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能確切地說清，人類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做夢的。但可以確定的是，從《周公解夢》的象征體系到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從《紅樓夢》的太虛幻境到博爾赫斯的環形迷宮，夢境始終是人類理解自我時最為古老的通道。它介乎于可控與失控之間，既袒露著個體最私密的欲望與恐懼，又拒絕了被任何一種闡釋理論徹底收編。

睡眠在當代社會的狀況同樣耐人尋味。在一個以“夜經濟”為繁榮指標，同時以“八小時睡眠”為健康律令的時代，睡眠從一個自然生理過程演變為一種需要被管理、被優化的身體實踐。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自己陷入某種悖論：白天被效率與績效驅趕，夜晚卻被焦慮與清醒圍困。失眠成為當代人最普遍也最難以言說的身體經驗之一。

那么，當醫學以腦電波和生理指標捕捉夢的科學痕跡，文學能否為那些無法被數據化的生命經驗提供另一種“處方”？4月15日，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創意寫作與醫學人文工作坊”首期對談以“夢境、睡眠及其文學處方”為題，邀請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北京大學醫學部敘事醫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王一方，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睡眠醫學學科主任、世界睡眠學會秘書長韓芳，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喬葉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藝文分社社長唐明星展開跨界對話，共同探討我們如何理解、講述、安放那些深夜里無法被醫學話語所窮盡的生命片段。對談由北師大文學院副教授姜肖主持。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創意寫作與醫學人文工作坊”第一期現場。鄧元淇 攝。

“人民睡眠”的科學與詩意

這場對話從“如何理解夢”的根本問題開始。韓芳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臨床視角，他表示，弗洛伊德和《周公解夢》處理的都是夢的內容，而當代睡眠醫學則將目光轉向夢的生成機制。在快速眼動睡眠階段，大腦皮層活躍但整合功能下降，夢因此呈現為跳躍、荒誕、非邏輯的形態。韓芳展示的影像資料表明，夢并非神秘主義意義上的啟示，而是有生理基礎、可被觀察與干預的神經活動。但人類醫學對夢的認識并未止步于此，韓芳同時展示了“罕見的夢”主題畫展中的作品，這些畫作出自發作性睡病患者之手，斑斕而扭曲的色塊與形象讓那些難以用語言抵達的夢境獲得了直觀的表達形式。這一實踐本身就暗示了一種認識論上的位移，夢不僅需要被科學解釋，也需要被主體講述。

王一方則從敘事醫學的立場將問題推向更深處。他認同韓芳的觀點，并認為每個人對睡眠的感知都是唯一的，失眠背后往往是個體的生存困境與生命隱喻，而非單純的神經遞質變化。他說，“在診室里，病人對我們說的第一句話都是文學話語，而不是醫學話語。”當病人描述自己“掉進了冰窟”或“度日如年”，這些隱喻本身就是一種原初敘事。如果臨床實踐只停留在指標與診斷層面，便會錯過那些更貼近生命經驗本身的表達。基于此，王一方提出“三重日常”的分析框架：平凡日常、臨床日常與詩意日常。三者之間并非隔絕，而是可以相互對話、彼此照亮。疾病既發生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也進入醫療系統的編碼程序，而敘事的功能就在于讓這些經驗被重新講述，從而獲得新的理解維度與意義空間。當文學將目光投向病房一隅，關照到每一個輾轉難眠的普通人，記錄下這些難以訴諸的生命失眠的時刻，便是對健康中國戰略細膩而深沉的一種人文回應。

夢作為精神現象學，文學如何照見生命本相

如果說醫學從生理層面解釋夢的機制，那么文學則立足于人的境況，去追問夢境古老的生命經驗隱喻。張清華從精神分析視野出發，將夢視為文學敘事的元結構。他回憶起自己初讀弗洛伊德《夢的解析》時的震撼，并提醒在場者注意一個關鍵事實，即個體對夢的講述都經過了語言的過濾與情節化重組。“夢境在我們腦子里發生時是共時性的、多點位的，但一旦被講述出來，就被組織成線性的、有因果鏈條的故事。”從這一意義上說，每一個講述夢境的人，都已然是一個不自覺的寫作者。他援引《紅樓夢》中寶玉的夢與賈瑞的夢，闡釋經典文學如何以夢境為圓心，形成同心圓隱喻，象征個人的命運、家族的興衰乃至宇宙的生滅。“《紅樓夢》解釋一切生命經驗，所有的同心圓都以小說里那個著名的夢作為原點。”在他看來，文學之所以偉大，正在于它能精準地發現人精神世界的秘密與癥候。他還提到博爾赫斯《鏡子》和格非《傻瓜的詩篇》，呈現出文學敘事與精神分析之間微妙而深刻的互動關聯。

夢境不僅僅是一堆等待科學儀器進行解碼的生理信號，更是一座通往生命本相的秘密橋梁，講述夢境本身就是一種敘事實踐。它不依賴于專業的文學訓練，而是植根于人類最普遍的語言能力。當一個人開始書寫自己的夢境，他便成為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執筆者和觀察者，文學和寫作便回歸到每一個生命個體理解自己、表達自身的日常實踐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的夢與科學的夢共享同一套語法。

書寫作為安放：從個體經驗到文學實踐

那么，寫作能否成為我們失眠的一劑處方呢？作家喬葉以茅盾文學獎長篇小說《寶水》的創作經驗做出了回應。小說塑造了一位嚴重失眠的女主人公地青萍，文本中穿插著她的多個夢境，譬如夢見奶奶臨終時自己守在床前，彌補未曾告別的倫理虧欠；夢見困于麥稈之中無法逃離，隱喻著某種鄉村與城市之間的身份困局；夢見捕獲一只巨蚊，想與童年的伙伴炫耀，則攜帶著作家本人的體溫與記憶。喬葉坦言，作品中夢境的書寫多數來源于朋友的夢和自己的夢，她將這些夢境編織進文學敘事，化作小說人物的血肉。在她看來，把文學創作比作魯迅所說的“朝花夕拾”，是一種對生命經驗的重新安放與生長。地青萍的故事之所以動人，恰恰因為它從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命經驗中汲取了養分，那些深夜的輾轉、夢中的囈語以及身體的不適與療愈，都值得被看見、被講述。

同樣，在唐明星的眼中，醫學和文學是自然生長為一體的。她策劃的醫學人文書系涵蓋郎景和院士、譚先杰醫生等臨床專家的人文寫作，也包括安寧療護、緩和醫療等議題的非虛構記錄。她分享了自己策劃醫學人文書系的理念，這些書籍之所以打動人心，是因為它們觸及了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生死、病痛與告別。她觀察到當抑郁、焦慮成為彌漫性的精神困境，醫學人文書籍的意義便不再局限于知識普及，而在于將這些時代情緒轉化為可被閱讀、可被共情的敘事，讓讀者在別人的故事中辨認出自己的面容。“很多時候，人們只把疾病當作身體的疾病去治療，實際上也有精神上需要尋找釋放、疏解的部分。”出版的意義就在于搭建這樣一個精神出口，為讀者提供應對生命困境的精神資源，在閱讀中獲得療愈。

這場對談為聽眾介紹了醫學與文學的有關知識，與會者認為，醫學與文學、科學與詩學并非對立的語法，它向每一個普通人敞開。誠如姜肖所說，失眠不是癥狀，是生命在夜晚的另一種清醒，夢境不是幻覺，是生命在暗處的自我傾訴，文學不是裝飾，是生命試圖理解自身的努力。寫作是最具民主化的行為，它通過語言的組織，重塑我們對生命經驗的理解，當人人拿起筆，這一行為本身就具備了認知實踐的意義。而當文學走出象牙塔的圍墻，與醫學、社會學展開真誠的積極對話，當每一個普通人都敢于書寫自己的身體經驗與精神困境，文學便獲得了一種堅實而溫暖的力量，它從人的經驗而來，又歸回人的經驗之中去。在技術狂奔的時代里，它提醒我們，不僅要關注身體的各項數據指標，更要學會傾聽那些來自暗夜里的、支離破碎的夢囈，因為那里，藏著生命最本真的渴望與恐懼。這是文學的處方，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經驗的永恒的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