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夏志清（1921-2013）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從此一舉成名天下知，成為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開創者與奠基者。《中國現代小說史》秉持人文主義的信念，以細讀的方式和世界文學的標準來品鑒與評判中國現代文學的“夏氏范式”（王德威語），深刻影響了后來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

“夏氏范式”的形成，一方面離不開夏志清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的苦讀，當年他一無依憑，孤苦地往來于紐黑文和紐約之間，窮搜博采，讀遍耶魯、哥大等高校圖書館所藏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從而對中國現代小說發展史有了一個較為全面而恰切的把握；另一方面更離不開夏志清宏闊的世界文學視野以及世界文學背后深厚的人文主義大傳統的潤物無聲。年輕時期的夏志清沉浸于世界文學的閱讀與研究，卻陰差陽錯地走上了中國文學研究之路。表面上看來是與世界文學漸行漸遠，然而卻顧所來徑，早年的世界文學訓練，恰恰形塑了夏志清的文學視野、審美理念，尤其是人文主義的信仰，深刻影響了夏志清對中國文學的認知、評判與闡釋，成為夏志清學術研究與生命歷程中無比重要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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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天，26歲的夏志清在北京大學李氏基金獎學金選拔中脫穎而出，于11月12日，順利乘上梅格將軍號（General Meigs）遠洋客輪，啟程前往美國。經過半個多月的海上漂泊，夏志清抵達舊金山。略事休整，12月初再乘火車抵達俄亥俄州克利夫蘭附近的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從此萍漂海外，開始了他在美國的求學之旅與研究生涯。

歐柏林學院是美國最好的文理學院之一，以濃厚的理想主義與人文主義氛圍而聞名，可惜夏志清聽了幾堂課，覺得講得跟本科就讀的滬江大學一樣淺，完全不能滿足自己深造的愿望。于是，他趕緊到甘比亞的墾吟學院（Kenyon College）拜訪此前已有通信往來的新批評大師蘭色姆（J.G.Ransom，1888-1974），請其幫忙另找學校進研究院。蘭色姆特別熱情，先是找了愛荷華大學的奧斯丁·沃倫（Austin Warren，一年之后隨著他跟韋勒克合寫的《文學理論》出版而暴得大名），再找哈佛的麥西生（F.O.Matthiessen），無奈沃倫馬上要跳槽，哈佛名額已滿，都沒有成功。蘭色姆只得給剛到耶魯不久的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1906-1994）寫信，希望他能幫忙，推薦夏志清入讀耶魯大學研究生院。布魯克斯與蘭色姆同為新批評名家，又有師生之誼，自然鼎力相助，夏志清很快就拿到了耶魯大學的入學許可。

轉年的2月8日，夏志清由蘭色姆親自開車送至火車站，第二天中午到達耶魯大學的所在地紐黑文，旋即投入到緊張的學習之中。在布魯克斯、曼納（Robert James Menner）、普勞迪（Charles Prouty，1909-1974）、帕德爾（Frederick A.Pottle，1897-1987）、寇克立茲（Helge K?keritz，1902-1964）等名師的指導下，夏志清如魚得水，寒窗苦讀，僅一年多的時間，就于1949年6月拿到了碩士學位，隨即進入博士階段的學習。僅僅又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就修完了博士課程，1950年底順利通過了博士口試。1951年9月正式提交博士論文《喬治·克拉伯的批評性研究》（George Crabbe：A Critical Study），于11月15日順利通過。這樣的速度不能說前無古人，至少是相當罕見的。

2019年秋天，我在孫康宜教授和孟振華館長的幫助下，從耶魯大學斯特林紀念圖書館的特藏室找到了這本被人遺忘的博士論文。本來以為這大概是僅存的夏志清早年的英文著述，沒想到2023年秋天我又在夏志清家里意外發現一本夏志清自己珍藏的裝訂成冊的英文論文，全部是他耶魯時期的課程論文，以為早就散失的少作竟然還幸存于天壤之間，實在令人驚喜。這些課程論文和博士學位論文（我統稱為夏志清耶魯時期的英文論文），完整而清晰地顯示了夏志清所接受的系統而深厚的世界文學訓練。

作為畢業于耶魯大學英文系的英美文學博士，夏志清陰差陽錯地進入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在后來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除了《文學雜談》《A.赫胥黎》《羅素與艾略特夫婦》《雜七搭八的聯想——〈英美十六家〉序》等少數文章外，他幾乎沒有再涉足專門的英美文學研究，這批耶魯時期的英文論文，應該是其僅存的英美文學研究的成果。夏志清這批英文論文所展現的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生動的文本細讀方法、精彩的審美感悟能力以及深厚的人文道德關懷，即使是置于當下的英美文學研究領域也毫不遜色，更不用說夏志清當年研究的詩人或文本，即使對于一些專業研究者來說，有的也是頗為陌生的。如果不是后來的學術轉向，夏志清在英美文學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可以想見的。我們甚至可以說，相比起中國文學來說，豐富而精彩的英美文學世界，才是夏志清終其一生都無比摯愛的領域。

這批課程論文總共24篇，以詩歌研究為主，也包括小說、史詩、戲劇、散文甚至語言學研究。詩歌研究方面，除了多達9篇的彌爾頓研究外，還包括了華茲華斯、雪萊、葉芝、邁克爾·德雷頓（Michael Drayton）等詩人詩作的研究。小說研究方面包括了海明威、福克納、喬伊斯、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等人的作品研究。史詩研究方面包括了《荷馬史詩》《貝奧武夫》、冰島傳奇等文本的研究。戲劇散文研究方面包括了《古英語散文選譯》、喬治·皮爾（George Peele）的戲劇研究等，甚至還有一篇關于《英語的成長和結構》的書評。這批論文長短不一，最長的一篇《論喬治·皮爾的戲劇結構》長達48頁，最短的兩篇《庫克與廷克〈古英語散文選譯〉論略》和《奧托·葉斯柏森〈英語的成長和結構〉書評》僅有4頁。時間上最早的一篇是1948年3月，最晚的一篇是1950年6月，正好對應了夏志清在耶魯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階段，直觀呈現了夏志清耶魯時期的學術訓練。

根據耶魯大學研究生院出具的夏志清成績單記載，夏志清正式選修的課程有普勞迪教授的“英語戲劇1500—1642”（English Drama 1500-1642）；馬茲（Louis Martz，1913-2001）教授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詩歌傳統”（The Renaissance Poetic Tradition）；曼納教授的“古代英語”（Old English）；布魯克斯教授的“二十世紀文學”（20th Century Literature）；威瑟斯彭（Alexander M. Witherpoon，1984-1964）教授的“彌爾頓”（Milton）；寇克立茲教授的“喬叟”（Chaucer）；帕德爾教授的“華茲華斯時代”（Age of Wordsworth）；普勞迪教授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賴卡特（Reichardt）教授的“古挪威語”（Old Norse）。對照這份成績單，可以斷定這批英文論文正是夏志清所選課程的課程論文。

當然，這24篇論文可能不是夏志清耶魯時期的全部論文，比如他在給哥哥夏濟安的信中就說過，馬茲教授的課程要求每兩周交一篇論文，單是這門課就寫了七篇論文。也許有的論文當年老師沒有發還，或者夏志清本人沒能留底，這已無從考證。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論文全部是用打字機直接打在洋蔥紙上，稿紙厚薄不一，但大小規格基本一致。夏志清《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自序中曾談及張愛玲的信大半寫在洋蔥紙上，多年6之后仍潔白如舊，“有大志的讀者，最好從小養成用洋蔥紙或其他高級紙張寫信的習慣。說不定自己真會成了大名，連早年寫的信件也可能流傳后世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自序》）。也許夏志清當年就有此意識，時隔七十多年，這些耶魯論文除了有的墨色略淡外，完全沒有黃脆破裂的現象，好幾篇論文上老師留下的紅筆批語依然鮮艷如舊，歷史的信息與氣息氤氳其間，撲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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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夏志清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就修完了博士課程，準備博士資格考試。考試內容包括了喬叟以后、20世紀以前全部的英國文學，所有經典小說家與大詩人，都要精讀其代表作。夏志清胸有成竹，應答如流，1950年10月底順利通過了口試。據他自己所說，一個小時的考試中，所問到的作家有喬叟、斯賓塞、莎士比亞、馬洛、斯威夫特、德萊頓、蒲伯、丁尼生、布朗寧、阿諾德、羅塞蒂、莫里斯、惠特曼、狄金森、霍桑等十幾位（《夏志清致夏濟安》1950年10月31日），沒有點真才實學怕是難以應付的，而他卻是“煙卷在手，無題不答，自感很得意”（《耶魯談往》）。

關于博士論文的方向，原來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跟著布魯克斯研究英國玄學派詩人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1621-1678），二是跟帕德爾研究18、19世紀之交的英國詩人喬治·克拉伯（George Crabbe，1754-1832）。從內心來說，夏志清更喜歡馬維爾，覺得馬維爾研究起來比較有趣，可又覺得玄學派詩人研究得已很深入，不容易創新，最終還是決定跟帕德爾做克拉伯研究。他在給夏濟安的信中說，“我的論文大約跟Pottle做Crabbe，這題目不太ambitious，可是研究他的人不多，還可以有話講。他晚年的tales都有很obvious的moral concern，有時勝過浪漫詩人。Leavis把他推崇很高。預計一年可以做完，如找不到job，可以在Yale再拖一年，把論文慢慢做出。” （《夏志清致夏濟安》1950年11月15日）當然，夏志清決定寫克拉伯，除了學術的考量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經濟的因素，希望盡快寫完論文，“不再向李氏基金會或耶魯英文系請求經濟補助”（同上），找到工作，掙錢養家。

說起來，帕德爾當年也是英國文學研究的名家，聲名不亞于布魯克斯。他對夏志清可謂青眼有加，頗為賞識。夏志清在課堂上關于雪萊長詩“Episychidion”的發言頗有見解，帕德爾就主動建議夏志清跟他做一篇為雪萊翻案的博士論文。夏志清知道帕德爾一向對艾略特、利維斯、布魯克斯等人輕視雪萊很是不滿，而這幾位都是他服膺的大師或者是他的恩師，只得婉言謝絕。沒過幾年，帕德爾又收了一位特別優秀的弟子，就是著名的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2019），果然跟著老師寫了一本《雪萊創造神話》，了卻了老師的心愿。布魯姆后來成為歐美文學研究的大師。如此說來，夏志清倒是布魯姆正宗的同門師兄。

帕德爾熱愛浪漫派詩人，尤其是華茲華斯、雪萊、布朗寧，但是他主要的學術建樹卻是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1740-1795）研究，是最權威的鮑斯威爾研究專家。夏志清終其一生，對帕德爾教授也是心懷感激，在他家里至今還收藏著關于帕德爾的各種報道和剪報。不管帕德爾對新批評或克拉伯看法如何，似乎都沒有影響夏志清的論文寫作。夏志清從本科到現在，學術積累與學術訓練基本都是以英美文學與英美批評為中心的，有了扎實的前期基礎，再加上現實的壓力，夏志清的博士論文寫得異常順利，大半年即已完成初稿。

正好1951年6月，他幸運地得到饒大衛（David Rowe，1905-1985）教授的聘用，參與編寫《中國手冊》（China: An Area Manual），年薪3900美元，這份年薪相當于普通助理教授的薪水，對于窮困的夏志清來說，不啻是一筆巨款。于是，7月份之后，他白天在耶魯總圖書館一間房間里辦公，編寫《中國手冊》，晚上回去快馬加鞭，邊打字邊修改，9月中旬終于全部完成二百頁的博士論文《喬治·克拉伯的批評性研究》（George Crabbe：A Critical Study），并提交給研究生院，于11月15日順利通過。只是這個時候已經錯過了1951年的畢業典禮，要等到第二年6月才行，所以夏志清自編的履歷表上，是1951年獲得博士學位，而校方則把他算成是1952年的畢業生了。

從1951年到現在，已經過了七十多年的時光。這篇博士論文除了夏志清自己在回憶文章中片羽吉光偶爾提及外，幾乎就沒有人談過。我當時還特地詢問了圖書館員，似乎從來沒有人來查閱過這篇論文。穿越歷史的煙塵，重新觸摸到這本博士論文，真是讓人感慨系之。論文黑色精裝，打開即是一頁的《提要》，扉頁上有論文題目和作者中英文的名字，以及提交研究院申請博士學位的字樣，提交時間寫的正是1951年9月。目錄之后就是正文，連同封面正好200頁。

雖然克拉伯并非大詩人，可是一些重要的詩人或評論家都曾對他有所品評。夏志清希望把克拉伯的詩歌放到英國詩歌傳統中重新加以品鑒和論斷。真正的批評家應該衡文具眼，邁輩流之上，以自己的立場與標準，將這個“完美的體系”重加整理與排列。從博士論文到《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夏志清也始終堅持了這樣的立場。大家都知道克拉伯繼承了以蒲伯為中心的18世紀英國詩歌的傳統，但是在哪些方面又有所推進呢，給英國詩歌的“體系”帶來哪些修改和調整呢？這正是夏志清的博士論文所要回答的問題。

《喬治·克拉伯的批評性研究》共分四章。第一章《克拉伯詩歌及其局限》對克拉伯詩歌做出了總體評介，認為克拉伯的創作有其局限性，但是，克拉伯在他能力所及的范疇內已然達到了某種詩性的統一。克拉伯雖然不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但卻是一位有獨特性的、為英國詩歌的“體系”帶來了新的質素的優秀詩人。第二章《蒲伯、克拉伯與其傳統》進一步探究克拉伯與18世紀歐洲文學傳統的內在關聯，發掘克拉伯的詩歌創作在不同面向所取得的突破與進展，其中尤以對人物肖像的塑造最為驚艷。第三章《克拉伯在浪漫主義時代》著重討論克拉伯在浪漫主義時代的詩歌成就，認為克拉伯與浪漫主義時期的其他詩人一樣，有能力自我建構一個完整且連貫的詩意世界。最后一章《結構與意義：詩歌與故事》則進入文本世界，專注于結構和意義對詩歌主題的呈現。夏志清充分施展他在新批評理論方面的功力，以大量扎實的文本細讀梳理克拉伯詩歌的內在理路，探究寫作技巧和內容構思何以巧妙融合，成功地整合于詩歌結構。

整篇論文可謂文潔而體清，鋒發而韻流，文學史的宏觀把握與詩歌文本的細讀闡釋有機融合，談言微中，頗多新見。現在回過頭來看，相信這不僅是克拉伯研究的重大收獲，同樣也是英國文學研究的重要著作，值得深入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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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知識譜系與學術背景顯然深刻地影響了夏志清的中國文學研究，耶魯時期的英文論文所體現出來的文學觀、審美觀、人文觀與批評觀，都與他的中國文學研究息息相關。要真正深入地論說夏志清的中國文學研究，就必須梳理他以這批英文論文為中心的世界文學研究，將其作為考察夏志清學術思想的重要維度。也許可以從三個方面略作闡發。

首先是一以貫之的“新批評”的理論立場。夏志清與“新批評”一脈的淵源人所共知，耶魯的學術訓練賦予他頗為嫻熟的“新批評”的方法。他曾自述，“五六篇papers寫下來，批評的技術大有進步，diction，imagery，structure都能講得頭頭是道。主要的原因還是細讀text。……二十世紀的creative writer大多代表各種attitudes，沒什么系統的思想，把一首詩，或一個人的全部作品，從rhyme，meter各方面機械化地分析，最后總有些新發現，并且由此漸漸可脫離各家批評家opinions的束縛，得到自己的judgement。我覺得這是正當criticism著手的辦法。”（《夏志清致夏濟安》1948年5月16日）英文論文中最早的一篇《詩歌中的張力》，就是借用新批評的核心概念“張力”（tension）來研究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英國詩人邁克爾·德雷頓的《繆斯女神》，探討其詩作如何達到理想的田園世界與自然現實世界之間的詩意張力。夏志清對詩歌語詞的敏感、對“韻律”與“肌理”（texture）概念的重視，顯然來自“新批評派”的影響。

在博士論文中更是時時可見T.S.艾略特、燕卜遜、蘭色姆、T.E.休姆、韋勒克、沃倫等新批評名家的身影。夏志清引用這些大師的論點并非為了裝點門面，也非因為師承淵源，他們中的每一位都為他的寫作或提供了靈感，或指點了路徑。譬如T.S.艾略特認為克拉伯的價值不在傳奇性而在現實性的觀點，就促使夏志清進一步思考克拉伯在浪漫主義時期緣何被低估，時代的審美趣味和讀者需求是否同樣影響了批評家的判斷。韋勒克和沃倫的《文學理論》對外部環境在詩歌描寫中重要作用的論述，正好印證了克拉伯詩歌的創作特色，夏志清由此將華茲華斯的自然觀念與克拉伯的自然描寫進行比較，探索克拉伯對其技巧的借用與發展。

必須指出的是，雖然夏志清新批評式的批評方式運用得相當嫻熟，但是他并不僅僅滿足于語言、結構、意象、張力、節奏等面向的細致探究，而是努力將這些形式層面的問題與作品背后的社會時代與思想道德意涵相融合。他認為文學批評最重要的是要細讀，但同時形式批評的細讀又離不開“思想”。換句話說，他反對的是純粹的單一的形式批評或思想批評，踐行的是形式批評與思想批評的合二為一。《作為政治家的詩人》《彌爾頓論離婚的宣傳冊與后期詩歌》等論文就在形式分析基礎上，進一步探析彌爾頓的政治觀念以及關鍵詞的反復運用等寫作手法之于《失樂園》的關系，從而完整呈現了一個豐滿大寫的彌爾頓的詩人形象。

這些論文的寫作，訓練了夏志清對“新批評”等西方理論的嫻熟運用，為進入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做好了理論儲備和技術工具的雙重準備。緊承其后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自然也就承續了這樣的理論立場。一方面是追求普適性的審美標準，他說，“我受了New Criticism的影響，認為審定文學的好和偉大，最后的標準是同一的”，不應該以一種“特殊標準”來衡定中國文學（《夏志清致夏濟安》1953年11月16日）。正是對這種普適標準的追求與堅守，使得夏志清別具只眼，大浪淘沙，以同一的審美標準來重估中國現代文學，獨標四大家，改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的傳統格局，為后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重寫提供了最直接的刺激和啟發。另一方面是實踐文本細讀的方法。《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每有所論，必定建基于深入的文本解讀與闡釋，在與文本、語言、文字的心靈溝通中，在對結構、細節、意象的細致體味中，彰顯文本自身的審美價值與文本傳達的道德關懷。可以說，《中國現代小說史》是“新批評”理論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一次成功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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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廣闊的世界文學的闡釋語境。夏志清評價中國現代作家與文本時常常與西方作家作品相比較，旁征博引歐美文學來闡釋中國文本，魯迅的諷刺藝術使他聯想到賀拉斯、本瓊生、赫胥黎等諷刺大家；沈從文的田園氣息，“在道德意義來講，其對現代人處境關注之情，是與華茲華斯、葉慈和福克納等西方作家一樣迫切的”；錢鍾書的《靈感》明顯受到德萊頓、蒲伯、拜倫的影響；張愛玲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殊菲爾（Katherine Mansfield）、泡特（Katherine Ann Porter）、韋爾蒂（Eudora Welty）、麥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諸如此類的中西比較與分析時時可見，正與其耶魯時期的英文論文寫作密不可分。夏志清用以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的文本資源與理論資源，基本上都來自他熟悉的歐美文學領域，將早期英文論文中熟悉的作家作品移植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在比較中加以品評，可謂順理成章，駕輕就熟。當然，應該指出，這種比較未必完全恰當妥帖，某種程度上也顯示了夏志清寫作《小說史》時的局限。

但是，不管怎樣，這樣的比較建構了一個以世界文學經典為準繩的闡釋語境，凸顯出夏志清的文學趣味和審美標準。他對西方文學和中國文學的審美趣味與評價標準是相融相通、一以貫之的。這些英文論文是夏志清最早的學術寫作，也是研究夏志清思想脈絡與學術淵源的重要路徑。《小說史》的寫作并沒有采取另一套“中國式”的話語體系，而是追求普適的共同標準，自覺地將中國文學納入世界文學的語境中加以品評闡釋。夏志清深厚的歐美文學的功力和純正的審美趣味，自然直接影響了他對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品評。比如蒲伯、華茲華斯都是對夏志清影響較大的詩人，他對二者的喜愛和熟悉程度甚至要超過克拉伯，對克拉伯的闡釋往往是在與這些大詩人的比較中展開的。

如此廣泛的有意/有益的比較闡釋，將中國現代文學放到了世界文學的語境中，既彰顯了中國文學的差距與不足，也揭示了中西文學對話與互補的可能性，賦予中國文學一種世界性的維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完全同意王德威的論斷，“與其說夏對歐美文學情有獨鐘，倒不如說他更向往一種世故精致的文學大同世界”（《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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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豐沛的人文主義精神。夏志清所理解和認可的人文主義主要體現于兩個方面，一是對西方古典文學“大傳統”的頻頻回眸，二是對道德視景的念茲在茲，這顯然更多地是一種立場，一種傳統，一種態度，更多的是一種信仰。

從夏志清的這批英文論文不難看出，夏志清懷抱著對西方文學自荷馬以降至莎士比亞、彌爾頓、華茲華斯等形成的西方古典文學的“大傳統”的崇敬與留戀，頻頻回首致意，對那種重視理智的“文人”（man of letters）高度肯定和尊崇。對于他來說，真正的文人，應該是“一種興趣無所不包的文人，小說僅是他表達自己意見，自己對宇宙、人生各種問題看法的文藝形式的一種而已”（《A.赫胥黎》）。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夏志清對彌爾頓情有獨鐘，對他的詩歌、政論、散文、假面劇等各個方面均予以關注。

夏志清人文主義的精神更體現于他從英國著名的人文主義批評家利維斯（Frank Raymond Leavis，1895-1978）那里所接受的“道德視景”（moral vision）的立場。夏志清自述，對他的博士論文寫作“最具有啟發性的”就是利維斯，正是因為他對克拉伯的極度推崇引起了夏志清的關注。（《耶魯談往》）夏志清直接引用利維斯的話說，“不太重要的詩人對傳統的承擔是一種說明性的關系，重要的詩人則承擔了更有趣的關系：他們代表著重大的發展”（George Crabbe：A Critical Study），夏志清以此出發，對克拉伯與蒲伯之間的繼承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重估了克拉伯在英詩大傳統中的重要意義，以一己之力重新“干預”文學史，“打撈”出一個被邊緣、被低估的重要詩人。

也是從道德視景出發，《小說史》中充滿了對道德、對人性的熱切關注，把人生批評、道德批評與審美批評融為一體，既展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獨特的道德景觀，也客觀顯示了中國現代文學與歐美經典文學的差距。無論是歐美文學研究，還是中國文學研究，夏志清總是堅守自己的立場，忠實于道德的視景，尊重人的尊嚴與自由，顯示了與利維斯近似的自信與銳氣，成為西方人文主義精神的傳承者與實踐者。西方古典文學大傳統與道德視景，賦予他人文主義的眼光、品味與標準，人文的、審美的、道德的與形式的批評有機融合，形成了夏志清中國文學研究的獨特品格。從這個角度來看，夏志清稱得上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義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