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野外生物學家喬治·沙勒

1954年夏，21歲的沙勒首次嘗試攀登阿拉斯加州的德拉姆火山未果。一周后，他與奧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雷爾一同成功登頂

米麗婭姆·霍恩著《對未知世界的鄉愁：喬治·沙勒傳》4月21日由企鵝出版社在美國出版

麻醉國寶的緊張程度超乎想象。“但愿這些動物不會在麻醉中死去。”沙勒1981年在為大熊貓佩戴追蹤項圈的工作中告訴他的學生，“要不然咱們下半輩子都得在監獄度過了。”

　　記錄美國著名哺乳動物學家、野外生物學家、自然保護主義者、作家喬治·沙勒（一譯夏勒）生平的第一部傳記于昨日（4月2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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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未知世界的鄉愁：喬治·沙勒傳》（Homesick for a World Unknown: The Life of George B. Schaller）厚640頁，由記者和暢銷書作家米麗婭姆·霍恩（Miriam Horn）撰寫，企鵝出版社印行。

　　德父美母的喬治·沙勒1933年生于德國首都柏林，母親是社交名媛，父親是納粹外交官。1947年，他以敵國僑民身份隨母移民美國，在密蘇里州舅舅家所在的森林里成長，后在阿拉斯加大學找到了畢生志向和終身伴侶。

　　1959 年，年僅26歲的研究生沙勒不顧生死攸關的警告，毅然踏上執行前輩口中“自殺式任務”的征程，前往比屬剛果，去做其他科學家不敢嘗試的事。通過與山地大猩猩——真正的金剛——同吃同住，沙勒與妻子凱·摩根大膽地拒絕攜帶武器和隨從，在叢林中建立家園，逐漸融入大猩猩的生活節奏和規則，更冒著極大的風險，在比利時殖民者突然撤離引發的混亂與暴力中守護可憐的金剛。經過兩年多的沉浸式研究，沙勒徹底改變了世界對大猩猩的認知：它們并非嗜殺成性的野獸，而是溫情的生靈，與人類的相似度遠超20世紀科學家的想象。他從此致力于革新人類對野生動物的認知，這一使命最終驅使他走遍四大洲，并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以至《2001太空漫游》的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和《侏羅紀公園》的原著作者邁克爾·克賴頓。

　　此后的幾十年里，沙勒陸續開展了對印度虎、塞倫蓋蒂獅、巴西美洲豹、大熊貓和中國西藏棕熊的開創性研究，一絲不茍地記錄下這些生靈的隱秘生活。為求理解與保護大小動物，他穿行于極端險境、暴力沖突和詭譎政局。他在坦桑尼亞為簡·古多爾的黑猩猩研究指明方向，也曾帶領彼得·馬西森深入尼泊爾尋找雪豹。沙勒重塑了野生動物科學，但其影響遠不止于此：他推動建立了廣袤的國家公園體系，并與當地社區攜手保護人類與野生動物共棲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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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沙勒今年92歲了。他生性低調，不喜歡拋頭露面，直到耄耋之年才同意米麗婭姆·霍恩為他立傳，認為這是他能為他畢生保護的野生動物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在《對未知世界的鄉愁》里，霍恩借助沙勒數千頁的日記與信件、跨越全球的訪談，以及兩次與這位傳奇科學家同行的野外考察，追溯了他如何成為現代野生動物保護學奠基人的歷程。該書第八章和第九章記錄了沙勒在四川的五年和在中國西藏的40年。

　　1980年，在世界自然資金會的邀請下，沙勒來到中國，在四川臥龍自然保護區對大熊貓展開行為學研究。“我們這群所謂‘外國專家’的作用，是從旁協助推動工作，并且把新的科技、觀念、技巧介紹給中國同事，而非做長期性的研究，我已經恪盡義務。”沙勒寫道，“我們詳細記錄了熊貓在不同季節所食用的植物部位，在實驗室分析竹子的營養成分，而且得知很多有關熊貓適應竹子生態的復雜細節。我們用無線電遙感勘測法，監視熊貓的動作與日常生活周期，這套方法是給熊貓戴一個內有無線電發射器的頸圈，個別監聽它們的訊號。我們也厘清了保育熊貓所面臨的問題，以及緩和這些問題應該采取的步驟。獲得基本資料以后，待辦的工作就很清楚，其他人會填補必要的細節，執行我們所建議的保護熊貓的策略。我必須承認，一旦完成基本觀察，我的研究熱忱就退燒了。我的心思轉移到對我而言更迫切的新目標上，也就是研究西藏高原上舉世獨一無二的野生生物。”（引張定綺譯文）

　　沙勒夫婦以中國山野為家。凱在臥龍寫給貝蒂娜的信中說：“這里寧靜祥和，我寧愿與喬治相伴于寒冷之中，也不愿回到羅克斯伯里喧囂的生活。”這是什么精神？中國人民目睹了這位西方科學家在四川艱苦卓絕的五年，最終給予他前所未有的特權，允許他深入中國最偏遠、最封閉的地區，開展長達數十年的研究。他成為第一位獲中國政府批準進入羌塘無人區開展研究的外國人。在此后的歲月，他65次來到中國西藏，與藏羚羊、西藏盤羊、巖羊、藏原羚、野牦牛、白唇鹿、野駱駝、藏野驢相伴，還破獲了兩起野生動物走私大案：一起涉及美國史密森學會的科學家協助獵殺瀕危物種；另一起導致近百萬動物喪生的案件則涉及一路通往紐約公園大道皮草柜臺的非法動物毛皮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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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沙勒畢生致力于完善他開創性的研究方法：以動物的視角，長時間地、盡可能減少干預地進入它們的世界。這需要經年累月的野外觀察、一絲不茍的田野記錄、艱苦卓絕的生存考驗，以及異于常人的孤獨耐受力。

　　20世紀中葉的動物學，尤其是在美國，崇尚控制實驗、圈養動物，以及觀察者與研究對象嚴格的隔離。沙勒堅持認為，理解動物需要同情心——不是多愁善感，而是嚴謹地將動物行為置于具體情境中加以理解。他相信動物擁有內心世界、社會結構和獨特的性情，值得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描述。他追求與動物的親密關系，而當時的科學潮流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走向抽象和專業化。

　　他的研究不僅是描述性的，更成為了該領域的基石。他對老虎和獅子的研究重塑了世人對捕食者行為與領地的理解，對大熊貓的研究則為保護工作奠定了科學基礎。隨著時間推移，沙勒逐漸從觀察者轉變為倡導者——他認識到，當物種棲息地逐漸消失時，僅靠記錄已不足以挽救它們。

　　霍恩認為，中國西藏讓沙勒完成了人生至關重要的轉向——將目光投向人類，并逐步轉向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護模式。他認識到中國西藏的游牧牧民和佛教僧侶對生靈的生存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動物在人類有保護動機的地方才能存活。如果缺乏當地居民的知識、參與和授權，自然保護事業終將功虧一簣。他和中國的同道攜手，為世界第二大自然保護區——羌塘自然保護區的物種爭取到了保護，并指導了三代野外科學家，他們如今在亞洲乃至全球的自然保護領域發揮著領導作用。

　　他還是經常想起唐唐、寧寧、龍龍、平平、美美、錦錦、威威、貔貔、貝貝、樺樺、雪雪和可憐的憨憨，以及黑熊逵逵和小熊沖沖，但最牽掛的是不擅長自我表達、喜怒格外不形于色的珍珍。他在1993年出版的《最后的熊貓》一書中寫道：

　　熊貓沒有歷史，只有過去。它來自另一個時代，與我們短暫交會。我們深入叢林，追蹤它的那幾年，得窺它遺世獨立的生活方式。本書是那段短暫光陰的實錄，而非回憶。

　　跟熊貓共同生活的那幾年，已成為我靈魂的一部分，就像熊貓用它燦爛的生命照亮竹林一般。我的回憶在沉痛與喜悅之間浮沉，常常牽掛威威和唐唐以及其他跟我有過接觸而自由生活的熊貓。最難忘的當然是珍珍，我永遠記得離開五一棚那天遇見珍珍的情景，她的突然現身仿佛是一件臨別贈禮。

　　我發現她在距營地不遠的地方，蜷著身體坐在一塊布滿青苔的大巖石上，腦袋低垂，嘴埋在交疊的前臂里。我悄無聲息挨近到距她四十五英尺處，靜靜等候。她抬起頭，滿不在乎地看看我，轉背對我，斜倚著身子，照舊睡她的覺。她無視我存在的態度中，帶著驚人的自信和無比的自由。她偶爾會換個姿勢，側睡或趴睡，有時起身抓癢或趕走臉上的蒼蠅。有一次，她朝傳來嘈雜聲響的營地方向看了一眼。兩個半小時后，突然下起傾盆大雨，她舉臂擋住臉，伸伸懶腰，打了個大呵欠。爬下巖石，開始嚼竹筍。我至此離去，而她的身形在幽暗竹林中發出柔和的光輝，最后像飄飄而落的雪花，融化在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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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4月18日，珍珍在距五一棚不遠的野外因自然原因去世，至少得年13歲。

　　張定綺漢譯沙勒著《最后的熊貓》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于1998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一版本的編輯沒有把指稱雄體的“他”和指稱雌體的“她”改成“它”。

　　專注于自然與環境保護的新聞平臺蒙加貝創始人雷特·巴特勒認為，作為一本厚達640頁的科學家傳記，《對未知世界的鄉愁》告訴我們，關懷始于觀察，而觀察需要時間。沙勒的方法緩慢而耗費體力，且不適合走捷徑。它要求觀察者長時間地陪伴動物，久到動物們停止戒備，開始自在生活。霍恩的著作正體現了這種耐心。其成果描繪了一種面向外部世界、面向其他生命形式的生活姿態，這種人生觀在今天日益稀缺。沙勒既不試圖征服自然，也不試圖逃避自然。他始終如一地努力以自然自身的邏輯去理解它。這種既謙遜又激進的追求，賦予了《對未知世界的鄉愁》持久的思想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