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個全國“全民閱讀活動周”即將到來之際，4月8日，由中國作協外聯部、中國外文局中東歐與中南亞傳播中心（人民畫報社）、文藝報社共同主辦的“中俄文學對談：我們為什么閱讀？”視頻連線活動舉行。俄羅斯《文學報》主編馬克西姆·扎姆舍夫，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漢學家瑪麗亞·謝梅紐克與首都師范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俄語文學翻譯家劉文飛，文藝報社副總編輯李朝全參加活動，共同圍繞深度閱讀、經典標準、AI沖擊與閱讀推廣等議題，進行了坦誠而深入的交流。

信息洪流中，深度閱讀為何依然重要？

當短視頻以秒為單位切割人們的注意力，當算法推送不斷強化信息繭房，我們不禁要問：在這個被碎片信息填滿的時代，那種需要沉下心來、與一本書獨處數小時的深度閱讀還有必要嗎？它對于我們理解世界、理解他人乃至理解自己，究竟還有多少價值？這一系列問題，構成了本次對談的起點。

劉文飛從哲學高度給出了回答。他改寫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提出“我讀故我在”。在他看來，閱讀不僅讓人區別于動物，更讓人區別于AI：“機器也會閱讀，但它的閱讀是高度集約化的；我們的閱讀是自己選的，也是為自己讀的。只要有人在，文學閱讀就會存在。”

李朝全認為，在海量信息像洪水一樣涌來的當下，深度閱讀變得稀缺而珍貴。他談到，國家高度重視閱讀能力的培養，施行《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并設立“全民閱讀活動周”，正是為了倡導公眾捧起書本，進行有質量的文學閱讀。

扎姆舍夫對此深表認同。他介紹說，俄羅斯讀者同樣珍視深度閱讀，盡管有聲書、電子書等新媒介興起，但紙質書依然占據重要地位。謝梅紐克補充說，讀者應擁有選擇閱讀方式的自由，“自由選擇是維持熱愛的關鍵”。

中俄讀者在讀什么？

閱讀折射著一個社會的文明水平。中俄讀者選擇哪些作品去閱讀？暢銷榜單背后隱藏著怎樣的審美趣味與時代焦慮？與10年前相比，人們的閱讀選擇發生了怎樣的偏移？這些問題不僅是出版界的晴雨表，更是觀察兩國讀者文化心理變遷的一扇窗口。

李朝全分享了一組有趣的數據。在中國當下受歡迎的文學作品中，布爾加科夫的《年輕醫生手記》與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余華的《活著》排名比肩。他談到，中國讀者對俄羅斯文學有著深厚感情，這一傳統延續至今。中國文學在俄羅斯的譯介也有顯著變化，有研究表明，2025年前后，中國文學在俄羅斯的譯介數量呈爆發式增長，題材從嚴肅文學“一統天下”走向多元共存，更重要的是出版格局發生了結構性轉變，從依賴資助項目的專業小眾出版轉變為大型商業集團主導、超過80%作品實現市場化運作的新模式。

劉文飛則用“翻譯光了”來形容中國對俄羅斯文學的引進程度。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均有全集或數十種譯本，讀者的閱讀選擇非常豐富。近年來，中國開始大量翻譯俄羅斯當代作家的作品，甚至嘗試俄羅斯文學作品在中國“全球首發”的模式。過去10年間，中國文學界對俄羅斯文學的關注已經發生重大轉變，從“厚古薄今”走向“古今并重”：“我想，中國的翻譯家、文學讀者和文學界，沒有錯過任何一位重要的俄羅斯當代作家和詩人。”他坦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俄文學交往呈現出一種“不對等”的狀態，中國接受俄羅斯文學更多，而俄羅斯接受中國文學相對較少。但令他欣慰的是，這一局面正在發生改變。

扎姆舍夫從當代文學推介的角度，分享了他對俄羅斯讀者閱讀趨勢的觀察。他談到，要了解俄羅斯讀者正在讀什么，一個便捷的窗口便是各類文學獎的入圍書單，“從中基本上可以了解當代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作家和作品”。他特別提到，俄羅斯《文學報》與中國《文藝報》已簽署合作協議，開始互換文章刊發：《文藝報》發表了俄羅斯當代作家帕維爾·克魯薩諾夫《貓頭鷹之路》的評論文章，《文學報》也刊發了中國朋友推薦的文章。這種雙向的文學交流，正在為兩國讀者打開一扇了解彼此當代文學的窗口，“我們可以將真正的好作家推薦出去”。

謝梅紐克從翻譯與接受的視角，描繪了中國文學在俄羅斯的閱讀版圖。她指出，俄羅斯有悠久的漢學翻譯傳統，百余年來，從《紅樓夢》《水滸傳》等中國古典名著，到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現當代作家，俄羅斯的翻譯版本比其他西方國家更為豐富。她說，莫言是俄羅斯讀者“最愛的中國作家”，《檀香刑》《生死疲勞》《紅高粱家族》等作品已有多部俄文版問世，俄羅斯讀者已經形成對莫言文學風格的穩定期待和持續關注，余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以及劉慈欣的《三體》在俄羅斯也擁有龐大的讀者群體。謝梅紐克還特別提到一個重要的轉變：以往許多中國作品是通過英文轉譯成俄文的，而現在，越來越多的譯者開始直接從中文進行翻譯。“這讓俄羅斯讀者能夠更準確地理解中國文學的豐富題材和多元風格，讓興趣變得更加穩定。”

AI：工具還是威脅？

如今，人工智能已深度嵌入內容生產的各個環節。AI能夠寫詩、寫小說、翻譯長篇巨著，且在速度上極大超越人類。一個深刻的問題隨之而來：如果機器也能“創作”，那么人類的寫作還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價值？文學翻譯究竟是技術問題，還是心靈之間的對話？人工智能對文學創作與翻譯的影響，成為全場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

劉文飛認為，AI在一般翻譯上已遠超人類，但其詩歌翻譯水平尚不能令人滿意。他說，曾有人建議他“喂養自己的AI”，以便更好地翻譯詩歌。這個觀點讓他感到震撼，但他旋即提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有意義嗎？我為什么要花時間去養一個機器，讓它來戰勝我？有這個時間，我去教一個學生不是更好嗎？”在他看來，文學翻譯不是逐字逐句的機械轉換，而是另一種創作。“你翻譯一首詩，你跟詩人在做同樣的事情；你翻譯一部小說，你也在寫小說。”

李朝全談到，在中國，AI輔助寫作的情形已經比較廣泛，尤其是在網絡文學領域，他更關心的是AI對文學發表和審核環節帶來的挑戰。他坦言：“檢查稿件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是各報刊社當前必須要把好的第一道關卡。”

對于AI創作，扎姆舍夫的立場十分鮮明。他表示，“創造意識是一種秘密，任何技術介入這個過程，都會毀滅創造”。在他看來，寫作不僅僅是文字的排列組合，更是人類情感、思想和靈魂的外化。如果將創作的核心環節交給機器，文學便失去了它最珍貴的根基。他注意到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在俄羅斯，已經有一些學生在提交畢業論文時直接使用AI生成的文本。“這是一種嚴重的災害，我們必須從現在就開始警惕。”

謝梅紐克談到，在她主持的青年翻譯比賽和教學工作中，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并非學生翻譯水平的高低，而是提交的作品究竟是否由學生本人完成，或者說是否由AI生成。“目前的經驗是，無論是散文還是詩歌，AI翻譯與人工翻譯在藝術質量層面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明顯。這種差距并非體現在語法的正確性或詞匯的準確性上，而是體現在那種只有人類譯者才能賦予文本的‘溫度’與‘呼吸感’。”她表示，文學翻譯的本質不是信息搬運，而是風格的再造、情感的傳遞和文化密碼的轉譯，這些AI目前還難以企及。

這場連接北京與莫斯科的文學對話，最終落在一個溫暖而堅定的共識上：無論技術如何演進、媒介如何更替，文學作為“人學”的本質從未改變。在AI時代，閱讀不再只是獲取知識的方式，更是一種確認自我的存在姿態。正如劉文飛所說，“我讀故我在”，只要人類還需要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世界，文學閱讀就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