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4歲的繆睫決定“上山”，從城市回到鄉村，開啟一段長達7年的田園生活。這段經歷被她記錄在去年10月出版的非虛構文學作品《雨后大地》中。

書名來源于繆睫與鐘敏共同經營的農場。2013年，一場大雨后，鐘敏在老家陽臺種的作物悉數被毀。父親看到他種地的決心，便將農場交由他打理，這片土地因此被命名為“雨后大地”。

上山后不久，鐘敏提議給“雨后大地”取個英文名，繆睫立刻想到Rebirth，意為新生：“我捕捉到‘雨后大地’的精神：在黑暗中突破阻礙、向著光明生長，這是一種在困頓中涅槃重生的力量。”

如今，不少年輕人向往逃離城市、返鄉種地。他們懷有“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田園情結，也曾經歷靈魂無處安放的時刻。“其實不在于城市還是鄉村，而在于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土壤，保護它，澆灌它，令它肥沃，使它健康。”繆睫說。

當“田園夢”照進現實

繆睫的“出走”與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與其說是主動“逃離”，不如說是機緣巧合。

出生于江西上饒，繆睫小時候曾跟著奶奶勞作，后來隨著外出讀書、生活，她感到離家鄉和土地越來越遠：“此后多年，記憶中的那些田地都逐漸消失了，被道路和樓房取代”，這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顆種子。

2016年，繆睫大學畢業近一年，在公益機構兼職做翻譯。那個夏天，她在朋友的婚禮上結識鐘敏，在他的農場吃了一頓不同尋常的晚餐——飯菜皆為鐘敏耕種所得。這餐飯讓她感覺“自己全身的細胞都被更新過一番”，命運的齒輪由此開始轉動。2017年，她與鐘敏結婚，從城市回到江西贛南農村，建設生態農場“雨后大地”。

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繆睫提到：“去農場前，我與土地的關系僅限于童年模糊的記憶。盡管生活在城郊，周邊有田野湖泊，我仍然感覺在成長中逐漸脫離了自然：從童年能在泥地玩耍，到后來土地在生活中幾乎不占分量。”

而當她再次選擇親近土地，那些沉睡的記憶被喚醒，斷裂的關系被激活。“與童年無意識的玩耍不同，這次是有意識的選擇，在主動審視的前提下建立的連接不會輕易斷掉。”她說。

但“歸園田居”的生活并不似許多人想象中的詩情畫意，而需面對“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艱辛勞作與自然帶來的重重挑戰。她回憶道：“農業生產靠天吃飯，大環境的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不是一個10畝的小農場所能抵擋的，黃龍病（一種發生在柑橘上的毀滅性病害——記者注）是如此，干旱、洪澇亦是如此。”

7年的農場生活也讓她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從一個看見菜青蟲就尖叫，炒菜兩分鐘胳膊就酸的城市女孩，變成了一個可以徒手捏死蟲子，一年365天做飯，還能頂著烈日揮舞鋤頭清除雜草的山間農婦。

繆睫認為，“田園夢”的概念有點像空中樓閣，真正踏實體驗過田園生活的人，不會把它形容為“夢”，也不會帶著那么強的濾鏡去看待。“勞累和痛苦是一種經歷，但沉淀的苦也會孕育成長的甜。”她說。

借著這段經歷，她得到不少歷練，在身體和精神上都變得比以往更強大，也更有韌性。

“勞作讓我沉下心來，在無數個四季流轉中，體會手掌與鋤柄的摩擦，腰部、肩膀和手臂發力的相互配合，體會汗液析出附著在皮膚表面。”她說。

重拾與自然的聯結

“雨后大地”所處的農南市是贛南臍橙的主產區，臍橙是家家戶戶的“命根子”“錢袋子”，人人都說不打藥臍橙種不出來，鐘敏卻堅持無農藥種植。

鐘敏接手果園不久，黃龍病暴發了，大片果樹被砍掉，僅留下一棵“元老”。2022年，黃龍病再次來襲，一百多棵臍橙再一次面臨危機。“我忽然覺得，我們是徹徹底底的失敗者，只能被動接受自然發生的一切。”繆睫回憶道。

在《一顆臍橙的可持續探索》的樣章中，繆睫與鐘敏共同執筆，描寫了贛南臍橙的規模化種植與生產流程、黃龍病的大面積暴發，由此引出在農場改良土壤、無農藥種植的嘗試，這些嘗試也是與自然“磨合”的過程。

“如何與自然相處”始終是7年農場生活的重要命題。繆睫認為，與植物、動物建立良好關系，最終反映的是我們與自己、他人和世界的關系。

2022年10月，野豬侵襲農場。兩人采用電子圍欄防止野豬進入，沒想到第一天啟用，野豬就撞上了圍欄。她形容：“它身上黑黢黢的毛發，原始而野性的氣味令鐘敏的心跳怦怦加速，他感到后背涼颼颼的，冷汗直冒。”

這是繆睫目睹的一次農場危機，也是人類活動與自然的“一次交鋒”。野豬毀了他們的菜地，但她認為不能把一切都歸咎于無法開口說話的動物：“我們與動物共享一個生態系統，應當對自然保持敬畏，避免傷害他們。”

探索與食物之間的關系也是“與自然相處”的一部分。作為一名素食主義者，繆睫發現，由于農場食物品類有限，堅持吃素變得很困難。

鴨子“DoDo”的意外死亡則讓繆睫開始重新審視生命，意識到在不適宜素食的時空及體質不宜的情況下吃素是一種執念。自那以后，她開始更多關注自己的身體感受，接受多樣化飲食，努力達成“身心合一”。

“食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既是生活必需，也包含精神和社會層面的意義。建立良好的食物關系需要有覺知地選擇，除了關注種植方式、運輸距離對碳排放的影響，也要照顧自己的喜好和情緒。”繆睫說。

當下，不少人借由食物重拾與自然的聯結。繆睫認為，深加工、機械生產的食物正在削弱現代人與自然的聯系。“但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我們需要剝離自然的狀態才能成為人，而非像動物一樣與自然融為一體。關鍵在于剝離之后能否重連，城市人想回歸自然，其實是一種本能。”她說。

繆睫認為，大自然是最好的充電站，農場生活讓她“對于土地的歸屬感漸漸復蘇”：“借由勞作，我們回到自己，感知和體驗自己，在重復的耕耘中感受節奏，在節奏中體會韻律之美，而美中自有生命力。”

下山，踏上“重建”之路

在田園生活日久，來自婚姻、工作、教育等方面的矛盾逐漸浮現。一次與鐘敏的爭吵后，繆睫獨自漫步在群山之間。“幾公里之后，只有一條小道可以走了，狹長蜿蜒的小徑伸進神秘的原始森林，兩旁樹木蔥郁，遮天蔽日，野草叢生。”正如她為自己選擇的這條道路一般，“野草叢生”。

2024年，繆睫又一次“出走”，這一次，是從農村回到城市。如今，繆睫32歲，作為一名英語老師，和女兒一起生活在杭州。

母親的角色也是推動她作決定的動力。“一個人的時候，很多選擇對我來說是縹緲的，仿佛有無盡可能。但有了孩子后，一切都變得不同。作為母親，我會更多考慮孩子的需求，比如教育、社交等，其次是結合自己的興趣，生活的目標也因此更具體、清晰。”她說。

下山后，鄉村與城市的反差也曾讓繆睫不適應：“在自然里，一切都是舒緩的，你會有充分的時間和空間。在城市里，一切變得有些尖銳，仿佛生活被加速了。”

城市中加速的步調、人際的疏離，伴隨迷茫與焦慮，是當下年輕人共同面臨的處境。在“內卷”的時代，焦慮的青年如何自處？繆睫認為，只有深度的“看見”，才可能為不同個體找到真正有意義的解決方案。

“不只是表面的‘我知道我很焦慮’，而是更深的覺察：我在焦慮什么？為什么會焦慮？除了個體層面的原因，也進一步看到是什么樣的環境和結構讓我置身于焦慮的情緒氛圍中。問題在于，我們常常一邊焦慮一邊忙碌，焦慮從未真正被看見、被傾聽、被理解，始終沒有出口，于是造成了無法逃脫的情緒循環。”她表示。

走近自然，是如今不少城市青年的愿望。正如繆睫的感受，田園生活雖有物質層面的艱辛，但在精神層面很包容。在這里，每個人不必拼命滿足外界設定的要求，可以慢下來、靜下來，去嘗試發問、尋找答案。

“在田園里，你能感受到生活是一個過程而非結果。觀察自然、感受時間流逝時，答案往往在等待中浮現：春天問出的問題，也許要到冬天才能得到答案。”她說。

在如今“加速”的社會中，仿佛“走錯一步”，就會貽誤一生。“大家習慣用單一的成功標準和價值取向給人貼標簽、下評判。尤其是我母親那一輩，總覺得人生就該走一條筆直的光明大道，試錯是不被允許的。”她表示。

但自然帶給她的包容與啟示或許也適用于更多人：“也許，我們不必活得千篇一律，尋找自己適合的生活方式，哪怕只是嘗試。”

在第四章的尾聲，繆睫以里爾克的一句詩作結：“重要的是，用心活著，帶著那些問題活著。或許，遙遠未來的某個時刻，在不經意間，你就漸漸地走入答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