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驗主義的生意：康科德作家群與美國文學市場》，楊靖著，之間丨廣東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版，340頁，88.00元

1872年，路易莎·梅·奧爾科特自傳體小說《工作》（Work: A Story of Experience）由波士頓“羅伯特兄弟”出版社公開發行。引人注目的是，封面上除了小說名和作者署名（“《小婦人》作者”），還在花叢中放置了一只小蜜蜂——它的右翼背負碩大無朋的“工作”一詞，如同打上烙印一般，不由得令人聯想起“南方奴隸制的印記”。這一意象似乎在暗示，蜜蜂幾乎要被它的工作完全吞沒——而這或許正是奧爾科特本人工作及其生活狀態的隱喻。

十八世紀哲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中曾將人類社會比作一個巨大的蜂巢，將人比作蜂巢中的蜜蜂（“這些不幸的人每天都勞累得精疲力竭，僅僅只是為填飽肚皮”），并認為每個人出于自私的貪婪忙碌恰好能成就“社會公共福祉”。時至十九世紀，在各類社會學著作中，蜜蜂不僅代表傳統的職業道德，還象征著一種新近發明的勞動哲學，而這正是美國新興資本家孜孜以求的“理想工人”的標準。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的興起需要更多定時可用、任勞任怨的產業工人，由此也催生出一種新的工業道德規范——那就是力圖將人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嚴格加以區分（“公事公辦”），強調勤奮和節儉，反對鋪張浪費和及時行樂。

蜜蜂的意象最早出現在《花兒的寓言》（Flower Fables）一書中，這是一本兒童故事合集，是年方16歲的奧爾科特為鄰居愛默生的女兒埃倫·愛默生所作。表面上看，《花兒的寓言》作者認同“忙碌的蜜蜂”這一工作理念，并在書中贊頌了勤奮、順從的傳統清教徒價值觀。書中的主人公像蜜蜂一樣，不辭辛苦，舍己為人，而那些懶散逾矩之人則受到嚴厲的懲罰。但細究一下不難發現，作者其實也主張休閑放松，反對過度勞作（她認為過度工作貶低人的價值而不是改善人的生活），甚至敢于向這一不合理勞動制度背后的權威發起挑戰。通過故事書中的蜜蜂這一意象，可以窺見奧爾科特思想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工蜂普遍營養不良，它們累垮自己的身體，為蜂巢創造充裕的物質條件以及蜂巢的后代繁衍——它們一方面是受壓迫者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勞動者——豈不正是資本主義文化商品機制下作家奧爾科特本人的寫照？奧爾科特本人終生飽受病痛折磨但不輟寫作——因為患病，更因為閱讀和寫作用腦過度導致失眠、頭痛等神經性疾病（瑪格麗特·富勒以及亨利·詹姆斯之妹艾麗斯·詹姆斯等才女皆患此病）。這也是女性不適合從事“復雜性工作”的一個反面例證。奧爾科特曾在日記中感慨“健康、時間和金錢”三者“不可得兼”，而她本人則注定“勞碌終身”。在《小婦人》中，奧爾科特不止一次用蜜蜂形容“馬奇家的女兒”；《工作》中艾麗斯第一次從事的社會工作，恰好是“蜜蜂協會”（Bee Society）——“這是一個縫紉協會，專門為窮人服務。”

《花兒的寓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百合鐘與薊花冠》（Lily-bell and Thistledown）。該篇描寫兩位下到凡間的小精靈：前者是光明使者，后者則被稱為黑暗精靈。故事的道德教諭是：在善良溫順的光明使者影響下，懶惰成性的黑暗精靈最終認識到勤勉勞動和自我奉獻乃是實現靈魂救贖的唯一途徑——然而，像班揚筆下的朝圣客，這一目標必須歷經艱辛才能實現。故事一開始，他被小蜜蜂領進蜂巢，此處蜂王的座右銘是：“勞動帶來真正的快樂”——不幸的是，這一顛撲不破的蜂巢真理卻遭到黑暗精靈的質疑：他生性懶散，不喜歡此處的工作環境，蔑視此地的勞動體制——從未感到“真正的快樂”。像羅馬神話中的酒神巴庫斯一樣，黑暗精靈企圖用享樂主義對抗（并破壞）嚴格的紀律規定——他煽動蜜蜂去偷盜為過冬而貯藏的蜂蜜：“讓我們在這美好的夏日盡情享用、盡情歡樂……冬天還遠著呢，為什么我們要虛度這美好的日子，辛苦工作就為了貯藏我們本應該現在就享受的美食。快來，我們現在享用的可是我們自己的勞動果實。不要理會蜂王的話。”

很顯然，奧爾科特小說描繪的是蜂巢，影射的卻是人類社會：蜂王壟斷了整個蜂巢的物資調配權，親自部署屬下分工合作，采花釀蜜。然而身著長袍、戴著鐐銬的“工蜂”在各自的崗位上并不開心，因為它們無從享用自己的勞動成果。在此，奧爾科特含蓄地將蜂巢和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兩個概念聯系起來——這種聯系在蜂王不停地贊美“勤勞”品質時表現尤為明顯——蜂王說道：“要使我們的家園美麗可愛，那么必須依靠我們的辛勤勞動。在這里，我們所有人組成一個充滿愛的大家庭，沒有悲傷顧慮，大家和諧共處。蜂王努力想成為一個明智而仁慈的統治者,所有人都必須服從她的命令。”但奧爾科特隨后的描寫卻揭示出：盡管蜂王聲稱蜂巢是有愛的大家庭，是命運共同體，人人享有平等和自由，但實際上她卻像母系氏族的家長一般進行統治。她給予臣民的是威嚴而不是慈愛——蜂巢的結構設計和經濟秩序說到底都是為最高統治者一人服務。蜂王再華麗的詞藻也無法掩蓋這一事實。

奧爾科特用象征勤奮工作的蜜蜂這一意象去影射美國現代工業制度，可謂是一大發明。黑暗精靈故事的前半部分表明一種烏托邦理想：通過自由享用自己生產的勞動成果，人們將工作與生活融為一體。后半部分卻證明這只是一套安撫和麻痹勞動者的說辭。由此，《百合鐘與薊花冠》的故事不僅揭示出資本主義工業化體制下惡劣的工作環境，同時也對工業勞動背后的社會理念提出質疑：黑暗精靈反對蜂王以及其嚴格的管理策略，從某種意義上便體現出女作家對十九世紀社會勞動制度理論和實踐的不滿，以及對于工業資本主義的整體性反抗。如果說在《花兒的寓言》中，這種反抗的態勢在作家筆下只是一股潛流，則在成熟期的作品如《小婦人》、特別是《工作》中它已轉變為公開的“憤怒”——借小說人物之口，奧爾科特在《小婦人》中宣稱“我不會坐等男人賜予我獨立自由，我要靠自己爭取。”而在《工作》中，她不止一次對女性艱辛工作獲得的微薄薪酬表示憤慨。在給婦女協會的回信中，她曾憤怒揭示當下女性面臨的經濟困境，并預言“我們一定會贏！”

在《小婦人》一書中，馬奇家四姐妹在康科德家中自發組建了“忙碌蜜蜂協會”（Busy Bee Society），它要求每一個成員都要從事某種有用的工作，比如縫紉或者編織，來分擔家庭的經濟壓力——無疑代表了一種理想的勞動和工作狀態。與此同時，在《小婦人》第十一章“實驗”中，借馬奇太太之口，奧爾科特提出一個重要的見解：即休閑娛樂也可以像忙碌的蜜蜂那樣富有成效——馬奇太太設計的第一個“實驗”便是讓女孩們知曉：“只有娛樂沒有工作，和只有工作沒有娛樂一樣糟糕”，因為無所事事的生活滋生的是厭倦而不是幸福。而當姐妹們宣稱，周末“我們要像蜜蜂一樣工作，并熱愛它”時，馬奇太太又提醒道：“只是不要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能像奴隸一樣工作。工作和娛樂都要留出固定的時間，讓每一天都有用且有趣。好好利用時間吧，由此也證明你理解了時間的價值。”換言之，她要求她的女兒們不要像蜜蜂（奴隸般的工蜂）一樣工作，而是首先需要明確人類有限的工作能力和無盡的欲望之間的界限。通過平衡“工作和娛樂”，女孩們既能發現工作中的樂趣，也能發現娛樂中的樂趣，便是最理想的狀態。可見，奧爾科特在此嘲笑的不僅是流行的女性小說（如蘇珊·華納《遼遠的世界》）中泛濫的情感主義，還有資本主義清教倫理中“忙碌的蜜蜂”這一嚴格的工作理念。

誠如評論家所言，《工作》通過描寫一位追求獨立自主的女性通過克服性別偏見走向成功的故事，為普通讀者就勞動和閑暇如何取得和諧一致的問題樹立了樣板，同時也對清教工作倫理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其弊端進行了強有力的針砭。小說采用線性敘事模式，講述女主人公克里斯蒂離開養父母出門闖蕩，經歷幫傭、演員、家庭教師和有償陪護等多種職業考驗，最終實現個人經濟自由和人格獨立的故事——其主旨在于宣揚“有償工作”可以給女性帶來體面的生活——在19世紀70年代這種言論可謂“相當激進”。更重要的是，通過克里斯蒂求職屢屢碰壁的經歷，奧爾科特試圖揭示女主人公外出尋找工作時受到的阻力并非來自工作本身，而是來自于她的動機——她在小說一開頭便發布“獨立宣言”——后來即便在家庭收入足以維持生活時仍堅持離家外出工作，以實現個人價值。在小說的后半部分，甚至當女主人公步入婚姻生活以后，她仍未像時人預期的那樣甘愿做“家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而是選擇再次走上社會，繼續自己的人生追求。

由此看來，《工作》絕非傳統意義上描寫家庭生活的小說：它的前半部分展示出獨立女性能夠從事的不同工作崗位，后半部分則著力刻畫女性從事社會工作的價值和意義——盡管兩個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抵牾之處，但女作家仍不遺余力地試圖居中調和。鑒于戰爭時期“英雄主義”一詞的特定涵義（克里斯蒂的丈夫奔赴前線，為拯救戰友而捐軀），奧爾科特反對將無私奉獻形容為一種女性獨有的美德，而是將理想的自我奉獻延伸至整個社會，將其提升到一種道德責任的高度——既適用于男性，也適用于女性；既適用于整個社會，也適用于單獨個體。《工作》再現了一個將（男性）美德和（女性）自我克制兩者融為一體的模式，以此代替殘酷的市場競爭機制。

與競爭市場相對的“道德市場”（moral marketplace）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清教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融合的產物。根據這一法則：市場會獎賞那些兢兢業業、胸懷壯志、才華橫溢之人，而懲罰那些慵懶墮落、急躁冒進、揮霍無度之輩。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社會矛盾的緩沖與和解。不同于叢林法則主導的競爭市場，“家庭避風港”作為一種情感象征，通過為男性提供家庭生活的情感慰藉來減輕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破壞性影響——這既是從激烈競爭中的暫時逃離，也是投入下一步競爭的動力。在奧爾科特的筆下，家庭生活好比是一個稀缺品“倉庫”，其中藏儲著忠誠、合作、自我奉獻等資本主義競爭經濟中缺失的社會價值——其作用無可比擬，亦無可取代。通過將婦女的工作領域從狹隘的私人家庭擴展到廣義的社會生活，小說將為公共利益而犧牲的美德與女性情感的無私精神融為一體——女性將家庭勞動視為“無私奉獻”，以此緩和男子個人主義與商業競爭帶來的影響，并構建出一個“任何一種勞動形式都能得到合理報酬”的經濟，以此來解決道德自我犧牲與經濟個人主義之間的矛盾。

這就是奧爾科特所倡導的“情感經濟（Sentimental Economy）學”——這種經濟學將兩種對立的形象——如獨立與依賴，工作與閑暇，自我奉獻與利己主義等——合為一體，同時也意味著將自我奉獻重新定義成“為愛而工作”。換言之，《工作》試圖用家庭之愛來代替經濟報酬，讓愛成為一種理想的工作動力，并以此構想出一種合理公平的補償來掩蓋社會不公和不平等。這一理念一方面揭示出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背景下的社會矛盾以及性別歧視，另一方面也表明女作家力圖對上述經濟制度進行改良和變革的良好愿望。在像奧爾科特這樣的改革者的想象中，讓家庭與愛作為回報成為競爭性經濟制度的有益補充，不僅能夠促進生產發展，也能適度鼓勵消費，從而得以有效緩和階級、社會矛盾。

1870年代，《小婦人》在文學市場大獲成功。憑借源源不斷的版稅和稿酬，奧爾科特不僅支付了全部家庭賬單——包括購置房屋，送妹妹梅（May）去巴黎學習藝術，不定期向慈善機構捐款，而且將部分資產委托銀行家親戚代為理財，以保障全家（即便在她死后）衣食無憂。對于奧爾科特來說，這是她從事供養家庭這一道德事業（moral enterprise）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符合她的“情感經濟學”倫理——恰如評論家對《工作》封面上“忙碌的蜜蜂”這一意象的闡釋：“她們（工蜂）似乎死的很突然。似乎在最后的日子里，甚至在最后的幾個小時里，他們還在從事有益的工作”——或許這也是她構建浪漫的情感經濟學的全部意義之所在：通過自我奉獻所獲得的“愛的回報”遠高于市場價值。綜上所述，在嚴酷的社會現實面前，奧爾科特在《花兒的寓言》《小婦人》《工作》等小說中表達的烏托邦愿景根本無從實現，但至少為現代經濟學說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種文學參照，也為普通讀者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

（本文選自《超驗主義的生意：康科德作家群與美國文學市場》第五章《奧爾科特的“雙面寫作”》，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文字稍有改動，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