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耳的故事，是中華民族抗爭史與精神史上的重要篇章。策劃《號角》之初，編輯團隊與作者何南深入溝通，希望這本書不止于個人傳記，而是一部凝聚民族情感、呼應時代脈搏的文藝作品。作品依托云南深厚的紅色文化土壤，將聶耳的個人命運置于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力求在個人的“小故事”里呈現出民族的“大情懷”。

作品以“詩性敘事”為核心創作方向，嘗試在敘事詩這一相對小眾的體裁中，承載宏大的歷史主題。這既是創新，更是挑戰。創作過程中，作者數次深入昆明、玉溪、上海等聶耳生活過的地方采風，查閱大量歷史檔案，采訪相關研究者，力求在詩意的想象與歷史的真實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編輯團隊則全程跟蹤，從結構設計到史料核實，從意象錘煉到語言節奏，與作者反復打磨，最終形成了“小引+詩章”這一獨具匠心的雙重文本結構。以紀實筆法奠定歷史基石，以靈動詩行放飛藝術想象，虛實相生，讓聶耳的形象在歷史真實與詩性光輝的雙重燭照下，變得立體、鮮活、可感。

如何讓這部誕生于特定歷史語境的作品，與當代青少年讀者產生共鳴？這就既要堅守內容為王的原則，也要注重形式創新。一方面，嚴把政治導向關與史實準確關，在相關領域專家的審校下，確保大量黨史、國歌史細節經得起推敲；另一方面，編排設計考慮青少年的閱讀習慣，內文版式力求疏朗清新，在關鍵歷史節點配以簡要背景說明，幫助讀者理解。

作者在詩行中書寫聶耳的過去，也觀照當代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讀者讀到的聶耳，不僅是“為國而歌”的革命者，也是一個會迷茫、有焦慮，但在藝術道路上始終孜孜以求的熱血青年。這種“青春化”的敘事視角，拉近了歷史人物與當代讀者的心理距離，有利于讓紅色精神的傳承從“被動接受”轉變為“主動認同”。

在詩歌藝術層面，《號角》進行了一次可貴的美學探索。它將史詩的宏大敘事與抒情詩的細膩表達融為一體，既保持了歷史題材的莊重感，又賦予了文本強烈的音樂性與情感流動性。作品通過富有節奏和意象張力的現代詩語言，構筑出一個貫通歷史與當下的詩意空間，讓“為國而歌”的精神主題不再局限于史實的復述，而是升華為一種可誦讀、可感悟、可內化的審美體驗。這種以詩鑄魂、以美育人的實踐，正是《號角》在藝術上取得突破的關鍵，也讓紅色題材創作展現出歷久彌新的文學感染力。

《號角》的探索并未止步于紙質書。該書的有聲書由表演藝術家張凱麗和朗誦藝術家張宏演繹，他們以深沉動人的聲音為文字注入了新的生命。在有聲讀物的錄制過程中，藝術家們對作品內涵的深刻理解，為受眾增添了新的藝術享受。當激昂深沉的朗誦聲通過音頻平臺、學校廣播、線上活動流淌出來時，作品的感染力突破了閱讀的局限，實現了更廣泛、更具沉浸感的傳播。后續，《號角》還會被改編為音樂劇或舞臺劇，詩性的文字也將轉化為更具現場感染力與藝術張力的綜合表演作品。

《號角》的創作實踐為紅色主題內容的深度開發打開了新的可能與空間，作家和出版人正積極推進從“圖書”向“文化IP”的創造性轉化。不僅繁體中文版的出版工作已提上日程，力爭滿足世界各地華人讀者需求，而且結合云南地方文旅資源，聯合云南有關部門設計聶耳與國歌主題文化體驗路線，推動紅色資源與旅游、教育深度融合。這些拓展與延伸，是以紅色歷史人物的故事為原點進行創新性發展，讓紅色文化以當代人喜聞樂見的方式，實現更有效、更深入的傳承。作品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共鳴，因為它成功地將歷史課本中的聶耳還原為有血有肉、有理想有激情的青春生命，讓國歌的精神內涵變得可感可知。許多小讀者是通過《號角》，才第一次真切地“認識”了聶耳，理解了《義勇軍進行曲》為何能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引發他們探討青春與信仰、個人與時代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

當聶耳的故事被寫入詩行，《號角》奏響的是永不褪色的精神旋律，激發的是代代相傳的奮進力量。這嘹亮的號角聲，將在新時代的征程中持續回蕩，催人前行。

（作者系人民日報出版社原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