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山》，韋叢蕪 著，北京未名社1927年3月出版

我初次見識新文學舊版書，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為了給中文系學生講現代文學史課，參與編寫相關教材，我不斷“深入”圖書館，在圖書館角角落落尋找我需要的新文學原版書和原始期刊。可惜這類資料不多，僅找到了數十冊舊版書，但這已讓我大有收獲，知道了這些舊版書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版書無法取代的。比如這些舊書中有郭沫若第一本個人詩集《女神》，是繁體豎排本，版權頁顯示的出版信息包括“創造社叢書第一種，泰東圖書局，1921年8月5日發行，1924年4月20日五版，實價五角五分”這些。而看內容就發現它與1977年第10次印刷本有很多不同，后來知道在《女神》出版前后，作者對某些詩作都有過修改。如果講課或編教材僅依據后來的新版本，那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很容易被帶偏。這是我從舊版書得到的啟示之一。

不同版本間隔時間越長，其各自包含信息的差異越大，不僅體現在作者對作品文本的修改上，還有不少其他方面的差異。比如版式、封面與插圖、字體、紙張、出版機構和發行人、出版背景等，書的整體氣息也會有所不同。

后來，學校圖書館從原來的教學樓搬入新建的圖書館大樓，擴容、大量購買新書的同時，把我用過的那幾十冊新文學舊版書和更多的舊書下架注銷了。有位同事知道我喜歡舊書，就把那些新文學舊版書代我撿了出來，于是這批被處理的舊書轉歸我收藏。也好，新文學舊版書讓給研究新文學的人，總算是門當戶對！

這批書，除了郭沫若的《女神》，詩集還有初期白話詩人康白情的《草兒》，繁體豎排，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是1922年3月的初版本。北京未名社1927年3月發行的韋叢蕪詩集《君山》也是初版，印數只有1500本，而且是林風眠設計封面，司徒喬插圖，用紙講究，估計現在價格已不菲。此外，北新書局1928年9月鐘敬文編《歌謠論集》、1934年于賡虞詩集《世紀的臉》、臧克家的《淮上吟》、蘇金傘的《窗外》也都是初版本。初版本之外，還有1934年上海北新書局第四版《冰心詩集》等。這些舊版書，方方面面都承載著民國時期的文化信息。

從歷史演變的角度看，這些新文學舊版書，正驗證了所謂“歷史中間物”或“民國風”的文化產品特征，即某種過渡、融匯或混合的因素。從出版的角度看，它們不同于過去的刻印本，也不同于同時期的石印本，大多為鉛印本（也有例外，如徐志摩1925年詩集《志摩的詩》），但又多為繁體豎排，封面或插圖則十分“先鋒”，現代特征明顯。整體看下來，新文學舊版書的“民國風”特點就如同時期服裝、建筑、器物一樣，呈現出強烈的中西合璧、新舊交融色彩。實際上，這些書正是靠這些新的文化因素吸引、打動當時讀者的。當然，歷史總是處在動態變化中，當讀者被更新的東西吸引、打動時，這些書也就慢慢退出了讀者的視線，由曾經的新書變成了舊書，像一切古舊物質文化一樣變成了文物。

但變成文物，并不意味著價值的耗盡，相反，某些價值喪失的同時，新的價值也在生成，而這就是文物特有的意義。看看舊書市場愈來愈高的民國版圖書標價，應該不難理解其中的奧秘。

如果說，我從新文學舊版書中最初看到的還只是它們的小部分價值，則如今我從這些舊書里讀到的文化信息顯然更豐富了。喜歡舊書的朋友，所注重的也各有不同，有的看重舊書的經濟價值，有的從收藏舊書的過程中得到趣味。是的，除了上述我所謂新文學舊版書的研究價值或文物價值，舊書的趣味性也確實是存在的。比如在我收存的數十冊新文學舊版書中，“九葉詩人”之一辛笛的讀書隨筆集《夜讀書記》，竟然還是作者簽贈給“君湘先生、夫人”的，贈書時間是1949年1月18日（民國卅八、一、十八）。“君湘”是誰？托王圣思教授詢問她父親辛笛，始知君湘就是被稱為“光纖之父”的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高錕的父親。高君湘本人是民國時期上海有名的大律師，他的父親則是晚清著名詩人和革命家高吹萬。

似乎還可以不斷追問下去，詩人辛笛怎么會與大律師有所交往？這本書怎么流落到上海舊書店？又怎么輾轉到了山東某校圖書館？

從簽名本鉤沉出意想不到的歷史變遷與名人交往故事，其中趣味已足夠引人入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