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勝利,但有慰藉
在最初那兩部小說之后,我很多年沒有寫過自己真正的人生了,尤其是家庭。這十年我的作品毫無疑問依然混雜著那些靈魂的碎片,小說的情感永遠是裸露的,我難以逃避和變形,但從故事和人物本身來說,我已經完全沉浸在虛構的世界之中。我不再是一個年輕作家,我可以熟練地和自己的作品拉開一些安全距離,寫作本質上是一種創世,我享受創世的樂趣,也享受從中隱藏。一個小說家可以同時認真生活和嚴肅寫作,但這兩者之間并不需要太過強烈的關聯了。
2019年,我寫完了《慎余堂》,這本書以溥儀退位始,以溥儀被趕出紫禁城終,但故事并沒有結束。按照我的計劃,這個系列會有三部,一直寫到1945年日本投降,想象中這會是一個持續十年的巨大項目。在寫長篇的同時,我做了一些影視劇本的工作,又寫了一些中短篇,但我一直更偏愛長篇一些,更喜歡讀,也更喜歡寫。我更喜歡長久地和一個故事相處,不管是作為讀者還是作者,我的情感適合安頓于漫長之中,就像村上春樹所說,短篇是長篇的練習場。那時候我想,我會很快回到《慎余堂》第二部的寫作,我已經為此做了不少工作,也有了一個粗糙的大綱和人物小傳。
《慎余堂》讓我精疲力盡,因為我正好在那段時間懷孕,又經歷了育兒第一年的忙亂,到了2019年夏天,我們把小孩送到托兒所,贊美一日三餐早八晚六的托兒所,小孩去了她的新世界,而我的舊世界回來了。每天早上八點,我就能坐在自己的書桌前,閱讀資料,研究地圖,學習一百年前四川袍哥的切口……這些事情是如此有趣,我覺得自己可以永遠興致勃勃做下去。在2019年的最后兩個月,我去了柏林和京都,在京都的時候丈夫說我們不如改成從東京回來,那樣可以順便帶孩子去宮崎駿美術館,那正是她最沉迷龍貓的階段,但京都到東京需要四個小時,我就猶豫了。明年吧,明年櫻花開的時候,我說。
明年到了,那是2020年,那一年或者接下來三年都無需我再多言。生活看著其實沒有大的變形,三年里我甚至做了更多工作。小孩從托兒所到了幼兒園,我依然可以安靜度過整個白天。我的書桌還在那里,眼前還是我買的那些植物,它們都沒有死,頑強地生長和開花,植物需要的東西比我們簡單,它們的必需之物恒定而難以被剝奪,什么人也遮不住太陽。但我們都知道自己被遮住了什么,外部世界那種兵荒馬亂、風雨飄搖的感覺不停入侵著內心,就是在那三年中,《刮風下雨》抓住了我。
我在一個龐大的家庭中長大,直到現在,大年三十還有快四十個人吃飯,滿滿當當擺三桌。為了那一天,家里始終需要一個地方收納那兩張多余的餐桌,爸爸媽媽為此忙碌好幾天,以保證每一張餐桌上都有20個菜。吃到最后,大家排著隊去廚房舀雞湯泡飯。雞每年起碼都要殺三只,有一次我推開浴室,三只雞開膛破肚,被倒掛在蓮蓬頭下,我以為我會有什么心理陰影,但到了年三十那一天,我還是和大家一起排隊吃雞湯泡飯。家是一種慣性,慣性比驚嚇更能長久。我習慣了家庭所意味的那種過度緊密,習慣了酒精和麻將交織的聚會,但在2000年外婆去世之后,家里不再有老人,這一直讓我難過。沒有老人的家像缺了一個口,但我已經是個成年人,我知道家是這樣的,月有陰晴圓缺,月亮會回來,家卻是一條不斷離散的不歸路。
2006年,一個陌生女人找到我爸,說她是我外公的私生女,她的母親去世前告訴了她這件事,她也不是要認什么,只是想給我外公上個墳燒點香。她只能找到我爸,因為我媽和幾個姨媽都下崗多年,我爸是家里僅有的還有個單位的。我爸在震動之下安排她和媽媽在一個茶坊見面,他去晚了,到的時候兩個女人已經面對面坐著。那個場景一到眼前,就沒有什么需要驗證的了,她們一看就是兩姐妹,一模一樣的鵝蛋臉,燙著一模一樣的卷卷兒頭。從那一年開始,我多了一個“三姨媽”,清明上墳有她,過年吃飯也有她,她也和我們一起排隊吃雞湯泡飯。三姨媽和大家不親,也有點神出鬼沒,但這個人就是在那里了。我以為這件事會是一個炸彈,最后我發現它只是一個啞炮,炸是炸了,但沒什么聲響。家庭是很神奇的,它好像什么都能吞下,一個炸彈投進這里,最后只有一點余波。
《刮風下雨》從那個時候就慢慢成形了,但我始終沒有下筆。它離我太近了,這種距離讓我恐懼,而且我想寫的故事有很多。如果一切如常,我電腦里的大綱可以寫到50歲之后,我完全可以和那些我在虛空之中創造的人物共度余生。但在2022年,我在一種強烈的內心動蕩之下開始寫這個故事,它依然是虛構之物,但我顯然身在其中,哪怕是我無法經歷的那些時刻。小說在《花城》發表之后,有讀者給我私信,說最喜歡兩個女人在山上種菜那一段,我想到小時候和外婆一起去山上割兔草,魚鰍串,鐵箭草,燈籠花,馬鞭梢,人也可以吃兔草,我喜歡涼拌魚鰍串的清香,但人不能只吃這些,人需要糧食和肉——按照現在的說法,需要碳水和蛋白質。外婆驕傲地對我說過無數次,60年代初期那幾年,她靠在這座山上偷偷開荒種土豆紅苕,讓家里五個孩子吃飽了肚子。
《刮風下雨》的故事跨越50年,三個時代各有其風雨,這不是一個人如何戰勝風雨的故事,故事里沒有勝利,但有慰藉。這個書名來自麻將術語,“刮風下雨”其實就是湊杠,碰了再摸,明杠是刮風,三摸一暗杠是下雨,不管刮風還是下雨,你都可以有點進賬。四川麻將的打法一直在流動之中,這些年的一個主要趨勢就是,以前一盤只有一個人能胡,別人胡了這盤就完了,現在別人胡了你還有機會再胡,哪怕最后沒胡,你還可以刮風下雨,于是人人都有個盼頭。2008年地震之后,我去北川采訪,圍觀那些住在帳篷中的人打麻將,大家都說,別打“血戰到底”了,不吉利,可以刮風下雨。我一直搞不清楚這些規則是誰來決定,又是如何被所有人接受的,但我從種種變動中看到了人心,人抵抗不了風雨,但想要盼頭,想要慰藉。
《刮風下雨》結束于1999年,那時候我們都以為2000年會是世界末日,我還記得有個預言家叫什么諾查丹瑪斯。我正好要在2000年高考,那時候我非常困惑,都要世界末日了,我怎么還要做數學卷子?當時的心情已經忘了,我反正老老實實地做了無數張數學卷子,這就是我等待世界末日的唯一方式。到了2022年,我工作忙得要命,每次打開文檔都不敢相信,都這個時候了,我居然還有一個甲方。甲方來了又去,但那個時候我就知道,自己一定會寫完這個故事,不管什么時候,不管如何刮風下雨,只要坐在自己的書桌前,我就會做完自己的數學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