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大文學觀”已成為備受學界關注和熱議的重要話題。而“大文學觀”與“新大眾文藝”“新時代文學”“數字人文”“人工智能寫作”等詞被《文藝報》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聯合評選為“2025年文學理論評論高頻詞”，更彰顯了人們對“大文學觀”的肯定與重視。作為“大文學觀”的一個擁躉，亦來談談“大文學觀”。

一、何謂“大文學觀”

“大文學觀”的概念較早由楊義提出。2000年12月，《光明日報》刊發《文史哲三家暢談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楊義在題為《認識“大文學觀”》的文章中指出：“新世紀的文學觀要把傳統的博識與20世紀的精純，在新的時代高度上實行大文學觀的創造性整合，催生出一種具有精審的現代理性的文學──文化的生命整體性。”這是一個文學研究者、一位文學史家對21世紀文學的殷切期許。翌年，《文學評論》推出《價值重建與二十一世紀文學筆談》，楊義在題為《價值重建與文學批評》的筆談中指出：我們“既要糾正純文學觀的偏位，又要兼融純文學觀學理上的精審；既要繼承雜文學觀在知識上的淵博，又要把它的概念體系進行現代性的改造，惟有采取綜合性思維，建立中西文化雙軸兼備、又能發揮中國文化思維之優勢的文學觀，這就是繼‘雜文學觀’、‘純文學觀’之后的‘大文學觀’”。可見，楊義反對盲目照搬西方文學理論，主張建立一種既有國際視野又有中國特色、既兼容中西又以中為主的“大文學觀”。這種觀點在當時可謂空谷足音。按照楊義后來在題為《古今貫通方法論》的演講中所說，大文學觀“主要是要給文學研究提供一個大視野、大資料、大邏輯，把文學研究做大、做厚、做深，同時又把它做活”。他提出這個概念，固然與其“大國學術”“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等宏大的學術抱負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向我們展現了一種博大的文化胸襟，甚至展現了要以文學把握時代總體性的雄心。的確，文學不應被困在狹小的“純文學”的天地，而應作為一種文化存在；文學研究者要把文學放在宏觀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然而，關于“大文學觀”的討論日漸減少，直至沉寂。直到2025年前后，“大文學觀”才再度進入公共討論的視野，引發廣泛關注與深入探討。

對于“大文學觀”，雖然劉勇、孟繁華、張清華、周志強、李云雷、牛學智、湯俏、盧楨等人都做了較為充分的闡釋，但目前較為通行的概念似乎是：“為回應數字時代的文學形態新變，‘大文學觀’以深具包容性、開放性和歷史感的視野與時代對話，成為文學界關注的重要理論話題。它不限于純文學的學科邊界，而是輻射網絡文學、科幻文學、類型文學、跨媒介敘事等多元面向，直面當下文學面臨的新現實。”這是《2025年文學理論評論高頻詞》一文對該名詞的解釋，其理論性較強，闡釋得也相對到位。不過，我們或許還需要一些更接地氣的闡釋。

愚以為，“大文學觀”的“大”應取“廣大”之意，即廣義的文學觀。這與我們常說的“廣義文學”就聯系上了。也就是說，我們要秉持一種廣義的文學的觀念，即一切口頭語言或書面語言形成的具有文學性的文本（text，而非works），都是文學。因此，無論是小說、散文、詩歌、戲劇這四大文類，還是具有文學性的歷史著作、哲學著作、心理學著作、社會學著作等，都是文學；其發表的載體無論是紙質媒體，還是網絡媒體，都是文學；其存在的形態無論是純文字，還是視頻字幕，抑或彈幕，都是文學。

二、時代需要“大文學觀”

如前文所述，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楊義就另辟蹊徑，試圖用“大文學觀”來觀照文學，為文學研究與文學史書寫開辟一條新路。但歷史事實表明，這一“壯舉”在當時的影響并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時代所限。也就是說，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我們還不太需要“大文學觀”，或者說我們當時對“大文學觀”的需要程度還不夠迫切。如今，到了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隨著“新大眾文藝”的廣泛討論與深入研究，人們忽然意識到時代已在悄然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延河》編輯部在《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的開頭所寫：“世界巨變中。時代巨變中。生活巨變中。站在新時代的潮頭，我們發現：新傳媒時代到來，新大眾文藝興起。”新傳媒時代也好，數字媒體時代、網絡時代、短視頻時代也罷，一句話，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需要“大文學觀”。

2025年6月，“新大眾詩歌”在“新大眾詩歌暨中國詩歌網十周年研討會”上成為討論的焦點；2025年12月，“新大眾散文”由《“新大眾散文”新在哪里》一文做了較為全面的闡釋。這些概念都是在“新大眾文藝”被廣泛討論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創作的流脈由來已久。也就是說，我們早已有了“新大眾文學”。甚至可以說，我們早已處在新大眾文學的包圍之中，無論我們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而有了新大眾文學，卻沒有與之相應的“文學觀”，這是不應該的，每一位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都有提出與之匹配的文學觀的義務與責任。這是文學本身的需要，更是時代的需要。

當下的時代是一個人人平等的時代，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拿起紙筆、掏出手機，記錄自己生活、表達自己感受的時代，是每一個“我”都可能成為時代主角的時代。當下的時代是互聯網極其發達的時代，是傳播方式極其豐富的時代，是人工智能等各種新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當下的時代是中國擁有超11億網民的時代，是中國智能手機用戶超11億的時代，是中國短視頻用戶超10億的時代。這樣的時代，越來越多的人愛上了刷視頻，有事沒事刷一會兒，沉迷其中，無法自拔。這樣的時代，愈來愈多的人當上了博主，或真人出鏡，或借助AI，短時間內就會有無數條真實感人、生動有趣、抓人眼球的視頻上線全平臺。

這樣的時代，需要我們重提“大文學觀”、踐行“大文學觀”，唯有如此，唯有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廣泛地參與到各類文學創作與各種文學活動中，甚至讓人民大眾成為文學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讀者、欣賞者，才能從根本上振興文學，才能真正改變文學日趨邊緣化的狀態。

三、“大文學觀”的意義與影響

在這個“新大眾文藝”占據當下文藝主流的時代，在這個“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文學日漸邊緣化的時代，“大文學觀”的重提、弘揚與踐行，顯然有其積極意義與重要影響。

其一，“大文學觀”拓寬了文學研究的視野。

以“大文學觀”視之，一切具有文學性的文本都是文學；那么，原本那些不被當作文學、而如今按照“大文學觀”就可歸入文學的文本就成了文學研究的對象。許多文學作品，乃至文學家、文學思潮等，經過數十年的研究，經過幾代學人的耕耘，如今已很難產出富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這還只是傳統形態的文學，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新形態的文學，或者說多元形態的文學，如互動文學（彈幕文學、選擇劇情式文學、讀者共創式文學等）、視聽文學（播客文學等）、影視衍生文學（劇本殺文學、短劇文學等）、碎片化文學（朋友圈文學、小紅書文學、短視頻文學等）、賽博文學等，可能都值得我們展開研究。這無疑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研究對象。當然，這些形式都可以是文學，但最終成果是否真的可以歸入文學，其本身就需要研究者予以辨認；因而，文學研究顯得更加重要。還需指出的是，“大文學觀”是相對于“純文學觀”而言的，不同的人，其“純文學觀”亦是各不相同的，有人認為網絡文學不屬于純文學，甚至有人認為日記乃至雜文不屬于純文學，那么，對這些人而言，其研究的領域可能會得到更大的甚至可說是極大的拓展。

其二，“大文學觀”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繁榮。

楊義在《認識“大文學觀”》一文的結尾寫道：“中華五千年和多民族的文化，是具有充分的魄力和元氣涵養自己的文學之大家風范和大國氣象的”，文學“必然會在大文學觀念下返回自己的本性、本位、本體，并開拓自己廣闊自由的運思空間，使文學成為千古文明和真實生命的現代傾訴，從而以一批里程碑式的創作，實現新世紀的輝煌”。現實的確如此，由于我們對“新大眾文藝”和“大文學觀”的重視與倡導，近年來，中國文學界涌現出大量的別具一格而又富有意義的作品，如“外賣詩人”王計兵的散文集《成珍》、“草根作家”常玫瑰的散文集《左手詩情，右手煙火》、“清潔女工作家”瑛子的散文集《擦亮高樓——清潔女工筆記》、“體育老師作家”章新宏的散文集《從江右到嶺南》、“燒烤詩人”溫雄珍的詩集《在炭火上安居》、“漁村詩人”沈漢炎的詩集《有些光不會消失》、365位普通人創作的日歷形態的作品《活著本身就是意義》、劉震云和路人共同創作的“便利店文學”等。這些作品中，有許多屬于“素人寫作”，其表達可能稍顯稚嫩，甚至有人認為其中一些與文學相距甚遠，但以“大文學觀”視之，其無疑屬于文學。事實上，這些作品一進入大眾視野，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追捧。可以說，這種多元包容的文學觀念與創作導向，激發了全民的文學創造力，推動了文學作品數量與質量的雙重提升，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繁榮。

其三，“大文學觀”推動了社會文化的發展。

文學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是時代的記錄者與反思者；對社會文化而言，文學作為最基本的文化產品，一直在為社會發展與進步提供精神滋養與智力支持。具體到“大文學觀”來說，它可以吸引許多原本從事其他職業的文學愛好者加入寫作的隊伍，進而在寫作中充分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從而傳承民族精神，傳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可以引導創作者把握時代的脈搏、記錄社會的發展，或批判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或歌頌生活中的小美好、小確幸。與此同時，它把文學從“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神壇上請了下來，使其真正走向了民間，走向了大眾；它讓許多人成為寫作者，成為欣賞者，讓文學成為連接不同群體乃至溝通不同文明的橋梁，促進文化的普及與傳播，豐富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提升全民的文化素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精神力量。

總之，“大文學觀”呼吁的是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文學。文學，或者往大了說——文化，與經濟類似，開放不一定是唯一的策略，但一定是最好的一條路徑。“大文學觀”的弘揚與踐行，勢必會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促進中國文化的繁榮，擴大中國文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