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就是發現、再現和實現世間美好的方式
王憶,1989年生于江蘇鹽城,作品在《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小說選刊》《當代》《花城》《鐘山》等刊物發表。著有長篇小說《夏日秋千》《冬日焰火》,短篇小說集《浮生綺夢是清歡》《乘風或島嶼》,詩集《在靜寂里逆生長》《王憶詩選》等。曾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獲第三屆中國青年詩人獎、第八屆“上海好童書”獎等
以旁觀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視角進入文學
石一楓:王憶你好,很高興有這么一次對談,能圍繞你這些年來的文學創作聊一聊,分享你的寫作心得。你的身體情況和生活狀態比較特殊,寫作的題材卻很寬廣。你是如何了解外界生活并獲得文學方面的感觸的,是通過獨特的觀察視角還是想象?
王 憶:一楓老師好,我也非常高興能跟您有這樣的對談。關于您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的確,在我這么多年的創作過程中,有不少人都會這樣問。在很多人看來,我的身體是被疾病禁錮的,很多時候大家看到的也是我坐在輪椅上,需要他人幫助才能走出去。所以有人就會很好奇,“你這樣的一種情況”,怎么會了解外界,并且能夠在文學作品中寫出那么多與之不同的生活和感觸?
其實,從我主觀意識出發,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我并沒有把自己當成是和任何人有所不同的。我始終覺得,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就是一個與所有人一樣的世界,我并不認為有些地方我無法抵達、無法近距離地接觸,我就可以忽視它的存在,這些事情就是與我無關的。相反,我對很多新鮮事物一直都有好奇探索的心。我也會通過一些方便的方式去了解它們,比如從前的收音機、電視、報紙,到后來的網絡媒體,再到當下的各種短視頻、直播等,用各種方式去接觸、觀察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當然,最直接的還是親眼看見身邊發生的事件。以上說的是我對個人體會日常事物的感受。
其次是有關文學創作。我始終覺得文學創作跟我本身的狀況沒有太大關系,雖然我也寫過如《冬日焰火》《夏日秋千》這樣類似自傳體的作品,但即便是在創作這些作品的時候,我也更多地是站在寫作者的角度去呈現,并不完全認為里面的主人公就是我本人。所以我大部分的小說作品,都不是寫有關我真實情況的細節。可能也是因為我本就不太喜歡“局限”這樣的說法,我覺得寫作讓我最受益的還是自由。就是說,當我作為一名寫作者出現的時候,我可能就不是一個平常只能坐在輪椅上的人,我可以是站在任何事件之內或之外的一個觀察者、親歷者、參與者,最終成為一個落在紙上的講述者。因此,用文字把現實場景轉化成一種文學表達,我認為除了耐心觀察、體悟現實,更重要的是以旁觀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視角進入文學。它不是照搬所見所聞,而是通過多維度去思考和虛構,最終要超越現實生活的觀察感受。
石一楓:你的小說以短篇為主,有些是比較完整的故事,有一些則是生活中的一個個切片。為什么偏愛這種文體呢?
王 憶:我最近常說,短篇小說就像這些年我唯一能夠堅持下來的短跑項目。首先它的篇幅在我的創作精力和能力范圍內,通常我每個月會用10天時間寫完一個短篇小說,也就是每個月只花10天在寫作上,剩余20天我就去做別的事情,比如閱讀、看電影、追劇,還會出門看看別的一些事情發生。也正因為這些事是極為瑣碎的,甚至只是芝麻粒,一閃而過的切片都很有可能成為我今后不經意間的創作靈感。
另外,短篇小說在正常情況下,只能敘述一到兩個人物的線索和故事。它像一部電影的時長,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里去敘述、打造有效的內容。我可以不用把一個故事講完,但我必須在這么短的篇幅里將人物需要表達的,以及整篇作品需要體現的價值完整呈現給讀者。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短篇小說是一種比較有意思的文體,有點像童年讀的睡前故事。一個篇目讀完,又會是新的一天開始。
石一楓:你對事物、對生活的觀察總有一些獨特的視角,比如在一篇小說中,對時間的感受具象化成了白發與煙盒里的煙,讓人很受觸動。類似的感受是自然產生的,還是為了追求文學效果而獨具匠心的描述?
王 憶:這些感受大部分都是自然產生的。我不太會刻意尋求某種具體的感覺,或者有意識地尋找當前必須寫的主題或素材,我也不會特別有心地在描寫中加入很多技巧,從而達到某種文學效果。就我目前的創作水準而言,我想可能我還達不到“制造效果”的境界。
根據我個人的寫作經驗,我始終覺得,如果恰巧在某種程度上寫出了一筆較好的文學感受,或是恰好碰上一種跟我當下寫作狀態相吻合的主題和片段,那大概率是自然發生的。譬如好的語言、好的細節,包括非常偶然碰到的閑筆……百分之八九十一定是偶然得到。因為你并沒有去刻意為了營造而營造,所以必然會從心底自然而然流淌到你的筆下。
我經常會在寫作過程中發現,很多作品最初只是一個非常不小心的閃念,假如當時不及時將它記下來,作為一個“無端的開頭”,那很可能永遠都不會再生出同樣的靈感。也正是因為有了一個偶然性的開頭,我才有可能往下寫出之前想不到的內容。很多精彩的過程,往往都是在創作中發生,而不是事先謀篇布局就能呈現的。在有意識的情況下讓更長遠的細節自然發生,這是我一直追求的。
不斷搜索和勘探角角落落的可能性
石一楓:你的很多作品都關注現實題材,寫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在如今變化極快的時代,你是如何捕捉那些看似微小卻蘊含著時代印記的故事的?
王 憶:現實題材是我比較好掌握、好收集的一類寫作素材。也有同行建議我嘗試寫一寫科幻文學,但從我內心判斷,創作現實題材相對而言是一個感受更扎實、更踏實的選擇。現實題材可以激發我隨時隨地去捕捉、搜索和尋找,很適合我,我也具備相應的創作能力。前面說到,我既可以通過在真實生活中接觸到的人、事、物來獲取我想要的素材,也可以通過網絡等新興媒介發掘可以創作的文學題材。所以我感到非常幸運,生在了一個不會讓人閉塞的社會。
再一個,我所捕捉和使用的現實素材,一定是我眼見為實、耳聽為真的東西。哪怕我看到的、聽到的只是很微妙的小切面,那也可能是有這么一個“引子”出現的。接著肯定就是考驗寫作者的想象力和虛構能力,包括邏輯推理能力。你需要把一件極為微妙平凡的事件,通過文學的邏輯、語言、情節、人物,讓它在你的思維里徹底拆解、重新組裝,構建成只有你才能寫出的作品。
石一楓:從你的部分作品當中不難看出,這些年你的創作內容和方向也在不斷更迭,從生命個體走向了視野更為廣闊的社會觀察。這種轉變具體是怎樣實現的?
王 憶:最早創作長篇小說的時候,就有前輩說過,很多作家最開始都是從自身的人生經驗寫起。在當時聽來,這可以當作是對年輕作家的鼓勵和期待,然而在經歷了那段以自我經驗進行敘述的過程之后,就會發現,那樣的寫作能力和能表達的內容其實是有很大局限的,無法滿足一個真正熱愛文學的人。
所以,我從一開始就沒有把這種“自我敘述”當成是寫作的長久之計,也不指望自己會寫出史鐵生先生《我與地壇》這樣的成名之作。我認為的文學創作,一定是在我實際生活之外的。雖然我并不是排斥以個體經驗進行創作,但我把它當成一種獨立且健康的生活方式。我看到的、聽到的、留心的日常片段和細節,才是我要去書寫的。可能在作品中仍然會有“我”的存在,只是如今再看到的“我”,一定不是完全真實存在的“我”。當然寫別人,寫自我以外的事兒,也需要把它們當成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兒來敘述。所謂貼著人物寫,無非就是借用作者的眼光來補齊人物想說而說不出的話。另一種說法就是,寫作者要鐵了心相信你虛構出來的人物和情節,但凡是你寫得出的,那就一定是存在的。文學呈現的,始終都應該是每一個人讀了,都能產生共鳴的“我”。
石一楓:《乘風或島嶼》中的故事都不長,但各有味道,也有相對統一的藝術追求,從細處捕捉生活的微妙。在這樣小而美的寫法中,你是怎樣擴展小說豐富性的?
王 憶:其實我這些年的創作題材和寫法基本沒有太大轉變,還是比較喜歡捕捉一些非常細小、看起來不那么起眼的題材。我不是一個會主動靠近宏大敘事的寫作者,越是細微、渺小的人物和事件,就越適合我的表達。在我的理解里,可能越是細小的、不顯眼的素材,反而可以寫出更貼近人物的細節,從細微之中見深刻。
我在這本小說集里寫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形象,以及他們獨有的個性和處境。像《渡》里做法事的僧人,主人公在為逝去的老人舉行超度法事時會發現,如今寺廟里的僧人把替人辦法事變成了一種職業,他們接到一單又一單的業務,像是在做一項又一項的工作。等每一次法事結束后,他們也會定時定點騎著電動車下班,回家吃飯。再比如《白駒在飛》《歸途旅行團》《向南!向南!》,寫的是飯館服務員、小區保安、家政保姆以及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人,表現他們在當下現實社會的處境或生存方式。
在發掘這些題材的過程中,我像是站在一個不易讓人發現的角落,窺探著這個世界上的人。他們究竟在做些什么?在不同困境下,他們如何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許在除了閱讀經典之外,寫作者還需要始終帶著一顆探索的心,通過內心的顯微鏡去不斷搜索和勘探角角落落的可能性,才能有機遇虛構出比現實更加直白真實的人性。
在平淡無奇中創造差異性
石一楓:你認為當代女性寫作需要承擔怎樣的文學及社會責任?或者也可以介紹你作品當中的幾位女性。
王 憶:雖然我在創作時沒有刻意強調自己女性作家的身份,但不得不承認,的確有很多女性角色會不知不覺從心底生出,她們會以不同的身份、言語和心境來到我面前。
比如,我曾經寫過一個年邁的母親,她照顧著自己有身體障礙的兒子,不讓別人送他進養老院。但她的行為、動作、言語,她那種飽滿的狀態,會讓人忽略她的年邁。正因為她為了庇護孩子而忘卻了年齡和日常生活的艱難,這個區別于其他母親的形象才得以立住。再比如,我有一篇小說寫兩個女性患上同一種疾病,按理來說需要切掉女性身體的某種器官,但她們因為面臨的困境不相同,選擇也不相同,最終要承擔的人生結果也截然不同。身體上的疤痕,就像漫長生命中一條攀爬在尊嚴及人性上的蜈蚣,她們不知道這條蜈蚣今后會給家庭生活帶來怎樣的變化,也無法確定因為這場非治不可的疾病,自己會轉變到何種難以想象的境地。
在《乘風或島嶼》里,有一篇小說我自己很有感觸,題目叫《歸巢》。《歸巢》也算是一個偶然得到的小說。記得是在很久之前,我在網上刷到一個帖子,說的是如何在親人或朋友離開人世后,能繼續把他們留在離自己很近的地方,以至于將來想看望的時候,不必大費周折。下面的評論五花八門,網友們的想法有時比作家還要匪夷所思。直到有一天,我出門去取快遞,到了豐巢快遞柜那兒,腦袋里忽然閃過曾經看到的某個段子,恍然覺得這是個可以變成文學作品的橋段。《歸巢》里“我”和表姐一直就要不要去墓地看姑媽而爭論糾纏,另一邊,“我”的同事舟舟每天都在等快遞、收快遞,好像缺了快遞就不能活。后來“我”發現舟舟等快遞是為了等老家母親的消息,而表姐之所以一再推辭,不愿意去墓地看“我”的姑媽,是因為她把自己母親的骨灰寄存在小區快遞柜里,每隔7天就帶回家。
每次在塑造這些女性形象的時候,我都會從內心感受到,女性在人生和社會中,其實早已經承擔了超越性別的擔當和責任。女性作者書寫女性,也是一份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我不是必須塑造女性,而是要讓她們在文學和現實中自我表達。
石一楓:作為青年作家,你更希望自己未來的寫作在哪些方面取得進步?
王 憶:我最希望的還是不斷拓展,不斷更新寫作題材,體悟作品深層次的價值意義,不去重復曾經寫過的內容。寫小說就像過日子,它是每個專業創作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我又不希望把每天的日子都過成同樣一種模式,一定不能是今天重復昨天,今年重復過往。即便每天的生活秩序不能改變,也要在平淡無奇中創造一點點差異性。寫作本身就是發現、再現和實現世間美好的方式。
(石一楓系北京作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