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沉默的榮耀》

電視劇《太平年》

近些年，中國的歷史題材電視劇的整體面貌有了較大變化，出現了雙線發展的態勢：一方面，《覺醒年代》《沉默的榮耀》《太平年》等以中國歷史不同時期雄才大略、心系黎民的歷史人物為表現對象的作品，聚焦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點燃了觀眾對歷史的濃厚興趣；另一方面，《夢華錄》《清明上河圖密碼》等重點刻畫普通人日常生活圖景的歷史劇，在熒幕上呈現了極具歷史質感的畫卷，引發了所謂“全民考據”的熱潮。與此前熒幕上一度流行的“神劇”或古裝偶像類作品相比，這批制作水準和觀眾口碑俱佳的電視劇，在歷史觀、創作理念、敘事視角、技術手段以及傳播方式等方面都體現出新的特點，顯示出新大眾文藝時代文藝創作新的發展路徑。

在細節中觸摸歷史的溫度

對于歷史題材電視劇來說，真實與虛構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它直接關系著一部作品能否得到觀眾的認可。也就是說，究竟是充分尊重歷史，堅持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辯證統一，還是強調所謂“古為今用”，將現代人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強加在古人身上，以任意涂抹歷史的方式為現代人服務，兩種不同的方式決定了歷史題材文藝作品的精神氣質和美學形態。在20世紀中國多次有關歷史劇問題的激烈爭論中，這一話題始終是人們討論的焦點。

今天，歷史題材文藝作品的主創人員基本上都會認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即在重大事件上充分尊重歷史原貌，在小事上則適度增加想象和虛構的成分。這本來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在實際創作過程中，“小事不拘”卻常常為不端正的創作態度提供了擋箭牌。似乎只要故事背景符合歷史事實，其他一切細節都可以敷衍茍且。前些年，不少“神劇”將“小事不拘”發揮到了極致，甚至情節發展的邏輯出現明顯漏洞，服裝道具存在時代錯誤，以致讓抗日將士拿著20世紀50年代設計定型的武器作戰。

近年來的歷史題材電視劇給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不管選擇何種創作類型，主創人員在“小事”上、在細節上主動加強嚴謹意識，有著如同考古學家一般的嚴謹。以2025年的抗戰題材電視劇《反人類暴行》為例，該劇主創人員提出“道具即證物”的理念，幾乎分毫不差地用道具還原了731部隊的犯罪現場，連手術臺螺絲的銹蝕程度都參考了1945年美軍調查報告的描述，凍傷實驗的溫度計度數更是與侵華日軍留下的實驗數據完全一致。2024年的電視劇《清明上河圖密碼》，邀請眾多非遺傳承人參與制作，根據《東京夢華錄》中的相關記載進行考據，還原出宋代的服飾習俗，以及濮陽大弦戲、藥發傀儡等傳統技藝。類似的還有2026年的現象級電視劇《太平年》，該劇的服裝道具，人物的妝容動作，明顯參考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出土文物，使得很多鏡頭中的人物姿態，恍惚間好似博物館玻璃展柜中的陶俑復活一般。觀眾在觀看這樣的歷史題材作品時，仿佛真的觸到了來自歷史深處的杯盞絲絹，嗅到了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煙。在細節上鉆牛角尖帶來逼真效果，是這些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微觀史學敘事讓普通人走上歷史前臺

與此前觀眾口碑極佳的電視劇《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相比，近年來歷史題材文藝創作另一個顯著的趨勢，就是引入微觀史學的敘事視角。如果說二十多年前那批歷史正劇以帝王與群臣之間的權力斗爭為主線，試圖解釋“郡縣制”“一條鞭法”等政治制度的來源，給觀眾以知識方面的教益，那么近年歷史題材作品則放棄了對廟堂之上權力斗爭的關注和高高在上的啟蒙視角，轉而聚焦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發展進程中，普通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日常生活和命運遭際，呈現出典型的微觀史學特色。

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是電視劇《夢華錄》。這部作品并不追求還原歷史，我們只能從其中泰山封禪等情節大致推斷出該劇以北宋宋真宗時期為背景。它將敘事視角從帝王將相、鴻儒碩學身上移開，落到趙盼兒、孫三娘、宋引章等出身底層的女性身上，通過表現她們共同經營茶坊的故事，呈現出北宋京師汴梁城中的市井生活。類似的視角轉移，也出現在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我們的河山》中。該劇聚焦一位名不見經傳的青年共產黨員莊埼風，表現他在山東基層根據地開展減租減息運動、組織農救會、發動人民投身抗戰事業的故事。這類作品雖不以宏大戰爭場面取勝，卻有力闡釋了普通中國農民為什么會成為支撐中華民族取得抗戰勝利的中堅力量。

微觀史學強調以小見大，通過聚焦小人物、小事件，深描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細節，顯影出時代精神和切實可感的歷史。絕大多數電視劇觀眾都是普通民眾，他們在觀看劇集的過程中，或許會敬佩朝堂公卿的勇武韜略，卻很難與他們產生真正的共情。但那些表現小人物的電視劇，讓觀眾發現，哪怕在千載之上，古人也和自己一樣，要面對由柴米油鹽構成的日?，嵤?，感受平凡生活中不斷泛起的微末悲欣，并承受著時代巨變帶給他們的沖擊。相似的感受，類似的命運，讓那些熒幕上的主人公穿越了時空設置的障壁，直抵觀眾的內心。

同時，以平民視角講述普通人在不同歷史環境下的命運，對觀眾來說具有極強的代入感，很容易將他們的現實關切帶入觀劇體驗中，這也是這類作品廣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太平年》對亂世民眾渴望太平的重點刻畫、設置錢弘俶納土歸宋、和平統一的主題，都不斷讓觀眾聯想起當代動蕩的國際政治局勢和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局勢，自然會產生心有戚戚之感。

視角下移打開歷史敘事的多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微觀史學帶來的敘事視角的下移，為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作品的主人公是那些名垂青史的帝王將相，詳細的歷史記載和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固然為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也為主創人員套上了一副難以掙脫的“枷鎖”。如果照搬史書，則會被人詬病為缺乏創新；若是隨心所欲大加修改，又有可能讓觀眾難以接受。因此，如何平衡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始終是歷史題材創作面臨的根本難題。

而視角下移恰恰可以為主創人員“松綁”，因為描寫的對象換成了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自然可以在尊重歷史背景的前提下自由地展開想象和虛構。這無疑會帶來創作門檻的大幅度降低。舍棄了史傳的限制，以普通人為主人公，使得編導在創作過程中，可以自由地將諸如都市言情、刑偵探案、諜戰懸疑、經營職場等類型劇的橋段和編劇思路，挪用到歷史題材電視劇里。一旦歷史題材電視劇在某個時期成為“爆款”或趕上資本風口，那么其他類型劇的劇本，只需要將故事背景調整到某個歷史時期，就可以搖身一變，迅速改為歷史題材劇本。

于是我們會看到，近些年歷史題材電視劇的一個顯著趨勢，就是類型融合，即歷史題材與其他創作類型相結合，形成復合型作品。以2022年的電視劇《風起隴西》為例，作為一部以三國時期為背景的作品，它沒有將表現的對象放在國人耳熟能詳的諸葛亮、馬謖、張郃等歷史人物身上，而是將馬謖丟失街亭這一歷史事件，歸咎為有間諜替換了蜀漢的軍事情報，誤導了諸葛亮的指揮。于是，這部電視劇的重心，就放在了兩位于史書上并無記載的蜀漢情報工作者陳恭、荀詡身上，該劇自然也就變成了一部諜戰劇。這就是歷史與諜戰相結合而成的復合類作品。如果繼續進行劃分，那么將歷史劇與刑偵探案劇結合在一起，就是《長安十二時辰》《唐朝詭事錄》；將歷史劇與職場劇結合在一起，就是《大清鹽商》《天下長河》；將歷史劇與言情劇結合在一起，就是《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夢華錄》。

這樣的創作方式不僅簡單方便、引起歷史劇觀眾的興趣，也能夠吸引其他類型劇的受眾，更容易占領市場，取得成功。風氣所及，哪怕是《太平年》這樣以帝王將相為主人公的作品，也會用三集的篇幅，講述錢弘俶偵破臺州舞弊案的故事，吸納了懸疑刑偵劇的元素。

技術與大眾共同影響文藝生產全流程

縱觀近年來歷史題材文藝作品所表現出的諸多特征和發展趨勢，可以發現其背后的底層邏輯，在于新技術的廣泛運用和大眾在創作全流程參與度的不斷提升。

一方面，伴隨著電腦特效技術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影視劇制作領域的廣泛應用，制作具有逼真效果的視覺形象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如果說在此前，拍攝歷史題材作品需要輾轉名山大川尋找外景地，并花費大量資金搭建或租用宮闕、城池等場景，那么在今天，幾張文物照片、數紙設計草圖、幾頁文字描述，就可以迅速生成符合需要的影像素材?？梢哉f，正是新技術的運用，使得主創人員可以騰出時間、精力和成本，在細節上下功夫，以考古學家般的嚴謹，設計服化道和動作姿態，制作出具有歷史質感的作品。

另一方面，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大數據等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大眾在當代社會不再是文化產品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全方位滲透到文藝生產的各個環節中。不少文藝產品在立項之初，都會以大數據技術分析目標受眾的年齡、性別、審美偏好、消費方式等因素，以便指定相應的制作、宣傳策略。于是我們會看到，正是在后全球化時代“國潮”復興的背景下，當代中國人喜愛各類具有傳統文化元素的事物，熱衷于穿著漢服、閱讀史書、逛博物館……這才使得歷史題材文藝作品大量出現，并對歷史細節進行精益求精的打磨。此外，大眾的情感認同與現實關切，大眾對不同類型的文化產品的偏好，都促使當代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選擇微觀史學的敘事方式，以小人物的視角講述故事，制作類型與歷史題材相結合的復合型作品。而社交媒體更是使大眾擁有了從事文藝批評的渠道，他們在觀劇評論中開啟的“全民考據”熱潮，又進一步推動了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創作。

因此，當代中國社會技術與大眾的攜手同行，滲透到文藝生產的制作、傳播、接受以及評論等各個環節，構成了新大眾文藝時代文藝生產的底層邏輯。這些系統性的變化將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決定歷史題材電視劇的審美取向、藝術形式、制作方式、傳播渠道以及發展路徑。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雜志社副主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