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爾納克和茨維塔耶娃是俄國白銀時代的兩位大詩人，他們兩人都生在莫斯科，年齡相仿，均出身書香門第，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是為托爾斯泰作品畫插圖的大畫家，茨維塔耶娃的父親是莫斯科造型藝術博物館的創建人，他們兩人的母親也同為鋼琴家魯賓施坦的學生。在山頭林立的白銀時代俄國詩壇，這兩位大詩人均從未加入任何一個詩歌流派，體現出特立獨行的詩歌美學立場；在革命的動蕩歲月，這兩位詩人同樣遭遇了命運的擺布。茨維塔耶娃和帕斯捷爾納克都遭遇了種種磨礪。然而，他們不約而同地以詩歌作為抵御時代和環境的存在方式，本性高傲、善于孤獨的他倆也終于在詩歌中相互走近，惺惺相惜。

1922年夏，茨維塔耶娃帶著女兒去與身在布拉格的丈夫團聚，途中在柏林逗留。在離開莫斯科之前，茨維塔耶娃把自己的詩集《里程碑》題贈給帕斯捷爾納克，帕斯捷爾納克讀后十分感動，他在1922年6月14日寫給茨維塔耶娃的信中用狂喜的筆觸寫道：“我用顫抖的聲音給弟弟讀起您的《我知道我將死在霞光中》，卻像一個陌生人一樣，被一陣陣涌入喉部的哽咽打斷，這哽咽最終爆發成號啕大哭。”與此同時，他也給茨維塔耶娃寄去了他剛剛面世的詩集《生活是我的姐妹》（莫斯科格爾熱賓出版社1922版）。茨維塔耶娃同樣被帕斯捷爾納克的詩集所感動，在接下來的四五天時間里（1922年7月3日—7日），她用激情四射的語言寫成了這篇題為《光的驟雨》的書評。這篇文章首刊于柏林《史詩》雜志1922年第3期，因為書評作者和書評對象的作者均是當時最重要的俄語詩人，這篇文章自然會引起廣泛關注。

在這篇書評中，茨維塔耶娃以一位杰出詩人的直覺和激情，敏銳地發現了帕斯捷爾納克詩歌的一些主要特征，并給出若干詩性的概括，如“寂靜之書”“具有穿透性的詩人”“大過所有人的詩人”“詩是他的本質之存在”等。被茨維塔耶娃用作題目的“光的驟雨”這一說法，更是構成一個關于帕斯捷爾納克詩歌的總體隱喻，能讓人更充分地感受到帕斯捷爾納克詩歌中所充滿的關于生活之欣悅的抒發、突如其來的語言沖擊力以及明暗交織的生命頓悟。這里選譯的只是《光的驟雨》的前半部分。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茨維塔耶娃還列出了3個小標題，即“帕斯捷爾納克與日常生活”“帕斯捷爾納克與白晝”和“帕斯捷爾納克與雨”，分別對帕斯捷爾納克詩中的這三大主題和意象進行了具體分析。

茨維塔耶娃的這篇文章是書評，是一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的評論；這篇文章同時也是一封“情書”，從此開啟了兩位大詩人持續十余年之久的書信羅曼史；這篇文章更是一首詩，茨維塔耶娃充滿隱喻的用語、急促不安的調性和充滿跳躍的句法等，都在這篇短文中得到了典型、集中的體現。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燕京資深教授、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