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部隊大院長大，軍人的職責，使得性別顯得不再那么重要，次要到似乎可以被模糊處理。同時，這又是個文藝氣息濃厚的大院，住著部隊作家、出版社編輯、報社記者、宣傳文化系統的工作人員，還有文工團演員——我經常能聽到琴聲和歌唱，看到舞者每天彎折的腰肢和下壓的腿。文藝女兵稍加改動，收個腰身、改個褲腳之后，性別就成了既被遮蔽又被彰顯的概念。我不太能確定，在這樣的成長環境里，自己的性別意識究竟是被淡化還是被強化了。它在創作里的運用，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每當被問及這類問題時，我都有點為難，因為想不清楚，也說不清楚，于是本能地選擇回避。性別，不是我經常思考的內容，而是處于一種問號般的思考甚至是停頓狀態。

寫散文也寫童話，我曾戲稱自己以“中性”方式寫作，這里不存褒貶。女性身份對我來說，如同故鄉——熱愛是感恩，遠離是自由，它是始終存在的根與血，我并未格外在意。過多、過度、過猶不及的捍衛，是否同時在證明著脆弱？如果空氣充足，你就不會格外在意呼吸；如果身體健康，你也不會特別關注某個器官。這就像是有些作家寫民族史或地方志，先要索求對其作品的傾斜甚至絕對偏袒——依我看，這不是強悍，寫作者自己就沒把素材當成資源而是視為負擔。仿佛帶著巨大的使命感去付出，所以一上來就暴露出先天理虧般的氣血不足。內里越虛弱，就越容易逞強。我不需要回避也不需要強調自己是女性，它像血肉里的骨架一樣支撐著我。無論女性文學還是兒童文學，從來不是文學主干的下屬分支機構，其水準好壞也不需要加分來湊的寬大政策，那是寫作和評論意義上的作弊。其實無論男女老幼，只要過了十八歲成年，就是同一個看待標準——寫得好嗎？其他附加系數，基本無用。

然而無論我本人對性別敏感與否，都必須承認：我自己確實就是女性主義的獲益者。

回望世界歷史，恍若隔世。1965年之前，法國女性無法開設自己的銀行賬戶。直到1974年之前，美國單身、離異或喪偶女性都必須由男性共同簽署才能辦理信用卡。世界范圍的女性寫作歷史極為短暫，而中國現代女性書寫更是不過百年——我幾乎是震驚地發現，自己的年齡，已經歷了后者一半的旅程。長達幾千年，被灌了啞藥的女性群體沒有聲音，她們的生活像隱忍的影子那樣，沒有體積和重量，卻積聚著漫長而沉重的黑暗。在中國古代社會，女性是被整體忽略和壓迫的群體，常常淪為生理或倫理意義上的奴隸。哪怕就在不算太久的之前，女性一生奮斗，也只是依靠臉蛋或子宮而活，仿佛根本不需要頭腦去裝載智慧。即使今天，很多女性還在為自己的膚色、性格、工作而飽受折磨，或者在脫脂的愛情和低鈣的婚姻里聊度殘生，或者像海報里赫然概括的那樣——“東亞女兒錯位的一生：給媽當老公，給老公當媽。”女性曾經不被允許上場，等到終于有機會一決雌雄，在積重難返的條件下也是非常困難，有時難免敗下陣來——而所謂“一決雌雄”，這個成語本身，就已經把雌性當作輸家了。

響鼓必用重槌。女性拒絕被剝奪的命運，從寸步難行的努力到矯枉過正的抗爭，終于得以靠近向往中的解脫。即使不盡如人意之處依然存在，但備受壓抑的整體命運，業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女性能夠擁有清晰的個人意愿，并做出勇敢無畏的選擇。即使對于我這樣一個仿佛把墨水窖藏在身體里慢慢汲取自己的寫作者而言，攜帶秘密而內在的世界，仍感到無比自由，我深知自己所遭遇的，是歷史上極為珍貴的幸運時刻。

女性表達，是文學中的重要力量。童年的我，會因作家描寫殺死一只兔子的過程而憤恨，長大以后不再那么幼稚，明白文字中那種平靜的冷酷以及強烈的畫面感，是優秀作家才能抵達的。但我堅持認為，“婦人之仁”，是作家重要的心理基礎。它可能出于非理性的短視，但這些不問結果的疼惜、沒有遠見的護佑、缺乏立場的混沌，并不等同于柔弱，而是向我們僵硬的道德提出挑戰和對抗，況且，懷有“婦人之仁”，并不妨礙句刃鋒利，風格凜冽。

某些抱持成見的男性評論者沉浸于幻象，狹隘地評價女性和女性寫作。比如，他們抱怨女性情緒不穩定，經常小題大做，在糾葛和沖突中歇斯底里。我們需要承認，失去理性的失控，常常流露出人格欠缺、教養不足，使當事者心境遭到破壞，也使生活品質當場下降——然而，無論男女不都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嗎？如果我們譴責語言上的歇斯底里，那么動作上的歇斯底里呢？升級的歇斯底里，是更令人不齒的暴力。無論是情緒化的發脾氣，還是接近于犯罪的家暴，以此方式進行宣泄的男人，體現的不是力量，而是智力和魅力的缺失。至于女性施暴者，結論也是同樣的。不必苛索格外的特惠和赦免——我們要求于女性的善意和包容，也是希望在男性身上發生的美德，反之亦然。再說女性寫作。僵化者堅持自己的立場，比如說她們感性而破碎，說她們沉湎于細節而缺乏結構的宏闊，說她們太依賴于身體經驗，說她們私人化總在說“我”而缺乏“我們”的大概念……總之，她們不是他們那樣的敘事英雄。有些偏激者，甚至依然把女性寫作當成相對邊緣與弱勢的表達。然而，如果忽略那些沉默的弱勢者，忽略那些被損害與被污辱的階層，那既不是文明社會的特征，也不是文學的基本立場。也許，文學所應抱持的，本來就不是強勢的立場。邊緣，也許正是它保持鋒芒的方式，使它不致為中庸所摧毀。

不錯，寫作應該打開視野，容納萬千，而在某些特殊時期私人化顯得更為重要。假如被集體裹挾著只能發出附和的合唱，反而是真實的低語，更具文學的價值與靈魂。這種任性或者私我，恰恰是對庸見庸眾最為有力的抵抗。身體的經驗也同樣值得尊重。最鮮活、最豐富、最真實的直接經驗，無不來自我們的身體。我既不喜歡專門以賣弄“身體”為噱頭的寫作者，也不喜歡刻意消除自己體味的道德家，那種經過化學提純的高尚情操有失本真，倒是庇護著麇集的偽善。至于說到女作家的敏感——敏感，能夠精微覺察到床墊和被褥之下的豌豆甚至芝麻，這難道不正是寫作的天賦嗎？如果硌著鉛球也無知無覺，那也許是個不挑剔的好人，但一定不是好作家。對女性作家的偏見遠非事實。如果說許多女性寫作者沉湎于個人，那么自戀且自滿的男作家更是數不勝數。沒有探索過自然的宅居者，以為自己收集到的標本就代表了森林——看看那些出色的女作家吧：瑪格麗特·尤瑟納爾、蕾切爾·卡森、弗蘭納里·奧康納、茨維塔耶娃、蘇珊·桑塔格等等等等。她們的胸懷有若神廟，感性和理性、知性，無一不具，根本不受性別、地域、時代和輿論的影響……她們宛如一柄一柄天秤，維持著難以企及的神圣高遠的公正與平衡。

寫作風格難以用統一而固定的形容詞來概括，因為女性本身就是多樣多彩的。有的喜歡盛裝，認為只有站在高跟鞋上，才能看到世界；有的熱愛運動，隨時準備起跑或彈跳，像狩獵中的豹。面對花心的男人，有些女人希望成為寵物，被終身疼愛、掛念、不嫌不棄，并且希望自己的男人是好主人，因為幾乎沒有哪個好主人疼愛別家寵物超過自家的，所以他們身上有種責任帶來的忠誠；有些女人則相反，可以在露水情緣里釋放情欲，并不需要結實的感情基礎，身體咄咄逼人或嗷嗷待哺……她們野生到不怕餐風飲露，也不怕茹毛飲血。有些女人灼熱，有些女人冰涼，并且二者可以一秒鐘轉換：她們燃燒到灰燼，隨后冷酷到令人齒寒——熱水比冷水結冰更快，這就是所謂的姆潘巴效應，她們如此迅速地完成從沸騰到堅硬的蛻變。有些女人脆弱，習慣像候鳥般躲避危險，但在遷徙中表現出高飛的勇氣和耐力；有些女人堅強，甚至拒絕他人理解，但有時堅強到像是一種被美化了的自閉。女性是優美的，她們也可以滄桑歷盡；女性是溫柔的，她們也可以雷霆萬鈞；女性是寬容的，她們也可以終身疾惡如仇。她們可能保有童話似的純真，也可能擁有戲劇般的震撼；她們可能優美如詩歌，也可能殘酷如災難。那些保守如三寸金蓮的足履，也無法再拘絆她們自由奔行的步伐。看看長期被囚禁的狼獅虎豹就會明白，一旦放歸荒野，我們就能看到被迫壓抑在體內的真正的能量——雌性動物可以獨自哺育幼崽，根本不需要那些在流浪中惹是生非的雄性。性情和命運不同，女性的寫作風格自然不同——是她們，寫下了刀子一樣的句子、蜜一樣的句子，又或者刀頭之蜜一樣的句子。

唯其多樣，才有自由。至于女性主義者堅持說女性就是比男性更善良、更溫柔、更寬容……許多的更更更，對不對？可以對，也可以不對。因為用褒義詞把她們囚禁其中，同樣是刻板，是精神上的誘導、規訓和約束。女性可以如此，也可以犀利、嚴格、有力而不輕易原諒和妥協，就像男性可以選擇細膩溫柔的發展方向一樣。如果認定女性天然優越于男性，應該享有某種必然特權，并有理由去輕視乃至無視男性的意見等等，這是換湯不換藥。男性沙文主義，是以忽略女性的境況為基礎的；那如果以忽略男性的境況為基礎，是不是就成了“女性沙文主義”？因男性為大而鄙視女性，這與以女性為尊而鄙視男性，又有什么區別呢？這是簡單的調換，是主語更換而不是主張更換，其沙文立場別無二致，因為它們都沒有追求平等，而是在努力維護等級和特權。這不是真正的女性女義。

什么是平等，什么是公正？是不是一個男人能夠舉起一百公斤，女人也同樣要做到？當然不是。以男性為唯一參照標準，沒有尊重女性自身的特征和條件，所謂的公正，只是昭然若揭的不平等。公正，不是舉起同樣的重量，而是尊重不同的個體，讓他們或她們都可以充分釋放自己，有權選擇停留在自己的舒適區或沖刺極值。有人不知是蓄意歪曲還是認知有漏洞，總是把女權的“權”字偏旁看錯——是木字旁，不是三點水，不要把“女權主義”理解和宣判為“女漢主義”。更何況，“權”也是“權利”之“權”，而非“權力”之“權”——權利是底線，是必須保障的安全；而權力意味著高位，是支配的資格。男女之間，不是掠食者與犧牲品的關系，不是主人和仆從的關系；即使兩性之間客觀存在隔絕和對立，也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彼此背負和依存。

尋求平等公正，不認定某種性別天然享有優于對方的特權，關注并尊重角落里不被看見的個體——我喜歡的，是這樣柔韌而有主張的女性主義。

據說男人來自火星而女人來自金星，彼此是雞同鴨講無法互相理解的物種。而某些動物，其雌雄個體的體型甚至樣貌，區別都大到了不似同一科屬的程度。有些女性就此放棄了與男性溝通的愿望，自認進步和獨立。而我卻懷疑，這種“我的世界你永遠不懂”的沉默，除了自足自洽，是否也意味著自我封閉，意味著縮在孤獨的安全感中畏懼碰撞？如果說男人不懂女人，那么我們是否可以推導出一半的女人也和“我”價值觀不同？然后在剩下二分之一的女人里找到理念不同，在剩下的四分之一里找到習慣不同，在剩下的八分之一里找到性格不同……如此不斷篩選。我們不應該變得越來越狹隘，尤其是女作家，因為寫作要求對萬事萬物都有附體的能力——海納百川，才能養育浪濤之下千姿百態的生命。其實無論男女，無論老炮還是新手，作家都需要始終以敞開的姿態面對自身、眾生和整個世界……遇到強者，就保持與之平等對話的底氣；遇到弱者，就始終保持關注的善意；但不要輕易宣判誰是弱者，因為其間往往潛藏著自己的某種上位心理。

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包括對個體的尊重意識，誰都可能有自己的強項，也有可能成為某個時刻的弱者。弱者里可能有女性，可能有孩子或老人，還可能有那些看似蓬勃的孤獨少年或貌似體面的抑郁精英，更可能包括我們自己。自稱“女性主義者”，卻僅僅因為對方是男性就放棄關愛，那不過是在拷貝噩夢。我的朋友出版人方希說：“部分女權主義者立場強勢，她們似乎專為跟男人戰斗而來，男人支持的她們就反對，男人猶豫的她們就吶喊——這種女權主義者就是化了妝的男權主義者，喔喔喔變成了咯咯咯，不一樣還是雞叫嗎？”是的，不要污名化地看待“女性主義”，它絕非一場對男性賭氣似的變本加厲的漫長復仇。無論是性別意識還是文學創作，好的理論、觀念和方法，都是讓我們借之拓展自己，而不是自我捆綁；都是讓人的視野變得更遼闊，心胸變得更寬廣，能力變得更強大，而不是更狹隘和偏執。兩條軌道保持著對稱與平衡，列車才能駛抵遠方；人與人之間，彼此能夠尊重和分享、溝通和理解、體諒和包容，才是令人安慰并值得期待的未來。

只有深入了解自己，才能超越自己，變成更為豐富的自己；只有深入性別，才能超越性別，獲得更有力量的女性書寫。真實表達，認真傾聽，我們既是獨立的自己，同時也是他人的同事、朋友或伴侶、母親、女兒——女，首先是獨立的字，然后才是偏旁。

【周曉楓，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獲得者。出版散文集《巨鯨歌唱》《有如候鳥》《幻獸之吻》等，曾獲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鐘山文學獎、花地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獎項。出版童話《小翅膀》《星魚》《我的名字叫啊噸》，繪本《沒什么大不了》《做自己真好》等，獲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中國好書、桂冠童書獎、春風童書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