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博純致顧廷龍尺牘一（其上有顧廷龍復信的草稿）

孫博純致顧廷龍尺牘二

顧廷龍復孫博純尺牘底稿

曾長期擔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的顧廷龍先生（1904—1998），不僅是著作等身的大學者，更是功德俱隆的圖書館事業家。晚年的顧廷龍在回首平生志業時，用“我的光陰在收書、藏書、編書中度過”一言以蔽之，其為人風節之高邁一如他所信奉的“專為前賢行役，不為個人張本”的學術理念一樣，讓后之來者懷想追慕、敬仰不已。

對于顧廷龍一生的“收書、藏書、編書”實績，近十數年來，學界對后兩項確有相當的挖掘與梳理，而對其“收書”的事跡卻苦于“文獻不足征”的困境無法具體推進。慶幸的是，近來一批合眾圖書館時期的書商尺牘的發現將有助于破解這一困境。這批尺牘不僅向學界提供了顧廷龍代表合眾圖書館購書的具體細節，其中所凸現的顧廷龍作為古籍采購人的身份也尤為顯眼。

1939年7月，應著名藏書家、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的邀請，時任燕京大學圖書館采訪部主任的顧廷龍舉家南遷，以總干事的身份全力投身合眾圖書館的建設事業?？梢哉f，合眾圖書館從無到有，顧廷龍要張羅之事甚多，但圖書的購藏無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從新見的這批書商尺牘中，我們可見文祿堂王文進、敬文閣喬景熹、遂雅齋董金榜、籀經堂孫博純等書商給合眾圖書館送書、配書、換書的書籍交易細節，更可見以顧廷龍為代表的合眾古籍采購人與這些書商打交道時精準的專業眼光與圓融的處世方法。

在此，擇選籀經堂書店經理孫博純致顧廷龍的兩通尺牘以及顧廷龍的回信進行解讀。我們可以從中大體還原出顧廷龍、孫博純在書籍交易過程中以書抵賬、價格博弈的全過程。

孫博純的第一通尺牘如下：

起潛先生大鑒：

頃接來示，敬悉?！豆{經室遺集》叁部，我吃虧太大也。我與先生多年好友，不在此小事。如肆部方合，其中如實不可，即三部寄下，即做了結。請先生隨意看著照辦即可。因小事，故日后事情互相幫助是盼。《古匋文字》，因與友人伙購之書矣。京市有無用何種書籍，來示照辦不誤。此致

近安

弟孫博純啟

民國卅一年五月十四日

《箋經室》京市所售者，不過拾壹弍元也。又及。

孫博純寫作這通尺牘的時間為1942年5月14日。尺牘中所說大抵是顧廷龍欲以王欣夫所印《箋經室遺集》三部來抵扣之前所欠籀經堂書店的書賬一事，孫博純在信中則認為這樣的抵賬他“吃虧太大也”，如實要抵賬，當用四部《箋經室遺集》來抵扣他之前的賬才是合適的。當然，孫氏除了直白地表達了不滿，又筆鋒一轉表示“其中如實不可，即三部寄下，即做了結。請先生隨意看著照辦即可。因小事，故日后事情互相幫助是盼”。畢竟合眾圖書館是當時東南地區廣收古籍善本的大買家，這次是吃虧，孫博純還是希望顧廷龍在以后交易中對其“幫助是盼”?？梢哉f，孫博純在信中的表達是比較有策略性的，他在要求顧廷龍給與補償的同時，又不無誠懇地以退為進，希望雙方能長期合作、互相幫助。那么關于這次不太公平的抵賬，顧廷龍又是如何回應孫博純的呢？

盡管我們現在無法獲睹顧廷龍寫給孫博純的回信，但在孫博純這通尺牘的左側空白處有兩行與孫氏筆跡不同的行書，仔細一讀，竟是顧廷龍所擬的回信底稿，具體如下：

來書閱悉。寄上《箋經室遺集》三部，想已收到。準即以此抵賬。茲另奉贈《諧聲譜》一部，則兄必不致吃虧矣。書另掛號寄上。

卅一，五，廿

顧廷龍這通擬稿的落款時間為1942年5月20日。在收到孫博純這通“吃虧帖”之前，顧廷龍已將三部《箋經室遺集》寄去。至于孫博純以為抵賬使其吃虧的說法，顧廷龍的回應是“另奉贈《諧聲譜》一部”，這樣的話“則兄必不致吃虧矣”。而顧廷龍之所以沒有按照孫博純的要求再寄一部《箋經室遺集》給他，檢《顧廷龍日記》可知，1942年5月8日，顧廷龍得王欣夫信，王欣夫要求從存放在合眾的二百部《箋經室集》中取出三部。《顧廷龍日記》5月9日記：“寄籀經堂《箋經室集》三部抵賬。”也就是說，當初以《箋經室遺集》三部抵籀經堂的書賬其實是王欣夫的意思，而現在籀經堂認為這一抵賬不公平，要求再增加一部，顧廷龍則勢必還要相商于王欣夫，況且還有書商吃虧之議，如此往復傳遞不僅徒增口舌，亦可能多出不必要的是非，甚至會讓王欣夫不悅。所以，顧廷龍才決定從合眾所存的葉景葵印書中取一部《諧聲譜》奉贈孫博純而了結此事。

與此同時，這批尺牘中還有一通孫博純致顧廷龍的尺牘，孫博純在這通尺牘中是標明其售書具體價格的：

起潛先生大鑒：

頃接來示敬悉。實君由申代回趙氏拓片業已售去，先生欲購《攈古錄》廿冊壹書，敝存孝廔所藏《古匋文字》二冊，同兩書結包交郵奉上，請查收是荷。《攈古錄》實價卅二元，《古匋文字》實價卅元，不知先生要否？如不要，請介紹售之均可。如用何種物色均可代辦不悮。共結包貳件，查收示覆是盼。專此

文安

弟孫博純啟

民國卅年三月廿七日

欵暫不用匯京，因須貼水。

孫博純這通尺牘是對顧廷龍來信的回復，其內容為顧廷龍欲購《攈古錄》《古匋文字》兩書而向孫博純詢價，孫博純在尺牘中的報價分別是《攈古錄》卅二元、《古匋文字》卅元。同時，孫博純又展示出他作為文化商人的精明之處，在詢問了顧廷龍“不知先生要否”以后，又退一步講“如不要，請介紹售之均可。如用何種物色，均可代辦不悮?！边@樣的話，孫博純不僅可以先寄書給顧廷龍，就是顧廷龍檢收書后價格談不攏，也有寄售與托賣的回旋余地，不至于直接被對方退回。

筆者甚至以為，孫博純的這一開價與寄售的組合方式是他商業經營中的慣常套路，其具體步驟是他先開價，買家還價如在能接受的范圍內則成交，還價過低則以寄售的方式委托買家幫助出售，這樣買賣雙方也不會因價格認知不同而傷害彼此的和氣。

顧廷龍對孫博純的報價進行了還價：

博純仁兄鑒：

示悉?！稊h古錄》并《古匋文字》拓本均收到，勿念。惟索價甚大。《攈古錄》鄙意十六元聯鈔，如蒙見允，當托平中友人付上不誤。至《古匋文字》拓本均常見之品，在碑帖中絕無此價，如能讓至聯鈔十元，吾亦留之，尚祈速復定奪為要。孝廔何人，請示一二。近來尊處有何書籍收得，甚念。致文殿閣箋請轉交為荷。此頌

日祈

起潛

四月一日

孫博純來信落款時間是1941年3月27日，那么，顧廷龍回信時間就是1941年4月1日?？紤]到北京至上海郵路需兩三天時間，孫博純應當在寫信當天就將兩書及上信同寄至滬，而顧廷龍這通回信也應是他收到孫博純寄書后第一時間所擬的。其次，信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對孫博純所寄兩書進行議價，相對于孫博純所開的《攈古錄》卅二元、《古匋文字》卅元的價格，顧廷龍在信中給出《攈古錄》十六元、《古匋文字》十元的價格。應當說，顧廷龍的還價力度相當大，《攈古錄》一書直接來了一個腰斬價，《古匋文字》拓片更是斬去三分之二的價格。最后，顧廷龍在信中陳述了他還價的理由，他認為孫博純“索價甚大”，《攈古錄》他只能看到十六元價格，而“《古匋文字》拓本均常見之品，在碑帖中絕無此價”，所以，他只能出到十元之價。盡管古籍的價格并無一致的標準，筆者以為，顧廷龍從燕京到合眾，長期從事古籍采購工作，對古籍的價值與價格是有自己比較精準的認知的，如不是特別珍貴的古籍他一般不會跟書商反復議價，而直接還至他認為的合理價格，書商認可他即付款，不認可就奉還，估計也不存在孫博純所說的寄售的可能。

由上文可見，書商孫博純精于營銷策略，報價留有余地；而采購人顧廷龍則胸有定見，依據專業判斷，精準估價、果斷還價，維護館方利益。同時，在抵賬糾紛中以贈書息事，不傷書商情面?？梢哉f，這種剛柔并濟、專業與人情兼具的處事方式，為書籍交易中的雙方找到了彼此共存的平衡空間。

通過對顧廷龍的古籍采購人身份的梳理，對于學界從書籍史角度理解其志業與人生，以及他與合眾圖書館事業的銜接都將有所助益。當年，葉景葵之所以力邀顧廷龍主持合眾圖書館，除了看重他精通版本目錄之學，他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任采訪部主任，并為燕京大學采購古籍的專業身份也是很重要的。因合眾圖書館館藏圖書以古籍為主，建館之后其館藏古籍除了葉景葵及部分友朋的捐贈，主要還是依靠主事者大量購置，這顯然要求在古籍采購方面有相當經驗者才能勝任這一工作。顧廷龍不負葉景葵所托，合眾圖書館從最初的“空無一物、空無一人”的狀況起步，在相當復雜的書業環境中征集到大量的珍貴典籍，特別是在抗戰期間搶救性地購置東南地區珍本藏書，進而一躍而成現代中國私家藏書的重鎮，其原由或可從顧廷龍與書商的這些往來尺牘中尋找到部分答案。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