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女，生于湖北宜都，現居上海。從事過財務、銀行文員、編輯等工作，1996年開始寫作，曾獲汪曾祺文學獎、人民文學獎等獎項，出版《像天一樣高》《少年前傳》《海燕》《家庭生活》等作品20余部，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俄、德、日、韓等文字。

責編稿簽

《盲花》是一篇頗具姚鄂梅氣質的小說，飽含生活質感、心理真實和情感力量，于尋常人間出手成夢，落筆成殤。主人公珊珊在48歲時從小鎮走向上海，看似是一場遲到的遠行，實則是對過往歲月的再次回望。青春年代的友誼與試探、孤獨中倉促的情感關系以及一次次被擱置的人生選擇，在記憶的暗河里漸漸浮現。然而一次偶然的越界，被攝像頭永久定格了她此生柔軟卻也不堪的瞬間。“盲花”既是小說的文眼，也是珊珊一生的境遇，姚鄂梅在平靜卻步步收緊的筆力下，凝視困境，調動共情，書寫出女性命運的無奈和生命的能量。

—— 安 靜

珊珊有買掛歷的習慣，一年十二張，薄薄的一沓，就把三百六十五天都掛上了墻，這天干了什么，那天有什么安排，一目了然。用掉的掛歷，她沒有丟，標記過的日子，才是活過的證明，除此以外的時光，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誰都擁有，誰也沒有真正擁有。

退休這天剛好是她生日，她用紅筆在這個日期上狠狠畫了個星形。四十八歲，離五十歲還差兩年，很多人在這個年齡還處于如日中天的上升期，有些人甚至才雄心勃勃地起步……她并非不稱職，或者公司破產，她只是大走“狗屎運”，剛好踩到了那個政策。她甚至還沒有結婚，現在更不好結了，什么樣的人才肯要一個退了休的老女人？

半年前，得知自己被劃進早退行列時，她反應很大，發誓要大鬧一場，但一覺醒來，憤怒的火焰已成余燼，與其出乖露丑而無濟于事，不如一聲不吭一走了之。這一生，算是在柳樹鎮白白耗費了，多耗兩年少耗兩年沒區別。趁著還不算太老，且有退休金托底，不如橫下一條心胡亂走出去。她之前聽劉珠講過一個同事，也是被提前退了休，轉身就去北京做了保姆。當時她很驚詫，現在突然理解那個同事了。前段時間她去縣城醫院看望一個生孩子的同事，出來時，留意到一份家政公司的廣告，他們提供經過專業培訓的金牌月嫂，月薪數字吸引她看完了所有文字和圖片。她悄悄記下那家公司的聯系電話。劉珠的同事可比你混得好，人家都能舍得下，你有什么好顧慮的？

珊珊的人生一直有一條隱線，表面上，她是柳樹鎮醫藥公司的員工，實際上，她沒有一天不在為離開柳樹鎮暗中營謀，即便退休了，暗中營謀的事情還是不能公開，因為它并沒有成功。一個人只有在成功之日或臨死之前，才敢坦言自己曾經努過的力。

當她確認自己要走那條路之后，給劉珠打了個試探性的電話。她和劉珠曾經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近些年漸漸變成了她單方面的輸出。她心里明白，劉珠不再需要她了，但她還需要劉珠，必須好脾氣地坐在友誼杠桿的另一頭。劉珠比她大兩歲，沒退休，已當外婆。在她看來，那是個事故，劉珠女兒大學還沒畢業就懷孕了，按照常理，應該趕緊回家，悄悄處理掉，再沒事人一樣回去上課，但如今的年輕人想法大不同了，竟然休學一年，生下孩子后再回去接著讀書。劉珠不知是拗不過孩子，還是觀念已更新至最新版本，竟然說那男孩子家境不錯，大學還沒畢業，家里已經送了一家公司給他作為成人禮。如今那小寶寶才六個多月，放在劉珠家里，讓保姆帶著。

她在電話里跟劉珠說：“我來你家感受一下怎么帶小孩吧，我想補上這一課，你擁有的我都想有。”劉珠哈哈一笑：“來吧來吧，正好給我的保姆打下手，我這個保姆可是五星級的。”七扯八扯說了一會兒，珊珊故意提到劉珠那個同事：“她現在在哪里？好久沒聽你提到她了。”

“她？我記得告訴過你她現在在北京做保姆，人家給她的待遇好得很，包吃包住，一年一次出境旅游。她非常滿足，說比之前的待遇好太多，就住在工體附近，每場演唱會都聽得到。”珊珊故作驚訝：“我記得她還有點小職務，沒想到也肯做這個。”劉珠說：“她才不在乎那些，她說她就是喜歡大城市的生活氣息，說大城市的水都好喝些。”

珊珊當然記得，她只是想聽劉珠再講一遍，為即將開始的第二輪人生增加點信心。

她真的去劉珠家感受了一天，保姆得知她沒有孩子也沒有丈夫后，悲憫地給了她許多指導，手把手教她如何抱孩子，如何給孩子洗澡，如何快速哄睡孩子。重溫了一遍在家政公司已經掌握的技能后，她問出了最想問的問題：“怎樣讓剛見面的孩子第一眼就喜歡我？”

保姆不以為意：“那還不簡單？手上拿點小玩具。你要相信，這么小的孩子，跟小貓小狗是一樣的。”

從劉珠家回來，她在掛歷8月10日這一欄又加了一筆：火車站，10:45AM，上海。

家政公司老板娘的侄女在上海工作，嫁了個上海男人，剛晉升為媽媽，托她找個知根知底、有點文化的住家保姆，主要任務就是帶孩子，老板娘毫不猶豫推薦了珊珊。她是個會計師，剛剛辦了提前退休，人品、素質都是最好的。老板娘這樣對上海的侄女說。

盡管是熟人推薦，還是要搞一場線上面試。她在搜尋面試技巧時得知，單身會是她的硬傷，最好擁有完美的家庭、健康的身心、良好的性格，家族中無重大疾病和精神病史，最好不要太窮。為了順利通過面試，她炮制了一個符合條件的家庭，她把劉珠當成自己的假想丈夫，因為她熟知劉珠的單位、收入等諸多情況，劉珠的女兒理所當然成了她的女兒。她聽劉珠說過，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很多都把考公作為第一目標，便給自己的女兒也設置了同樣安全而光明的人生目標。果然，那對年輕夫婦聽到考公這個詞時，會心地交換了一下滿意的目光。

他們并不要求她跟他們住在一起，他們在同一棟樓里有兩套房子，夫婦倆住一套，她帶孩子住另一套。每周休一天，除了帶好孩子，剩下的事情就是給自己做點吃的，當然他們會盡一切可能為她做幾個硬菜放在冰箱，等孩子睡了，她自己拿出來稍稍加熱，再添點蔬菜，就能輕松搞定她的一人食。至于工資，他們提了個可以討論的方案，那是個讓她心花怒放的數字，她當即一口答應下來。

一切都太讓人滿意了，尤其是住房，等于她一到上海就有了屬于自己的房子，有了私人空間，多少滬漂都還沒有實現這個目標。

這是她第一次到上海，但她完全不緊張，因為先生叫了一輛車到火車站去接她。在面試時，他們就向她暗示過，對男主人稱先生，女主人稱太太。這一點讓她想到舊上海。

汽車駛進一片幽靜的區域，那是她在電影里見過的情景。

第二場現場面試也很順利，她稍事梳洗，換下旅途中的衣服，從行李箱中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小撥浪鼓，向那個肉乎乎的小男孩走去，還沒彎下腰來，小男孩就開始沖她笑了。她搖了兩下撥浪鼓，小男孩快樂得渾身亂拱，但他暫時還無力舉起他的胳膊，只能萬分賣力地做出想要的動作。

他叫豆豆。太太對她說。先生在一旁搖了搖頭，太太說：“這是爺爺給取的乳名，不用爺爺會傷心的。”太太身上完全看不出家鄉的痕跡，畢竟她十幾歲就到了上海。

上崗的第一天，正好是周六，太太休息，全天陪她，讓她熟悉家里每個角落、每件家用電器。有一點她不理解，太太要她把豆豆每次喝奶包括喝水都記下來，如幾點鐘、多少克。到了晚上她就明白了，當豆豆睡下后，太太要計算豆豆一天的食量，看看比昨天吃得多了還是少了，達標了還是沒達標。

嬰兒床的安排也讓她放下了一直懸著的心。他們拆掉一側的床欄，緊挨著她的床，就算掉下來，也不過是滾到她的床上而已。

第二天周日，是他們給她規定的休息日，太太主動提出陪她去逛逛，給她當一次向導，但有個條件，她們得帶上豆豆，也就是說，雖然是在休息日，她還是得帶孩子。她當然不介意。

每一步都賞心悅目，眼睛睜得再大都看不夠。中午時分，太太帶她來到港匯恒隆，她只在電影里看到過這種安靜的繁華，那時她以為都是為了拍攝臨時搭出來的，沒想到是真的。她算是走進了自己看過的電影里。

她們進來沒多久，就聽到一陣小小的騷亂，太太張望了一會兒，又看了一會兒手機，緊張地說：“我們走，趕緊走。”

她當然要跟在太太身邊，太太越走越快，還把豆豆從嬰兒車里抱出來，蒙上遮陽的面罩。周圍的人像接到無聲的命令一般，往相反的方向疾走。

走出港匯大樓，太太才放慢腳步，在樹蔭下，太太用手掩著嘴巴，在她耳邊低聲說：“就在剛才，港匯中庭有人跳樓了，從五樓跳下來了。”

“啊？”她捂住嘴。她們進去的時候，太太仰起頭來，指著可以看見藍天白云的頂樓對她說，這里就是中庭。她當時還感嘆：“這樣設計真美啊！”現在她想起來了，中庭那設計其實是有點問題的，它類似井的設計，人站在五樓，站在任何一層樓往下看，都如同趴在井邊俯視——俯視是一種危險的誘惑。“那個人肯定死了吧？”她小聲問。

太太噓了一聲：“不要讓豆豆聽到這些。”

太太只要不上班，就待在她和豆豆的房間里，豆豆睡了才離開，先生就不一定天天都來了，他來的主題也很明確：看看兒子，抱一抱，貼貼臉，不出十分鐘就會離開。當然，若是太太在場，他會多待一會兒。

其實太太進來也是直奔孩子，但言語間無一句不跟她相關，跟孩子玩耍也是放在她的床上，不是放在她的褥子上，而是墊了一塊孩子專屬的淡藍色小褥子。太太不會讓孩子躺著不動，總在訓練他抬頭、抬手、翻身，過程中會有意無意貼著她的身體，碰到她的胳膊和手，有時還會碰到她的頭，發出嘣的一聲，兩個人苦著臉捂著痛處哈哈大笑。這樣的接觸倏忽即逝，但她心曠神怡，她學著豆豆的語氣，替豆豆發聲：“喊媽媽！媽媽抱！”太太笑：“他出生沒幾天，就會叫媽了，哭的時候叫出來的。”

孩子在太太臂彎里吃得面色發紅，小鼻頭沁出細細的汗珠，她會摸摸孩子的后背，如果潮潮的有汗，就墊一塊棉布手帕進去。吃完了，太太把他放到藍色褥子上，說是別抱慣了，抱慣了就會一直要求抱，她當然聽太太的。兩個大人像觀看動物園里的小動物一樣，看著孩子奮力揮舞他短短的手臂，踢動他胖胖的腿，玩累了，瞇兩下眼睛，忽然睡去。他一睡著，太太就起身走了。這是她最難受的時刻，一個走了，一個睡了，房子里突然空寂下來，她不知所措，打開手機，看她的熟人們都在里面展示生活，她卻不敢露頭，不敢應聲，生怕人家問她現在在哪里。這邊除了先生和太太，自然是一個人都不認識。一室一廳的房子，對她的肉身來說足夠寬敞，心理上卻覺得狹小不堪，胸悶氣短，她想下樓去走走，但也就是個想法而已，孩子突然醒來怎么辦？哭壞了怎么辦？不敢想象。帶上孩子出去逛更不可能，她對這里不熟悉，萬一走錯了路怎么辦？萬一被人撞了怎么辦？萬一遇到壞人怎么辦？怎么想都是冒險，就像她帶的不是孩子，而是一包炸藥。

實在無聊的時候，她就上床，側臥在孩子旁邊，渾身放松地躺著，望著孩子默默發呆。

每當這種時候，她就有個強烈的愿望，她想撥通劉珠的電話，告訴她一切，告訴她這里有個小客戶。但她拼命忍著，即便劉珠的前同事退休后也去北京當保姆了，她仍然不愿意讓劉珠現在就看到她真實的人生。曾幾何時，她以為自己跟劉珠是一樣的人，畢竟她們是同學；誰能想到，劉珠后來一年一個樣，她抓耳撓腮多年卻始終都是老樣子。更要命的是，劉珠曾經幫過她，一次次伸出施救的胳膊，最終都以失敗告終。“是你自己爛泥扶不上墻，是離心力把你從劉珠身邊甩開了。”她對自己說。

……

未完，本文刊載于《小說選刊》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