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云枝，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就職于陜西省西安植物園。散文刊發于《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北京文學》等，入選《中國當代文學選本》《2023中國散文排行榜》《中國生態文學年選》《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等。著有散文集《植物，不說話的鄰居》《我的植物閨蜜》等十多部。獲冰心散文獎、中華寶石文學獎、中國徐霞客詩歌散文獎、絲路散文獎等。

1

像是被風兒托舉來的一粒種子，我被種在植物園里。

6月底，我拎著裝有畢業證和派遣證的行李箱，最后一次穿過蘭州大學校園，出門沿盤旋路走向火車站。這天的晚霞格外鋪張，把城市、鐵軌、草地、綠皮火車以及前來送別的同學，都鍍上了一層金色，那是一幅浸透著淡淡離愁的油畫。列車在蘭州市的暮色里啟程，在晨光中抵達西安。

日升月落間，新的一天開始了。

在出站口，我一眼就看見方姐舉著寫有我名字的接站牌，晨曦為她鍍上了一層柔光。方姐三十出頭，白凈、清瘦、挺拔如柳。是植物園領導派她來火車站接我的，一路向南，風和景明。

到單位后，方姐給了我一把辦公室的鑰匙，一把與人合住的宿舍鑰匙。植物園就這樣熱情地接納了我。在兩把鑰匙的叮當聲中，我的身份從學生切換成職工。

單位里有一棟五層建筑的辦公樓，我的辦公室和宿舍都蜷縮在一排人字梁的瓦房里。宿舍只有九平方米，竹竿交叉搭成的頂棚上，鋪著泛黃的竹席。房源緊俏，十八平方米的屋子被一堵墻一分為二，隔墻只砌到頂棚下，一點兒也不隔音。夜深人靜時，隔壁職工子女的歌聲便從頂棚上流淌過來，一首《濤聲依舊》反反復復，成了我當年最熟悉的催眠曲。鼠輩們有時會在午夜撒歡，它們踩著踢踏舞步掠過頂棚時，我立刻用被子蒙住頭，在簌簌落下的塵埃中，默默祈禱這些興高采烈的家伙別把單薄的頂棚踩出窟窿。

房間里勉強可塞下兩張單人床，我和一位研究生大姐各居一方。就這樣，在長安城南這方寸之地，我安定了下來，開始了與草木相伴的工作與生活。

這一年，領了派遣證分配到植物園工作的有兩人，一個是我，還有一位中專畢業的同事。我趕上了那個幸運的時代，享受了計劃經濟最后的紅利：上大學不用繳納學費，大學四年全公費醫療，畢業后，國家包分配，并且擁有了這“鐵飯碗”。

冰心先生說“有了愛，就有了一切”，非常吻合我與植物的相處之道——我對草木的每一分愛，都得到了它們的百倍回報。

正是這些綠色朋友，賦予了我多重身份：科技工作者、自然作家、植物畫師、求知路上永遠的探索者。

2

我的左手邊，是一本攤開的《西安植物園栽培植物名錄》，泛黃的紙頁上密密麻麻地記錄著三千種植物的來處；右手邊，摞著成沓的白板紙和一本《中國植物志》。我在巴掌大小的白板紙上，一筆一畫地寫下不同植物的拉丁學名、科屬、產地、用途……白底黑字，塑封后，便是園子里草木的“身份證”。

7月的暑氣被頭頂吊扇的嗡嗡聲趕走，我手中簽字筆的黑色墨汁在卡紙上嘩啦啦游走，儼然浪花朵朵的溪流。秋風里樹葉兒飄落時，一千余張植物名牌整齊地碼在辦公桌上。我的字雖不及書法作品那般美觀，卻讓主任和方姐笑著夸道“字如其人”。方姐說，我的字像被露水浸潤的竹葉，端正間透著靈秀。

往后每年，我都要拿出兩三個月時間，重復這項看似單調卻充滿了儀式感的工作，直到三四年后，金屬吊牌取代了手寫紙牌的溫潤，一個時代悄然落幕。

三張木桌，三把木椅，一個木質的簡易書架，一臺固定電話，是我們科普科當年的全部家當，我與方姐、王主任共享一間十八平方米的平房辦公室。這是六排瓦房中的一間，單位里只有我們科普科和園林科幾個部門在一排平房里辦公，另外五排是宿舍。辦公室面南背北，窗外兩米處，站著一排高大的旱柳，枝葉會在青磚路上畫出流動的陰涼。晨光中，濃蔭幾乎鋪滿了整條小路。正午時分，樹影卻只能占據半幅路面。

王主任時年五十多歲，西北大學植物學專業科班出身。戶外講植物時雙目生輝，聲音如山澗清泉，能讓最浮躁的心安靜下來，專心聽他的草木之道。主任的文筆也好，常在報刊上發表科普文章。退休前出版了三本科普圖書。那本《西安植物園栽培植物名錄》，也是他和邢老師踏遍園中每個角落，一株株實地勘察、統計、鑒定所有栽培植物后，共同撰寫的西安植物園草木家譜。

四五年后，推土機轟鳴著抹平了平房區，原地建起了木蘭園，我們的辦公室一并遷入辦公樓。彼時，我也分到了單位家屬樓一個小套間，頂層，二十五平方米。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讓多年住集體宿舍的我十分滿足。

名牌書寫完畢，王主任讓我拿去街上的廣告店鋪里塑封，回來后用打孔器逐一打孔。最后一步，是用細鐵絲將名牌固定在對應的植物上。

第一次為植物掛牌，我像個迷路的孩子般茫然無措。盡管在蘭大學習植物學四載，又在植物園工作了兩三個月，卻仍是個紙上談兵的趙括。教科書上的鉛字與眼前搖曳的枝葉之間，橫亙著一條理論與實踐的鴻溝。植物園不同于普通公園，它是自然教育的殿堂，每一塊名牌都是不容出錯的教具。若是將水曲柳誤作白蠟，給月季錯掛上薔薇的名牌，豈不讓人笑掉大牙？

那些年，植物園的引種名錄上赫然登記著三千余種植物。我需要為其中近千種植物制作并懸掛植物名牌。實際制作的牌子數量遠超預期，因為同一種植物會在不同區域重復栽種。譬如雪松，就分別在主干道旁、裸子植物區和郁金香園各有一株，這就需要制作三塊相同的標識牌。

那時最讓我們頭疼的，是這些費心制作的植物名牌，常常在掛上幾天后便不翼而飛。有的被隨手丟在草叢里，更多的則徹底消失。多年過去，我仍會想起那些不翼而飛的名牌：它們被誰拿走了？拿它們做什么用呢？或許，它們和那些被摘下的花朵一樣，不過是某些人短暫占有欲的犧牲品。

方姐帶我去園子里掛過兩次名牌，主要是給主干道兩側的大樹掛牌。這些大樹的名字好記，之前我都在書本上見過。即便我一時記不清樹的具體模樣，它生長的位置我也已經記住了。接下來的日子，我會獨自前往，仔細觀察它的主干側枝，看葉子的紋路、花的姿態、果實的形狀，直到這棵樹如同工筆畫般清晰地印在腦海中。此后，無論它站在哪里，我只需看一眼，就能說出個子丑寅卯。

園子里的每株草木，都是我跟隨王主任和方姐做科普時慢慢熟悉的。這過程看似簡單，實則不易。那時沒有手機相機，無錄音設備，全憑一支筆、一雙眼，硬生生將三千草木的容顏都鐫刻在腦子里。好在我會畫畫。每次聽講，我都快速勾勒整株植物的輪廓，標上學名和生長位置，回頭再細細描摹其葉片、花朵和果實的特征。回辦公室后，一頭扎進資料堆里查缺補漏。

園內設有一間小小的圖書室，陳列著報紙和科技期刊，最多的，是類似于《中國植物志》那樣的工具書。我喜歡翻看書里的植物插圖，那些圖案線條精準、優雅，每一筆都蘊含著植物獨有的生命力。

整理植物筆記時，我會對照書上的插圖細細描摹一番，筆尖與紙面的摩挲間，那些草木的形態，便深深印在了心里。

3

一天早上，我和王主任剛進辦公室，清晨的寧靜便被芳姐慌亂的腳步聲踏碎。她用顫抖的聲音說：“出事了，藥材區的杜仲出事了。”事態嚴重，三人快速趕往事發地點。

現場比想象的更糟。七八棵杜仲被人野蠻地剝去了樹皮，樹干慘白地暴露在晨光里，正痛苦地戰栗。

白花花的樹干，發出了白花花的啜泣。哭泣聲從猙獰的傷口迸發，自撕裂的纖維間涌出，在環剝的樹身上升騰，凝結成藥材區上空凄厲的哀鳴。那聲音太過深刻，以至于多年后，仍會在某個瞬間在我耳畔響起，清晰得令人窒息。

掌心貼上樹干的傷口，潮濕的木質沁出涼意，像是觸碰到了樹木的淚。

王主任彎腰撿起杜仲的名牌，那是我親手書寫制作，前兩天才懸掛在樹身上的，斬斷的細鐵絲還留在小孔里。王主任重重地嘆了口氣：“是這塊牌子害了它……我也有責任。”語氣里滿是懊悔。

“都怪我忘記提醒你了，杜仲不能掛牌。”他痛苦地閉了閉眼睛說，“杜仲皮是名貴藥材，能補肝腎、強筋骨，很容易被賊盯上。你寫的這名牌，是他們盜割的精準指示牌。建園初期，我們園子就因為掛牌出現過同樣的事故，沒想到重蹈覆轍……唉！”

我渾身一震，如墜冰窟。

“杜仲取皮講究的是點狀剝取，怎能如此喪心病狂地環割？”王主任用手指撫過樹干上猙獰的傷口，樹皮下的木質層暴露在陽光下，慘白、醒目、驚心動魄。“上下運輸水分、養分的通道全斷了，這棵樹，怕是活不成了。”

恍惚間，我的眼前浮現出昨夜可怖的場景：剝皮者站在杜仲前，借著手電筒的亮光確認名牌上的字跡，沒錯，這正是他白天踩點時發現的目標。他抽出鋒利的菜刀，用斧背助力，刀刃狠狠地切入樹皮。先環割了上下兩道口子，再縱向一劃，整筒樹皮便被完整地剝了下來，動作嫻熟得令人發指。樹皮被生生剝離時發出的“嘶啦”聲，在寂靜的夜里格外刺耳。

地上的編織袋很快被塞得鼓脹。黑影翻墻而去，只留下受害的杜仲在夜色中哭泣。

寒意從脊梁上躥起，愧疚潮水般淹沒了我。我竟在無意中成了幫兇。站在傷痕累累的杜仲前，淚水不受控制地滑落。王主任安慰了我幾句，讓我趕緊去買傷口愈合劑和塑料薄膜。

被環剝的三株杜仲，未能熬過這年的秋季。葉子片片凋零，枯枝如骨，指向天空。

4

是個悶熱的夏日，蟬鳴在旱柳上“熱啊，熱啊”地聒噪。

十點鐘左右，我們辦公室來了位不速之客。一中年男子手里捧著一對“人形何首烏”，像供奉圣物般將這對“小人”放在我們辦公室青磚地上，汗水順著他的太陽穴滑落。

“師傅，這是不是何首烏？這可是我花了大價錢買的啊。你們給看看，我是不是上當受騙了？”他的聲音發緊，眼神里混雜著期待與不安。

見我們一臉好奇，他抹了把汗，講起了前兩天的奇遇。原來，是一位路遇的挖掘機師傅向他兜售了這對“千年靈藥”，說這是他一鏟子挖出來的“天地精華”。說到這里，他顫巍巍地抱起那對“人形何首烏”，掩飾不住的得意：“我活這么久從沒見過長得這么神奇的草藥呢！人家開口要三千，我好說歹說砍到一千。”要知道，20世紀90年代的一千元可不是小數目，抵得上普通工人小半年的工資。

王主任、方姐和我圍攏過去。這是一對褐色皮膚的植物“小人”，男相魁梧，女相窈窕，像某本雜志上亞當夏娃的雕塑。它倆有胳膊有腿，圓潤的曲線勾勒出完美的身材比例，就連男女性別特征都活靈活現，逼真到讓人有點兒不好意思直視。兩根稍顯萎蔫的藤蔓，從“小人”的頭頂上分別伸出來。莖稈與葉子，倒真是何首烏的模樣。

在青藤纏繞的藥用植物展示區入口，兩株何首烏靜靜地攀爬在高大的藤架上。每次路過，我總會想起魯迅先生《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描繪的人形何首烏。雖心向往之，卻始終不敢也不忍驚擾園中這兩株“活標本”。我曾迫不及待地翻閱過《中國藥用植物志》，卻見其根莖圖平平無奇，不過是尋常的塊狀根莖，哪有什么人形可言。

仔細查看那對“小人”的莖蔓和葉子，的確是何首烏的沒錯。王主任一時也拿不準，叫來了“行走的藥典”秋老師和搞植物分類的邢老師，邢老師擁有豐富的野外工作經驗。

兩位老師經過一番查驗，結論一致：假的。

空氣瞬間凝固。男子臉色煞白，嘴唇哆嗦起來：“怎、怎么可能……”

邢老師拿出小刀，輕輕地在根莖相連處剜掉一小塊，兩根貫穿根與莖的牙簽，赫然顯露出來。抽出牙簽后，何首烏的莖蔓和人形根莖瞬間徹底分離。顯然，這兩種植物，被人用粗陋的伎倆，進行了“嫁接”。

“這人形的根，應該是薯蕷的根莖，或者，是薯蕷科某種植物的根莖。育苗后被移栽到人形模具里生長。這種根很容易塑形，生長中遇到石頭或者是硬土擠壓，都會變形。所以，就算碰巧自然長成了人形，也沒有什么特別的藥效。”

男子呆立原地，抱著“千年靈藥”的手，抖得更厲害了。待他悻悻然離去時，懷中那對人造的畸形植物變得似乎異常沉重。或許因了懷中物褪去神秘外衣后的平凡本質，又或許是被落空的虛妄抽走了他的氣力。

我把整個事件記錄下來發表在晚報上，之后，再也沒人拿了人形何首烏前來鑒定了。

5

鑒定“罌粟”的時候，是個春日，我的辦公室已經從平房區搬進了辦公樓。

陽光斜斜地切進窗欞，在我的辦公桌上投下菱形光影。十余株被密封在透明袋子里的植物，此刻正安靜地躺在那里，莖葉微蔫，卻承載著一個普通人可能傾覆的命運。

種植者說自己種的是觀賞的東方罌粟。罌粟與東方罌粟，僅兩字之隔，卻隔著罪與非罪的深淵，橫亙著《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七十一條冰冷的條文——十日拘留，數千罰款。這足以讓一個家庭蒙上蔭翳。

指尖觸碰到證物袋冰涼的表面時，我仿佛感受到了那個種植者焦灼的心跳。這不是尋常的植物鑒定，這是一場關于清白、關于生活、關于法律邊界在植物特征間精準落點的審判。

我屏息凝神，目光如同最精密的游標卡尺，沿葉子的形狀、抱莖方式和莖稈表皮一寸寸游走，像一個在微觀世界里尋找真相的偵探，更像一個生怕誤判了生命的醫者。

我知道，毒品罌粟帶著幾分疏離的潔凈，全株光滑并附著有一層白粉，莖干粗壯，分枝少，葉子厚實、碧綠，葉形不規則、鋸齒狀，葉面并不分裂；東方罌粟則全株分布著明顯剛毛，分枝多，葉質較薄，整體感覺纖弱，翠綠，葉子羽狀深裂、全裂或二回羽狀深裂。

其實，用花朵和種子更容易區分，可惜十余株標本并未進入花期。

重點是，毒品罌粟的葉子是“抱莖而生”，葉基像兩只急于合攏的手，緊緊環抱住莖稈，帶著一種禁錮或包裹的意味。而眼前這些植株，葉基從莖稈上直接伸出，顯得松弛、自然，并無那種刻意的、全然的抱莖。

目光掃過莖稈和葉面，尋找那層可能存在的蠟質白粉。沒有。葉片呈現出一種干凈的、帶著生命光澤的綠。每一個細微的差異，都在我的眼皮下被放大，匯聚成無可辯駁的證據鏈。

光線透窗而來，那些莖葉的脈絡、閃光的絨毛、深裂的鋸齒，都在金色的光暈中變得無比清晰、透亮，在陽光下如同被喚醒的靈魂，爭先恐后地訴說著自己的真實身份，親自用光之筆在葉片上簽下了“無罪”的證明。

我拿起筆，筆尖懸停在鑒定結果欄上方的瞬間，仿佛看見那個素未謀面的種植者緊握的雙手和希冀的眼神。這簽名，不僅僅是對一株植物的身份確認，更是對一個普通人生活的赦免。

我深吸一口氣，鄭重地、清晰地寫下：是觀賞罌粟，即東方罌粟，非毒品罌粟。筆尖劃過紙張，發出輕微的沙沙聲。這聲音，是植物學知識在現實法庭上的落地，是科學為生活劃下的清晰邊界。一紙鑒定，輕如鴻毛，卻在此刻重逾千鈞。它卸下了一個人可能背負的枷鎖，讓十余株無辜的植物，得以回歸其作為觀賞的純粹本質。

一種沉甸甸的釋然涌上心頭。

陽光依舊明亮，照亮了標本，也照亮了那些因無知或疏忽而險些陷入黑暗的命運。毫厘之間，差之千里；草木無聲，卻有千鈞。

三十年里，我參與鑒定過許多植物，有和老師們一起鑒定的，也有單獨鑒定的。每次鑒定植物的背后，都有一個特別的由頭，有浮生百世的故事。

直到現在，幾乎每天都有人通過各種平臺發來植物圖片，讓我鑒別，詢問相關信息。只要我在線，只要我不忙，我都一一回復。更多的，我用文字加漫畫的方式，在我的報刊專欄里述說它們，潛移默化大家對植物的認知。

事實上，每片葉子都鐫刻著生存的秘密，每根絨毛都在講述進化的故事。我們總愛用人類的標準給植物貼標簽，殊不知在生命演化的長河里，人類的道德評判何其短暫。或許，科學鑒定的意義，就是讓我們學會對生命保持敬畏。

6

前些年，我有幸參與了一項頗具古意的差事——西安市園林植物資源普查與特色植物推薦項目。簡單說來，就是為十三朝古都的花草樹木編纂一部“草木家譜”，甄選出最適宜此地生長的園林植物。

古城的主干道、盤道、中央綠化帶，乃至公園綠地，處處留下了我們的腳印。七百多個清晨，我們戴著草帽、挎著相機，揣著泛黃的地圖與筆記本，像唐代采詩官般穿行大街小巷，將這座城的草木風雅一一記錄在冊。

那時的我們，活脫脫是一群執著的植物偵探。仰頭與千年古樹對話，俯身同嬌俏灌木私語，連墻頭攀緣的藤本、石縫里鉆出的小草都要細細問詢一番。相機用來取證，筆記本記錄它們的口供，在地圖上勾勒出它們的居所……兩年間，我們收集了無數“植物證詞”。我們手里的西安市地圖，因為翻檢太勤，不久便都支離破碎，不得不用膠帶在背面縱橫裝裱，活似一張張神秘的藏寶圖。

兩年后，我們項目組對這些草木的適應性及其生態風險做出了全面評價，最終勝出的六十余種草木，進入古城數個角落的草木“模范社區”，向過往行人展示著它們的優雅“草生”。

有些相遇，的確需要穿越風雪。那年，西安的冬天格外冷，六十年未遇的寒潮裹挾著西北風與雪花呼嘯而來。我從東北引種的紅花草莓小苗，在零下十二度的雪被里與命運對弈了整整十三天。當殘雪中那抹粉紅怯生生地舒展花瓣時，我蹲在試驗田埂上哭了，這倔強的小移民，多像當年那個一遍遍在藥材區辨認草藥的姑娘。如今，它們已蔓延成曲江池畔的胭脂云，與天目瓊花、猬實這些異鄉客一起，用綻放的溫度，將鋼筋森林的剪影，美成了韋莊筆下的花間小令。

我的同事們，也將那些難得一見的奇花異卉，播撒到古城的大街小巷。

城南小學的夕陽里，高級工程師張瑩單膝點地，陜西羽葉報春的種子從他的指縫間滑入土壤，學生們紛紛效仿，一千八百粒種子安居在種植箱里。如今七八處這樣的報春保育基地如星星散落古城，孩子們清澈的瞳孔中，倒映著種子破土而出的生命奇跡。時光倒回20世紀80年代，老園丁楊廷棟的掌心開出了“玉燈”玉蘭，瑩白的花盞照亮了三秦育種的長夜。其后，王亞玲博士讓“大唐紅”“長安香雪”等玉蘭的基因，在江南大地上織就新的霓裳。最動人的，是八百里秦川水面上，竟漾起熱帶的漣漪。1983年夏夜，兩萬長安人共賞了王蓮的初綻。李淑娟研究員常年涉水的背影，終于將這熱帶的花信風，永遠留在了北國的水面上。現在，漫步長安街頭，蝴蝶莢蒾搖曳，八角金盤生輝，木繡球團團錦簇，柚子樹芬芳四溢，金線吊蝴蝶翩翩欲飛……

這些異鄉客以曼妙的身姿、絢麗的色彩，日日柔化著鋼筋水泥的冷硬線條。古都西安因此多了幾分靈動。

這些草木在西安街頭的倔強綻放，重新定義了“故土”疆界。四季流轉間，平添了許多異域風情。

生命，從不受經緯度的禁錮，如同希望永遠不會蟄伏在凍土之下。當我們為這些遷徙者鼓掌時，何嘗不是在禮贊所有突破命運枷鎖的靈魂？

7

近十年，我像個癡情的尋寶人，專門去找那些活過了百歲的樹。

江南的雨、西域的風、蜀道的云、塞北的黃沙，都疊在我的腳印里。

隔了柵欄，我仰望過五株五千歲古柏的樹冠和枝葉，觸摸過烏魯木齊古榆粗糙的樹皮，數過西湖最古老紫藤垂落的花序，在晉祠周柏歪斜的枝干下站了許久，也看過故宮里那株千歲的龍爪槐如何把影子投在了紅墻上。

最令我震撼的古樹，是長沙惜字塔頂的樸樹，它的根須穿越長達十二米的塔身，才扎進了堅實的土地汲取營養，它因此得以在塔頂上瀟灑又風流。還有，婺源溪邊那棵空心的古樟樹，內里朽了，春天里卻照樣綠得晃眼……時光刻進了木頭里，就成了另一種永恒。

我跑秦嶺的次數最多。這座橫亙中國的山脈，是座古樹的博物館。

山里的紅豆杉，年輪里封存著第四紀冰川的記憶；珙桐舒展的葉片上，仍然流淌著白堊紀的月光；高山杜鵑歲歲綻放，每片花瓣，都拓印著季風的足跡；王維吟詠過的桑樹依然健在；老子手植的那株銀杏樹，秋冬季節，依舊飄落金黃的葉子；《詩經》里的櫟樹，樹皮溝壑中仍舊回響著“隰有六駁”的韻律……這些靜默的智者，用年輪書寫著最深邃的時間哲學，向我訴說著永恒的生命智慧。

每當我的手指輕撫它們皴裂的樹皮，都像在翻閱一部活著的史書。

這些老樹，活得也像本哲學書：嫩芽說，生命短暫。年輪說，堅持就是永遠。花開一季是短暫，站立千年，就成了永恒。

這些老壽星記得哪年大旱、哪朝打仗，見過王朝更迭，聽過百姓悲歡，現在卻像是被蟲蛀的日記本，字跡越來越淡了。當然，在古樹恒久的凝視下，我們這些匆匆過客，連同我們的悲歡，不過是它們年輪里一縷轉瞬即逝的波紋。

有時在樹下坐久了，竟分不清是我在看樹，還是樹在看我。

這些年走南闖北去看古樹，最讓我心頭一熱的，是那些默默守護它們的人。

在黃帝陵，我知道了有一群徒手捉蟲、保衛古柏群的婆姨和漢子；在秦嶺深處，我看見了幾個“蜘蛛人”正在幫古樹修剪、除蟲、噴施營養液；在蜀道的攔馬墻段，我遇到了一位幾十年義務巡護古樹的老者，并和他相談甚歡；在福州街頭，我目睹了許多老人孩子在千年榕樹下乘涼嬉戲……正是這些樸素的情感紐帶，讓古樹得以穿越時空，繼續滋養這個時代人們的心靈。

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慣常以科學之眼審視樹木，測量它的數據，記錄它的形態，分析它的生存策略。可當我真正站在這些閱盡滄桑的古木面前時，顯微鏡下的細胞圖譜忽然變得蒼白無比。這些活著的紀念碑，早已超越了生物學范疇，成為文明的活化石、民族的精神圖騰。

我感覺，每一棵古樹，都在講述另一個版本的家國故事——樹是家，它的蔭庇讓鳥獸有棲身之所；樹是國，它的根系網絡鏈接著整片土地的生命。

8

我的世界，因草木葳蕤而豐盈。

我常自比米勒《拾穗》中的那位婦人，在時光的麥壟間，俯身撿拾灑落的金粒。草木賜予我的，都是些灌漿飽滿的顆粒，我只需一支筆，就能獲取這份恩典。

草木與我，早已血脈相連，我記錄它們的智慧與悲歡，它們塑造我的目光與心靈，乃至丈量世界的標尺。它們在我的文字間呼吸，我在它們的生命里汲取養分。這何嘗不是一種奇妙的共生？

相互的映照與成全中，生命的邊界變得模糊而遼闊。

靜臥翠華路近七十年的植物園老區，現如今周邊已換了天地。往南的路打通了，墻的東邊連同三分之二的園區都被大唐不夜城吞沒。節假日，我們門前的車流擁堵如時代的淤塞，剎車燈的紅，像是某種警示。

十年前，老區向南半小時車程的馬騰空荒地上，植物園人建起了一座六百畝的新園區。曾經承載無數市民回憶的老園區，縮隱為植物研究所。新園區的疆界仍在延伸，只不過，變的是空間和大小，不變的，是“園”與“所”里堅守的人。草木眼里我們這些熟悉的面孔，依舊守護著它們的枯榮。

每次走過老區的木蘭園，我總要駐足片刻。當年手寫的塑封名牌早已消失，那些學名、科屬、故事，卻在我的靈魂里扎下根，發了芽。

窗外，水杉的沙沙聲與蜀道松濤、洪洞槐蔭、烏魯木齊古榆的絮語交織起來。那些曾經在平房竹席頂棚上奔跑的老鼠，如今都化作我筆下靈動的逗點。三十年前的兩把鑰匙早已不知去向，而草木賜予我的鑰匙，卻打開了無數道大門。

畢業二十年后，我受母校邀請回蘭州大學開講座，昔日的生物系已變成了生命科學院。毓秀湖畔，松柏、水杉依舊挺拔，甚至比記憶中更蔥蘢。恍惚間，我看見那個留著短發的姑娘與草木正竊竊私語。在圖書館，我發現了自己既寫又畫的好幾本圖書。忽然明白：生命中最珍貴的鑰匙，是那些教會我觀察與思考的草木，是鐫刻在年輪里不曾褪色的愛。

從我的指縫間流瀉的漫畫與文字，已分不清是墨跡還是葉脈了。當我的雙手懸停在鍵盤上方時，能感覺到草木的汁液汩汩地涌向指尖。就像此刻，植物在我的電腦屏幕上長成了新的維管束，它們借杜仲的傷口滲出樹脂，借何首烏的藤蔓攀緣生長……這些文字，似乎不是我寫的，而是三千草木通過我的手指，在鍵盤上集體脈動而來。

在這草木人間，我們都是被光合作用祝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