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加快建設文化強國》（見《求是》雜志2025年第8期）中高瞻遠矚地號召我們：“要錨定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堅持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指導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不斷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斷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文化根基。”這是時代的召喚、人民的需要。

審時度勢，是加快建設文化強國的先決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分析指出：“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深刻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的背景下，文化強國建設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必須高度重視，認真研究解決。”而重視和解決的前提，便是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主動識變應變求變”。而靠誰來“主動識變應變求變”呢？靠有理想信仰、有擔當意識、有才華睿智的人才，所以，就必須積極“營造識才、重才、愛才的良好政策環境”。

清醒而精準地認清當下文化強國中“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確有必要。那么，以徹底的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的思維去直面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的文化強國建設，究竟還存在著哪些短板和不足亟須我們“高度重視”并“認真研究解決”呢？

正確處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推進文化強國建設，需要科學認識和正確處理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正確把握文藝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辯證關系。

在這個問題上，黨中央已再三強調，文化（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產品必須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方針，并明確指出，當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沖突時必須堅持以社會效益優先。在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深刻變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強國之‘強’最終要體現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狀態、文化修養上。”因此，實行正確的文化方針，推動文化事業繁榮發展，充分發揮文化養心志、育情操、塑靈魂的作用，可謂迫在眉睫。我們在充分肯定文化強國建設中廣大文化工作者努力實踐這一正確方針取得了可喜實績的同時，也毋庸諱言的是，時下在不少場合，特別是不少文藝作品的研討會上，還常見一些只盯住收視率、票房、流量的言論，而他們卻較少關注作品是否有助于提升受眾的思想境界、精神狀態、文化修養等問題。當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充分重視收視率、票房、流量，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要素，再優秀的作品也難以走到廣大受眾那里。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必須把握好“度”，堅決杜絕“唯收視率、唯票房、唯流量”的傾向。

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把握和平衡，體現在文化建設的各個具體領域。比如，推動文化與旅游結緣、交融互補，積極促進新時代文旅融合發展。文旅融合的精髓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就是說，要以文化去塑造旅游經濟的形象，以旅游經濟去彰顯文化這種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的魅力。我到訪過四川劍閣縣那條幽長的古蜀道，兩旁松柏挺拔。那幅古蜀道圖，令游客矚目良久，深思昔日大詩人李白筆下的“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如今通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生動實踐，實現舊貌換新顏。蜀道不再難，不僅有陸上蜀道，而且有了水上的和空中的蜀道。這一切，又通向了未來發展的康莊大道。那臺名為《點樹交印》的實景演出，復現了古代新舊縣令交接時，老縣令必須把蜀道兩旁的古松古柏一一點數，交接給新縣令的情景。這種交印儀式代代相傳，彰顯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我認為，這樣的旅游資源和文化資源的融合，有歷史和現實的依據，亦有充分的教育意義。

但是，有些地方的實景演出，明顯以追求感官刺激為目的，沒有彰顯出足夠的文化教育意義。比如，我看過一場關于三國故事的實景演出，為了滿足觀眾的感官刺激需求，不斷突出曹操的各種斬首細節，卻幾乎不怎么表現諸葛亮的仁義行為。這樣的“文旅融合”，完全背離了經典名著的思想內容，也完全背離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要求。因此，我們不能急功近利地“以文化錢”，更不能“挖根消魂”，正確的做法應是“經濟搭臺，文化唱戲”，即以文化人，培根鑄魂，使人們的素質提高，再讓高素質的人去推動經濟的健康持續繁榮。

促進審美思維與科技思維的有效融合

推進文化強國建設，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藝術與科學的關系，促進審美思維與科技思維的有效融合。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我們推進文化強國建設，必須科學把握互聯網條件下藝術與科學的辯證關系，積極以科技賦能藝術創作。錢學森曾多次強調，科學思維與藝術思維是把握世界的兩種重要方式，應該積極將它們融合起來。科學思維求真，探尋規律；藝術思維求美，為科學思維發揮到極致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人類歷史反復證明，每一輪科技革命，都曾為藝術發展開拓出新的審美空間，提升審美創造的能力。應當看到，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互聯網、AI以及視聽技術等，確實能為當代創作者和受眾拓展審美空間、提升藝術思維賦能，所以，我們理應積極擁抱它。但是，又必須正視，這是一把雙刃劍。一旦失“度”，它又會使人們的藝術思維碎片化、皮相化乃至低俗化。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才深刻地指出：“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這里最關鍵的，就是必須把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黨管互聯網原則落實到位，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

檢視當下文化實踐，我以為，很多人尚未擺正科學與藝術的關系，未能真正做到“以科技賦能藝術”。比如，一些電視綜藝晚會和戲劇舞臺藝術過度使用現代燈光、舞美等科技手段，耗資大，追求豪華布景，卻未能有效地轉化為塑造人物形象、講好精彩故事的必要手段。一些影視劇作品盲目攀比美國好萊塢大制作，靠現代科技手段耗巨資營造大場面，追求視聽感官上的強刺激，沖淡乃至削弱了優秀藝術本應具有的思想啟示和精神美感。依托AI技術、新科技手段，涌現出“霸道總裁戲弄小秘”“婚外情”“多角戀”等內容的微短劇，忽視了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品質要求，降低了受眾尤其是青少年觀眾的審美品位。這樣的現象是需要我們警惕的。

追根溯源，這類問題的產生，在于創作者沒能擺正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未能真正做到“內容為王”，即“內容決定形式，形式服務于內容”。說到底，科技是手段，是營造藝術的形式，而需要什么樣的形式，是由藝術的內容決定的。“內容為王”直接關系到培根鑄魂、精神指向等核心問題。一段時間以來，依托新媒介平臺、新科技手段，涌現出眾多新藝術形式。這當然充分展現了文化創作的活力，但是我們依然要清醒地意識到，這其中存在很多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只是一味地“迎合”，還要強化“引領”。實際上，呼吁和期望長、中、短各種篇幅作品百花齊放是對的，但篇幅只是形式，作品內容才是“王”。著力于篇幅形式而忽視了內容的開掘，這是顛倒了本末。

采用全面把握、兼容整合、辯證和諧的創作原則

推進文化強國建設，需要我們在哲學層面進行深刻思索，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實現思維方式的深刻變革。

馬克思主義哲學傳入中國的百余年歷史告訴我們：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是其精髓，也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繼承與創新文化的思維武器。改革開放以來，“現象學哲學”“存在主義哲學”“精神分析學”“女權主義哲學”等一系列西方思想傳入中國。以這些西方哲學觀念為基礎，滋生出五花八門的創作理念和方法。毫無疑問，這些思想觀念對促進我們的思想解放、推動文化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領域，出現了過度推崇西方理論的傾向，忽視了我們文化的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指出，不能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人的審美實踐。我贊成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世英的概括：西方哲學是主張“主客二分”，主體征服客體，而中國哲學則認為“天人合一”，萬物相通。因此，以西方哲學為理論基礎的藝術創作往往流行一種二元對立、非此即彼、好走極端的創作思維方式；而以中國哲學為文化基因，藝術創作理應力倡全面把握、兼容整合、辯證和諧的思維方式。

以新近引起現象級反響的電視劇《太平年》和《生命樹》為例，便可見創作思維變革的至關重要。這兩部作品都是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按照“找準選題、講好故事、拍出精品”原則，在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領域里培育的標桿式作品。前者以吳越國“納土歸宋”為題材，反映出中華文明統一性、和平性和以民生為要的主題，一反過去二元對立的單向思維，把錢越王放到國家統一的歷史發展潮流中，對“納土歸宋”的進步性作出了藝術呈現，體現了正確的歷史評判。如果作品能夠對馮道等歷史人物作更加辯證的人性呈現，那么，它將會帶給觀眾更加豐富的歷史啟示。《生命樹》堪稱當今現實題材電視劇創作的標桿之一。它確實縱寫40年，說它是時代劇嗎？是，又不只是。它不似一般的時代劇往往著筆家庭變故、歷史變遷，而是氣勢恢宏地描繪了一幅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絢爛圖景。它確實寫了破獲非法獵殺藏羚羊的大案的全過程，說它是公安劇嗎？是，又不只是。它不似一般的公安劇“偵”與“破”環環相扣、引人入勝，而是把鮮明的生態文明思想予以藝術的形象化展示。它確實寫了副縣長多杰失蹤多年之謎的破解過程，可它是懸疑片嗎？是，也不只是。它不似慣常的懸疑劇以推理見長推動劇情。它通過對多杰之死謎案的破解，形象揭示出人的生命與尊嚴的崇高。所以，用通常的“類型片”理論是“框”不住《生命樹》的，也是難以闡述《生命樹》的創作理念和創作實踐的。《生命樹》是對三江源地區近40年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的整體生活的全面把握。創作者以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的創作理念，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兼容整合，審美想象，終結碩果。這種哲學層面的變革和思維方式的更新，彌足珍貴，值得推廣。

（作者系文藝理論評論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