放到莊先進身上去了，當然不簽的原因不一樣。”

“這個劇里的主人公，是時代的參與者，不只是受影響者。”這是郝巖反復對北青報記者強調的一句話，“一般的年代劇，人物是被時代推著走。但我們這些主人公，其實都在參與其中。莊先進參與企業改制，蘇小曼參與文藝論爭，莊好好參與市場經濟的大潮，莊學習參與下海經商的探索，主人公是時代的實踐者。”

郝巖也強調，再怎么融入大時代，還是得通過好看的故事來呈現，這一切最終要落實到具體的人身上。“故事好看是第一位的，否則再怎么寫大道理，觀眾不會買賬。”

記者與編劇的雙重身份：互相成就

郝巖是一級編劇，主要作品有《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霞光》《冷箭》《幸福生活在招手》《暗紅1936》《愛情二十年》《我們這十年之一日三餐》等。曾入選全國電視制片業“十佳編劇”，作品屢獲金鷹獎、飛天獎、白玉蘭獎。可是他介紹自己時，愛說自己是業余編劇。

郝巖笑說自己的正職是媒體人，做了30多年記者，勤奮的他曾經一個月能寫上百篇稿子。這段記者經歷，也成為他編劇生涯里最獨特的底色。

“我做的是文化記者。”郝巖說，“很多消息，我能第一時間知道，但知道十分，可能只能寫一兩分出來。”于是那些裝不下的內容，就被郝巖寫到了劇本里。

做記者的另一個饋贈，是對事件的看法。“記者的從業經歷，讓你在創作過程中，對事件的看法能更多更全面一些。”郝巖說。新聞訓練教給他的是不偏信、不盲從，是多方求證、交叉印證，這套方法用到劇本創作里，人物就不再是扁平的符號，而有了多面性。比如劇中的劉成，作為“反派”，郝巖沒把他寫成一個純粹的壞人，“這個人也有值得書寫的高光時刻。他考上大學，成為機械廠廠長，精明強干，只是后來被嫉妒和欲望蒙蔽。”

這種“新聞眼”還體現在對時代細節的敏感上。劇中莊先進愛看《人民日報》，能從養豬的報道里嗅到政策風向。郝巖說，這種對新聞的敏感，是他把自己當記者的直覺，放到了人物身上。

寫劇本快，也是記者留下的習慣。一個月上百篇稿子練出來的手速，讓郝巖在創作時很少卡殼，尤其是《好好的時光》。“這個戲是我自己想寫的，以前的很多作品是受邀創作，但是這部是我自己由衷想寫的，一直在我心里發芽、生長，寫的時候感覺是水到渠成，自然就流淌出來了，所以我真沒覺得寫哪兒特別難。” 相對而言，郝巖表示難寫的是父母一輩的愛情，“那一輩的情感怎么拿捏，既不過度，又能讓現在的觀眾接受，這個是比較費心思的。”

記者郝巖和編劇郝巖，就這樣在《好好的時光》里完成了一次對話。一個負責追問歷史，一個負責講述故事；一個提供真實，一個賦予溫度。

“互相成就吧。”郝巖說。

干凈美好 拋棄狗血擁抱溫暖

《好好的時光》劇本完成后，曾有制作人覺得項目不錯，但又認為劇情有些平淡，希望故事沖突起來，越狗血越好，以此吸引觀眾的眼球。郝巖沒有答應，“與我開始想創作一部溫暖的劇作顯然不符，這個劇本便擱置了起來。直到2023年夏天，浙江好酷影視的負責人姚昱竹得知了這個項目，在看了6集劇本后，專程飛到大連跟我見面。自此，這個在市場遇冷了整整十年的項目才開始運轉起來。”

在郝巖看來，人心對溫情的渴望永不過時，“這也是我這么些年一直堅守的，所以不愿意改。他們說你調一調、改一改，項目就能要了。我說我如果那樣做，違背我自己的創作初心，也對不起我老大哥原型家的故事。”

“重組家庭的幸福密碼是什么？”郝巖的答案是：“將心比心，以心換心，用真誠真情真心來對待彼此。”《好好的時光》中，莊先進和蘇小曼的結合，正是這種理念的寫照。

劇中，家庭重組帶來了諸多矛盾和沖突，如莊好好對蘇小曼的刁難，兩家孩子最初的對立，但在生活的磨礪中，親情逐漸戰勝了一切。蘇小曼對莊好好的包容與幫助，莊先進對孩子們的關愛，以及孩子們對蘇小曼的認可，都展現了家庭親情的堅韌與溫暖。郝巖認為，親情是人們在困境中堅守和前行的力量源泉。

蘇小曼和莊好好的故事，是這部劇里動人的一條線。一開始，莊好好對后媽蘇小曼充滿敵意，“長女為母”的責任感讓她本能地抗拒這個闖入者，但蘇小曼選擇了包容和理解。郝巖表示，莊好好和蘇小曼從相殺到相愛，既是女性優秀品格的傳承，更是兩代女性的情感共鳴與對照。“感謝這次合作的好酷影視，沒有讓我去加惡毒后媽，沒有讓我去寫互撕和狗血。我們都欣賞蘇小曼和莊好好這組人物關系，莊好好一開始對蘇小曼的抗拒，并不會引發雌競，反而隨著劇情的推進，兩位女性都從對方身上汲取了巨大的力量。創作中，我提醒自己不要刻意拔高女性，也不要去矮化男性，我要做的是挖掘女性身上的堅韌和光芒，讓女性的獨立自主，成為時代敘事的亮點。”

郝巖表示，告別雌競，充分展現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的傳承與發揚，是他創作時時刻提醒自己的，“干凈美好是我們這部劇的追求，拋棄狗血，擁抱溫暖，是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

沒有當喜劇寫 不訴苦不賣慘

《好好的時光》生活氣息濃郁，人物鮮活生動，幽默自然不刻意，處處透著市井煙火氣，讓觀眾看得舒服又開懷。郝巖說：“一個劇提供給觀眾這種快樂，我覺得是對這個劇的最高褒獎。但是我在創作過程中，沒有當喜劇來寫。”

《好好的時光》有工廠的戲份，有年代的變遷，有家長里短，甚至有不少沉重的時刻——下崗、改制、生活的磨難。但莊先進的樂觀、蘇小曼的堅韌、莊好好的執拗，這些人物的底色都是生命力——在困境中掙扎，在掙扎中向前。郝巖說他創作時堅持一點：“不訴苦、不賣慘，時代劇不一定非要有苦難敘事。溫情不苦情，時代劇同樣可以有治愈感。普通人面對苦難的時候，也會笑著面對，我覺得這也是東北人的樂觀人生態度。你再苦再難，難道你就不活下去了嗎？”

郝巖告訴北青報記者，劇中葉愛花這個人物，原型是他當年在工廠時的車間辦事員，“甚至比我寫的這個呈現得還要過。”扮演葉愛花的人選，郝巖說自己第一個就建議找李雪琴，“這個人物她來演肯定特別合適，臺詞一給她，我都能想到她能說成什么樣。”開機時是年底，李雪琴要上多臺春晚，正是她最忙的時候，有人說把葉愛花的臺詞刪點，戲份減少點，李雪琴找到郝巖說：“郝老師千萬別刪我的戲，我太喜歡葉愛花了，我肯定好好演，一場戲都不要給我刪。”

雖然臺詞幽默，但郝巖始終強調自己不認為《好好的時光》是喜劇，扮演莊先進的田雨進組時，他還說：“田雨老師，很多人認識你是覺得你喜劇演得好，但咱們這個劇是一個特別嚴肅的正劇。”田雨答：“你放心，我一定會完全按照正劇的角色來演。”最終，李雪琴和田雨的表演都讓郝巖覺得演活了他筆下的人物，而且，田雨演得越正，自然的喜感就越能出來。

有趣的是，好好是郝巖孩子的名字，他最初創作劇本時以莊為姓，給人物起名莊先進、莊好好、莊學習。后來覺得自己是在寫正劇時，想把姓改為鄭，或者周，結果遭到了大家的反對，“他們都先入為主了，喜歡這幾個名字，不讓改，覺得改了就換了人。”

浪漫且富有生命力的人物構成好好的時代

莊先進和蘇小曼結婚時，蘇小曼的女兒王元媛因為不同意這樁婚事，帶著父親的遺像來到婚禮上攪局。這場戲在電視劇中沒有呈現，小說里有。郝巖表示，小說創作可以更自由，把劇本里沒法呈現的都寫出來。“一些心理的描寫，一些時代背景的描寫，甚至有一些作者觀點的抒發，刪減的東西在小說里能呈現更多，不過劇本我寫了60萬字，小說只有28萬字。我就想自己怎么寫了60多萬字的劇本，寫什么了？其實沒有什么特別的情節，就是日常，家長里短的那些事，和時代的印記。”

郝巖說寫完劇本后，自己也擔心，觀眾能不能看進去。畢竟現在受短劇沖擊，市場邏輯是五分鐘要有一個“鉤子”，不然觀眾就不看了。《好好的時光》沒有按這個邏輯來，它用一種近乎“冒險”的方式，踏踏實實地寫生活，結果觀眾看進去了。播出期間，天南地北的朋友常問郝巖：“怎么不播了？我每天都追著呢。”

導演劉家成接到這個項目時，《生萬物》還沒拍完，累得根本顧不上別的，并不想接，“資方三次去找他，他說那得先看劇本。看完后，馬上決定接，說自己多少年沒有見到這種寫法、這種踏踏實實寫生活的劇了。”

這句話給了郝巖很大的信心，他認為即便電視劇的形式再怎么變化，真正能夠引起大眾共鳴的內核是不變的。“這個內核，是普通人在困境中的拉扯與抗爭，是煙火故事中人性的黯淡與光輝，是有血有肉的辛酸冷暖，更是平常人家的喜樂悲歡。”

在郝巖看來，年代劇不應該只是用懷舊來消費記憶，而是要用過去的溫潤來黏合當下的疏離。“那個時代的底色不是悲苦凄涼，是爸爸守著機床高爐的榮光，是媽媽以身作則的溫良恭儉讓，是家屬院里鍋碗瓢盆碰撞出來的熙熙攘攘，是下崗后從頭再來贏得的熱辣滾燙。”

郝巖表示，“浪漫”和“生命力”是這個作品的兩大氣質，浪漫指的是劇中兩代人的愛情故事；生命力是劇中主人公的強大精神內核的展現，“他們都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了人生的意義，當然，過程中也會遇到困惑，也會經歷挫折，但最終都是積極向上，以樂觀的態度過好自己的人生，把握自己的命運。同時，一個個浪漫且富有生命力的人物，構成了同樣浪漫和具有生命力的我們的好好的時代。”

對于什么是“好好的時代”，郝巖給出的答案是：認真努力好好地生活，珍惜每一段“好好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