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是土生土長的山西女作家。

她不只是伏案寫作的文人，更是一位行走在三晉大地上的景區公益導游、博物館義務講解員，一位深耕本土歷史文化的研學老師。

跟著王芳游山西，核心是探訪星羅棋布的文物古建。山西作為文物大省，歷來吸引無數游客慕名而來，可真正能把一處古跡的來龍去脈、歷史底蘊講透徹的人，卻并不多見。

王芳有著扎實深厚的知識儲備，講解時條理清晰、內容豐盈，只需靜心聆聽，便能收獲滿滿。

不必擔心無緣現場聆聽，她的文字同樣是最好的向導。讀她的書、品她的文章，就如同跟著她的腳步遍游山西，在字里行間讀懂三晉大地的歷史、文物與古建之美。

當游戲《黑神話 · 悟空》以震撼的視覺效果將山西古建推向世界時，一場“跟著悟空游山西”的熱潮席卷而來。而在這場數字時代的文旅盛宴之外，作家王芳卻用她的筆墨，為讀者開辟了一條更為深邃的文化朝圣之路。《無聲大言：時空深處的山西古建》（以下簡稱《無聲大言》）不僅是一部文學佳作，更是一把開啟山西文旅寶藏的鑰匙，引領我們穿越時空，聆聽那些沉默古建的無聲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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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與敘事的完美融合

進入考古、戲劇、古建，就進入了王芳寫作的“舒適圈”。所以她總能把這些不同的專業學科揉在一起寫，顯得深厚、博大、雜駁，又意趣橫生。文章既注重歷史邏輯的時間序列，又能以文學思維擴散開來，還有建筑、美術、宗教等多學科交叉，創作出有學術意味的文學作品，這是作家兼學者的做法，比的是勤奮、功力、定力，然后是慧覺。正如美國漢學家斯蒂芬·歐文（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頭記》中所言：“最好的文學批評，是在學術與文學之間找到平衡點。”王芳的創作正體現了這種平衡的藝術。

王芳在書中不僅論述了山西的古建，還給讀者普及了許多歷史知識，這些歷史知識又多有現實觀照和啟發。比如《天臺庵》一文中，講述郡縣從秦始，而村落的穩定，概從唐始；鄉村文明或鄉村文化又與唐朝科舉和官員致仕相關；講述沙陀族從晉北起家，一段紛亂的五代史被條理出了脈絡。王芳寫考古，也學會并運用考古的推證方法，這樣得出的結論或推測，不僅過程有較強的文學性，整個推測或結論還有著嚴謹規范的學術性。比如由天臺庵建庵的年號推出沙陀、后唐、后晉的歷史，讓一個小寺廟去見證五代史的賡續，并為李嗣源祭奠。

王芳能給社會學的學生講宗教傳播，給歷史學的學生講朝代更迭，給建筑學的學生講結構造型，給藝術學的學生講審美意象；給文學愛好者雖然沒講什么，我們會從書中看到觀察事物的切入點，各種專業知識的儲備與整合，如何把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個時間節點、一個歷史人物、或者一個什么由頭，自然而然地鏈接，形成足夠說服力的文字觀點；還能看到行文的方法，看到一個實力派作家的腦力、眼力、筆力和足力。

有些古建真的不好寫，比如《牛王廟戲臺》，如果說別人寫戲臺就只寫戲臺，而王芳寫戲臺，則從原始部落寫起，從中國寫到山西，山西寫到平陽，于小情懷處見大手筆，小視野中見大背景。這就是王芳的笨功夫與巧構思。

所以，跟著王芳學寫作，跟著王芳學古建、學歷史，然后才是跟著王芳游山西。你寫戲臺不能只寫戲臺，得說戲劇的由來與發展，得說戲劇作家、名角、代表作，得說此地的劇種、劇目、代表人物，得說此地的歷史經緯、興衰，得說經過此地人的鄉愁，然后才能走進戲臺。真正寫到戲臺，可能只占文章的五分之一。

如果照王芳這樣寫朔州右玉縣馬營河樂樓，就得把右玉道情和西口古道寫進來，而且大筆墨去寫；應該寫晉劇與晉商，晉商把家鄉戲山西梆子帶到走西口的節點，也帶著民間藝人和西口移民的鄉愁，這樣才有了馬營河樂樓。還有樂樓對面的五谷神廟，廟里的關帝爺，這又聯系起了殺虎口稅關和萬里茶道，還有遍布各地的晉商會館、晉商精神和晉商人物，至少右玉人秦鉞幫助經營大盛魁是文中應有之義。

透視式描述有寫意、有工筆，有慢鏡頭對焦、有快鏡頭閃過，有長鏡頭移動、有蒙太奇剪接，小標題不可少，不然這些斷章殘片彌不在一起。盡管如此，讀者在書中還會有看不懂的古建等專業詞匯，看見詞語聯想不到形狀，作者沒有隨文章作注釋，而是在書中專寫一章，普及和講解古建專業知識，把深奧晦澀的專用名詞變成明白的解說詞，這當然是作者分析研讀了多少專業資料典籍，又以一個普通游客的心理提出設問，再以解說員的身份予以解答。你想問的她都知道，她所講的是你不解卻不會歸納不會提問的問題，讓一頭霧水緊鎖眉頭的游客聽過后會心一笑，松了一口氣，跟著這樣的導游看山西古建文物，太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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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書寫的高超筆法

王芳的每篇作品都十分重視開頭與結尾，這是一般作家都在意的。有人說文章有個好的開頭就完成了一半，不無道理；同樣，文章有個好的結尾也可以占一半的比重。那么，中間部分就為零了么？當然不會。能寫好的開頭和結尾的人，其實中間部分于下筆之前就了然于心，這才是文章的“內核”所在。“內核”加上開頭和結尾，就會有爆裂感、暈染感，一讀即炫人眼目，讀罷余音繞梁。開頭點出而不點明，結尾點明卻不點透，中間的內容太豐富，像是一桌豐盛的大餐，有時讓人覺得奢侈和浪費，本來佳肴足矣，卻還在上菜，一道比一道鮮美，讓你撐個肚圓腰肥。

元人喬夢符提出文章六字訣“鳳頭、豬肚、豹尾”，指文章開頭像鳳凰的頭一樣短小精悍，引人注目，迅速抓住讀者眼球，引起興趣；中間內容像豬肚一樣充實飽滿，提供豐富的細節和高妙的論述；結尾又像豹子尾巴般輕巧舒展，余韻悠長，給人以深刻印象和回味空間。經明代學者完善，成為古典文學批評的重要標準，強調文章結構的完整性，開頭吸引人，主體有分量，結尾有力量。《佛光寺》一文，開頭一句“一只鳥從松的林葉間飛出來，一圈，兩圈……”誰能想到寫一篇太過厚實的文章，竟以這樣輕曼不經意的文字開頭！飛鳥引出了斗拱，引出了夕陽，夕陽下大殿的門板和墻體，就這樣一步步深入。在文章前言的末一句，是《百年孤獨》開頭語的化用：“而我在很長時間以后才知道我那天看見的是什么”，以輕盈之筆挑起千鈞之題。而結尾又回歸到“撲騰”的鳥兒，發出“不得不說，世間有天意啊，至高秘不宣”的感嘆，余韻綿長不絕。這種收放自如的筆法，正是劉勰《文心雕龍》“首尾圓合，條貫統序”的文學實踐。

王芳的笨功夫在啃透大量史料和專業書籍，巧勁卻在于把學術問題給予文學解讀，把檔案式的資料以故事化的描述，把當事人的行為融入寫作者的理解。一“拙”一“巧”，足見功夫。

在《佛光寺》一文中，王芳展現出高超的史料駕馭能力。思維的縝密，邏輯的關聯，重要節點的透視，信手拈來。她從佛教東傳說起，歷數北魏建寺緣起，講建寺的高僧，講幾朝幾代佛教佛寺的興起、毀滅與盛行，具體的人事、古籍的記載、不同時代的歷史背景、五臺山佛寺的發展歷程……最后聚焦一個點：佛光寺的興衰。焦點清晰，背景亦不模糊，一直寫到意料之中早該出現卻“姍姍來遲”的梁思成、林徽因。以綿密的故事將重要節點巧妙勾連：1937年7月5日，梁、林驚喜地發現佛光寺為唐代建筑；1937年7月7日，北平發了報道；這個時間，正是日寇侵華全面爆發的時間。而此前的1905年，日本建筑學家伊東忠太等人長期在中國考察，出版了《中國建筑史》一書，欲建立日本學界主導的中國建筑史研究體系；而另一位日本學者關野貞竟然在向萬國工業會議提交的論文中提出，中國千年以上的木建筑"一個亦沒有"。1937年7月7日，在中國建筑史界，梁、林與日本同行打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這還不算，王芳寫道，七年之后，梁思成抱病寫出《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筑》，當《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發表這篇文章之后不久，日本投降了。歷史的巧合被賦予了深刻的象征意義。這種將個人命運與時代風云交織的敘事策略，令人想起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家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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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導游的文旅實踐

王芳不僅是個好作家，更是一個好導游和優秀講解員。太原晉陽古城遺址博物館、山西省博物院、陶寺博物館，她都是義務講解員，把歷史、把遺跡、把文物、把其中的事件和人物關聯，講得清清楚楚。“黑神話·悟空”火了后，山東散文學會組織作家和文學愛好者游山西搞研學活動，從晉南、晉東南一直到晉北，連續五次“跟著作家游山西”，這個“作家”就是王芳，她義務帶團，隨團講解，成了山東散文學會研學活動的一個品牌。

從《無聲大言》亦能看出，每篇文章都可視作“跟著作家游山西”的導游詞。歷史的、古建的、人物的、藝術的、民俗的、宗教的，甚至數學的、物理的，時間走過來又倒回去，文字中帶著畫面，話外音不時傳入，彈幕不時彈出，一段文字，一篇文章，一本書就可以起到融媒體的效果。

說王芳是個好導游、好解說員，不如說她是一個好的研學指導老師。她能用簡介的語言把一段改朝換代的歷史公案講清楚，有史書志書、文獻資料的整合能力，更有實地勘查后的判斷分析力。面對一處古建筑，王芳會從不同角度回答許多個問題：誰建的，為什么而建？誰修的，怎么修的？什么時候建的，為何是此時？什么時候修的，又為何是此時？怎么修的，修了幾次，修了些什么？什么時候毀的，毀了幾次，為什么，是什么人毀的？最初的樣子如何，最大時、最好時的樣子如何？現在的樣子如何，什么時候什么人使之定型為現在？它的主體、重點、代表性建構物是什么，形狀、構造、藝術價值、歷史價值是什么？它的同類文物和建筑有哪些，相比的特殊性是什么？涉及到了哪些歷史人物，人物故事又怎樣？涉及到了什么歷史事件，歷史故事怎么講？講好上述故事，實物依據、歷史資料文獻憑據是什么？采訪到的情況是什么？從哪個角度著眼入手？有講心情的，有講問題的，有講環境的，有講人物的，有講過去的，有講眼前的，有講表象的，有講思考的。有物必有事，有事必有人，有人必有文，有文必有史，有史必有論。

王芳十分注重行文的節奏、起伏，往往于不經意處把第二人稱拉進，與“你”互動一下。又到了一段看似散漫處突然收緊文筆，與前面進行照應。前面點到的人或景物，中間必有細絲串聯，草蛇灰線，到后面閃爍一下。當然也不乏留個懸念、抖個包袱的靈活，滿篇是能激發人閱讀興趣的文字。

在《應縣木塔》一文中，她先設論，帶出章弘，查證了章弘山東、山西從政的經歷，為應縣人眼中的“酷吏”章弘平了反。然后講蕭太后與遼代歷史、塔的由來、牌匾、塔藏文物……寫木塔的文章太多了，怎么選角度、怎么發現新材料、講新故事？王芳獨辟蹊徑，無疑是高明的。山東人跟著王芳游山西，到了應縣木塔，那位康熙年間修塔的應州知州章弘，卻先在山東菏澤巨野作過縣令，把山西的故事講到山東游客的家門口。

每篇文章都要有一個或幾個人物來串場，《開化寺》的大愚禪師、《永樂宮》的呂洞賓、《崇善寺》的傅山。《崇善寺》中，傅山開頭，傅山結尾，像有一條線繩吊著一個坨，晃到之處便涉及到。而線有明和暗兩條，明的是視線，暗的是思線，由視及思，由思歸視，反復進行。《崇福寺》的開頭則只有王芳自己。緊接下來寫遼天祚帝、寫金阿骨打，把遼亡金興與大同、朔州一帶的歷史捋了一遍，到金熙宗完顏亶了，朔州崇福寺于此時此處建起來了。這段歷史，作為陪王芳幾次探訪崇福寺的本地人也講不清楚。

在文旅融合的時代背景下，王芳的寫作實踐提示我們：真正的文化傳播，需要更多這樣的“翻譯者”。《無聲大言》不僅是一本書，更是一種文化傳播的范式創新，它為山西文旅的深度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文學支撐和思想資源。美國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強調藝術作品的四要素理論，王芳的創作完整地呈現了作品、藝術家、世界、欣賞者之間的有機互動。

《黑神話·悟空》的游戲熱潮帶動了山西文旅的蓬勃發展，王芳的《無聲大言》恰如其時地提供了深度的文化注腳。當游戲的熱度漸漸消退，王芳的文字將繼續散發著持久的文化魅力，引領一個個讀者作為游客走進山西古建的深處，聆聽那些穿越時空的無聲大言，在古今對話中重塑我們的文化認同。這或許正是文學在數字時代不可替代的價值所在——在快節奏的視覺狂歡之外，為我們保留一方可以慢下來深思的精神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