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情》劇照

對話嘉賓：

王翠艷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教授、院長

梁振華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電視劇《春天里》總編劇

李嘯洋 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許 瑩 記者

近年來，一批以勞動者為主角的影視作品脫穎而出。《山海情》《大江大河》《奔騰年代》《麓山之歌》《春天里》等作品以鮮活的勞動者形象為載體，生動鐫刻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壯闊歷程。值此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之際，本報邀請三位深耕影視創作與勞動影像研究的創作者、學者，共同探討影視作品中勞動者形象的塑造與變遷，深入挖掘勞動敘事的時代價值，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崗位上創造不凡的勞動者。

——編 者

主持人：勞動者形象始終是影視創作關注的重要領域。作為新中國攝制的第一部長篇故事片，1949年表現鐵路工人搶修松花江鐵橋的電影《橋》，首次在銀幕上正面展示工人階級的形象。20世紀80年代的電影《血，總是熱的》《人到中年》，20世紀90年代的電視劇《外來妹》《情滿珠江》《車間主任》等經典作品，都為觀眾留下了歷久彌新的勞動者形象。在各位看來，這些經典作品及其塑造的勞動者形象，為何能跨越時代、深入人心？它們在勞動者形象塑造上，有著哪些共通的特點？

王翠艷：正是這批作品在勞動者形象塑造上的成功賦予它們跨越時代、深入人心的感染力。首先，這批作品的作者都有一線勞動的體驗與經驗，他們在創作時調動了自己真切的生活積累與情感記憶，就像魯迅在《革命文學》中所寫到的“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真實自有其力量；其次，作品中的人物達到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藝術高度，不唯是生動的“這一個”，同時也凝聚了社會轉型期人物命運的共性，具有厚重的內蘊；最后，創作者善于將人物置于結構性困境中深入展現其矛盾與復雜、困惑與糾結，這樣的形象符合人性本真而易獲得共情。

梁振華：這些作品之所以擁有持久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們共同堅守了現實主義的立場。無論是《血，總是熱的》還是《車間主任》，它們都沒有回避時代轉型的陣痛，而是在真實的矛盾沖突中展現勞動者的韌勁。這些形象成功將“個體命運”嵌入“宏大歷史”。觀眾記住的不是某個完美英雄，而是敢于在僵化體制中突圍的廠長，或是在瑣碎日常中扛起責任的車間主任。他們在克服外部困難的同時，也在完成內心的跋涉與成長，這種將個人命運與時代進程緊密咬合的敘事，讓角色跨越年代，至今仍能喚起我們心中對于“把事做成”的樸素敬意。共通之處在于，這些形象身上都有一種“拙氣”——不投機、不虛空、堅實、有力量。英雄式的光環終會褪色，但在局限中依然選擇前行的勇氣，卻能在任何時代都擊中人心。

李嘯洋：這些優秀作品之所以能成為經典，是因為它們歷經時間淘洗，成功塑造了兼具時代先鋒性與平民人情味的形象，聚焦改革大潮中面對的各種困難和矛盾，全景式呈現了改革時代的世風與人心。這些作品反映的是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實際情形，質感扎實，創作態度誠懇。就人物塑造而言，它們告別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高大全”的造神式的人物塑造方式，呈現了改革一線堅韌的勞動者的高度責任感以及主人翁精神。

主持人：新時代以來，伴隨產業升級、社會分工迭代，影視劇中的勞動者形象已從傳統產業工人，拓展到科研技術人才、新業態從業者、新時代建設者等多元群體。您認為這些新時代勞動者形象，相較于此前形象，體現出哪些新的特質？近年來相關影視作品，在塑造新時代勞動者時，呈現出哪些共同的創作趨勢？

王翠艷：影視劇中勞動者形象從傳統產業工人向科技人才、新業態勞動者等群體的拓展，呼應了我國制造業升級、服務業擴張以及新業態興起的現實境況，是社會結構變革在藝術創作與文化敘事中的必然反映。據我觀察，這些勞動者形象的塑造，呈現出三個新特質：其一是“知識型勞動”受到關注，作品不僅強調勞動者的拼搏奉獻，同時也注重表現他們的創新精神。《大江大河》中的宋運輝、《麓山之歌》中的衛丞、《淬火年代》中的柳鈞，都具有上述特點。其二是勞動者的“個體主體性”日益彰顯，勞動者的拼搏精神既源于家國情懷，同時也與其渴望自我實現的職業理想息息相關。三是職業敘事和情感敘事高度融合。作品中的職業場景與職業細節更加鮮活，同時充分融入愛情、親情、友情等情感敘事。

梁振華：如果說過去的勞動者形象更多是在時代轉型的夾縫中負重前行，那么新時代的勞動者則是在技術變革的浪尖上重新定義自身。他們身上首先體現出了極強的“主體意識”。例如《春天里》的鐵振國，從鄉村闖入城市，他的“軸”與不服輸，是為了證明自己的人格與手藝能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這種由生存壓力倒逼出的強悍人格，是新時代勞動者的顯著特質。其次，技能的專業性與人的全面發展被提升到了同等地位。這幾年我們在創作中明顯感到，塑造勞動者已不再單純寫“苦情”與“犧牲”，而是濃墨重彩地描摹他們精湛的技藝與智慧的閃光。創作趨勢上，最核心的是從“仰視的頌歌”轉向“平視的對話”。創作者真正走近那些“熟悉的陌生人”時才會發現，他們的故事遠不止于奔波和勞作。他們用雙手改變城市，也把城市里的見聞、觀念和生活方式帶回鄉村；他們在進城與返鄉之間穿行，連接著兩種生活，也見證著一個時代的變化。

“深潛”“打撈”職業群體的獨特思維與情感

主持人：新時代勞動者形象在精神內核、外在形象、職業敘事等方面，較之前發生了顯著轉變，這背后折射出我國時代發展與價值觀念的深刻變遷。在這種背景下，影視創作應如何平衡職業真實與藝術表達的關系，既還原不同職業的專業特質，又避免勞動者形象陷入符號化、懸浮化的困境？

王翠艷：避免人物形象的符號化與懸浮化是任何創作都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勞動者形象的塑造尤其如此。首先要扎根現實、追求生活質感。無論是情節敘事、人物及人物關系設定還是場景設置，都要有生活質感的浸潤。其次要有人性深度。不僅要展現勞動者的外部動作與行為，更要展現其內在的情感褶皺；不僅要刻畫人與人、人與外部環境的沖突，更要呈現人與自我的沖突，也就是主人公靈魂的掙扎及在行動中的反思與成長。第三，保持敘事過程中的“職業密度”：將勞動者置于職業場域，讓職業特有的矛盾與壓力驅動故事走向。總而言之，要避免勞動者身份標簽化，避免刻意煽情和強行拔高人物，避免劇作矛盾與職業處境脫節。

梁振華：這是我們在創作中面臨的最大考驗，也是我時常警醒的一點：拒絕架空和懸浮。平衡的關鍵在于“深潛”與“打撈”。職業真實不僅僅是操作流程的規范，更是該職業群體獨有的思維邏輯與情感表達方式。在創作《春天里》時，我和劉汀、張輝等編劇搭檔在建筑工地與工友們同吃同住，才發現砌筑工、鋼筋工不僅有過硬的技術行規，更有他們對待挫折與希望時極其鮮活的語言。要避免符號化，就必須在這些鮮活的語言和細節里浸泡夠久。我們之所以把鐵振國寫得那樣“軸”，把高中寫得那樣“擰”，并非為了概念對立，而是源于采訪中真實人性的啟發。藝術表達要去捕捉勞動者在遭遇名利誘惑、人生磨難時那一瞬間的猶疑與堅守。只要我們把土壤里的根須挖得足夠深，細節里的血肉足夠飽滿，呈現出的勞動者形象就自然帶有行業的專業烙印，而不會淪為空洞的贊美詩。

李嘯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弘揚主旋律的影視創作中不乏優秀的勞動者形象，但部分作品陷入了套路化敘事的困境：用刻意煽情的戲劇沖突制造感動，導致形象懸浮扁平，缺乏真實的生命力。

新時代的勞動者形象塑造，應當跳出模板化表達，回歸現實主義的創作路徑：既要傳遞主流價值的正向引導，也要直面當下社會的真實圖景，回應職場生態的現實挑戰，展現勞動者在時代浪潮中的機遇與勇氣。《年會不能停！》《奇跡·笨小孩》等電影作品之所以收獲青年觀眾的認可，正是因為它們以鮮活的敘事折射職場生態，讓勞動者形象擺脫空洞的贊美，成為兼具專業特質與人性溫度的立體表達。

新大眾文藝助力勞動敘事廣泛傳播

主持人：當前新大眾文藝蓬勃發展，受眾審美多元化、傳播方式多樣化，這既為影視作品中勞動者形象的塑造帶來了新可能，也提出了新要求。這一背景下，勞動者形象影視塑造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分別是什么？創作者應如何把握機遇、應對挑戰？

王翠艷：當前新大眾文藝的蓬勃發展，為影視勞動者敘事打開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前景。機遇層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文藝形態更為多元、生產成本更為低廉、傳播渠道更為暢通、受眾審美更為包容，這四個“更”使影視從業者擁有了更多的創作自由，也使其作品更能精準觸達受眾，從而有利于勞動敘事的廣泛傳播；其二是新媒介賦權使勞動者可以借助短視頻、微短劇、微紀錄片等形式記錄自己的生活，真正實現了從“知識分子代言”到“勞動者自我表達”的躍遷，勞動者的生活、情感和心靈由此得到最為真切的呈現。

挑戰自然也是切實存在的，主要是新媒體平臺的流量導向會導致勞動內容的輕量化、娛樂化和獵奇化，快速的敘事節奏、強烈的戲劇沖突、對人物外貌與情感的過度強調等，都會消解勞動敘事的厚度與溫度。

梁振華：機遇在于，傳播方式的多樣化打破了以往精英視角的壟斷。那些默默無聞的群體，比如我們鏡頭下的建筑工人，正通過短視頻、新媒體等渠道以更野生、更生猛的方式進入大眾視野。這倒逼我們的影視創作必須拿出比現實更沸騰的故事來。挑戰同樣嚴峻。在碎片化、娛樂化的審美浪潮中，這類講述汗水與堅守的慢敘事，很容易被流量所稀釋。我們不應去迎合快消品式的感官刺激，而應利用多樣化的媒介去構筑沉浸式的體驗。創作者要做的，是像定海神針一樣守住現實主義的精神內核，同時在形式上勇敢吸納新語態。讓勞動者形象走進互聯網語境，通過細膩的鏡頭，把工地宿舍、城鄉路途上的那份厚重質感傳播出去，讓勞動者形象在多元審美中占據不可替代的“質感高地”。

李嘯洋：新大眾文藝豐富了勞動者的人物形象，也豐富了表達內涵的可能性。以前的影視作品中多塑造工人、農民，今天的勞動形態和職業身份更加多元化了，這些職業給影視作品塑造新的勞動者形象提供了豐富的現實素材與時代視角。當前部分短劇創作中，存在明顯懸浮、娛樂化偏差，精品影視要避免把勞動者簡單身份化。不少短劇中出現“千億總裁裝成外賣員和富家千金談戀愛”的橋段，爽感是有了，但是這與現實嚴重不符，只是拿身份做戲，身份背后的勞動和精神空殼化了，影視作品應加強在這方面的價值引領。

主持人：新時代的勞動敘事，如何更好地貼合大眾情感、傳遞“勞動最光榮”的主流價值？在具體創作中，如何通過細節刻畫、敘事創新，讓新時代勞動者故事引發廣泛共情，讓勞動精神真正走進觀眾心里？

王翠艷：“勞動最光榮”在影視作品中的實現，不能讓劇中的人物喊口號，而要通過鮮活的人物、高超的敘事與真實的情感邏輯，讓觀眾自己得出結論。真正有誠意、有力量的勞動敘事，需要直面勞動過程的艱辛，唯有呈現這一點，勞動者的形象才能獲得情緒感染力與道德感召力。無論什么樣的敘事創新，都應服從人物情感的真實，要讓觀眾感受到勞動者真實的困惑與自豪、疲憊與夢想。勞動敘事的目的，是讓觀眾看完作品后，對勞動更多一份溫情、敬意與自豪感。

梁振華：要引發共情，首先要舍棄假大空的套話，回到以“人”為本的敘事。在創作《春天里》時，我深刻體會到，枝繁葉茂的生活才是創作最好的導師。鐵振國兄妹、高中等人物，之所以能打動觀眾，是因為他們身上有每個普通人都可能經歷的卑微與榮光。讓勞動精神走入觀眾心里，不能靠生硬的道理，而要靠“交付”的細節——比如，工友之間無需多言的信任，師徒之間手藝的傳承。“勞動最光榮”的主流價值，應當隱藏在人物一次次咬牙堅持的“不放棄”里。讓觀眾看到，勞動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勞動者用以對抗虛無、確認自我價值的武器。

李嘯洋：創作者要知曉當下觀眾的心理。影視劇苦口婆心講勞動者的光輝事跡，觀眾可能會覺得與他的實際生活脫節而選擇棄劇。觀眾關注一部影視作品，除了關注故事本身，其實更希望透過其中的故事和角色，看見自己、看見時代。新時代的勞動者故事引發共情、傳遞“勞動最光榮”的主流價值，不僅要有接地氣的角色將觀眾代入特定情境中去，更要有新視角、新發現、新表達的加持。

這些勞動者形象打動人心

鮑秋吉（重慶市第六屆勞動模范，重慶數悟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技術牽頭人）：

在眾多現實題材影視作品中，我偏愛《山海情》《我在他鄉挺好的》里那些并不起眼的勞動者形象，這些形象悄悄塑造了我對“勞動”二字的理解。

《山海情》講的是一群最普通的農民和技術人員，在干旱荒涼的土地上，一點點把“黃沙地”變成“致富田”。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反復試驗滴灌、調整品種，一次次失敗，再一次次重來。那種“和命運死磕”的勁頭，極致體現了勞動精神：條件再差，也要在自己的崗位上，把每一分力氣都下在工作的推進中。后來，我帶隊做人工智能在農業、工業上的應用，每當面對環境惡劣、數據混亂、設備落后這些現實難題時，我總會想到劇里的那些人——既不浪漫化困難，也不向困難低頭，而是扎實把問題拆小，分步驟解決。

《我在他鄉挺好的》中那一大群“異鄉打工人”，沒有宏大口號，只有地鐵末班車、出租屋燈光下的勤懇與堅持。無論是外賣騎手、客服，還是寫字樓里的年輕人，都是當代城市產業工人的縮影。對我觸動很大的一點是：他們表面在“為公司打工”，本質上卻是在為自己爭取更體面的選擇權。也正因為如此，我在團隊管理中，會更在意工作時間的邊界、公平的晉升規則和清晰的成長路徑——尊重每一個普通勞動者的付出，這是我作為勞動模范必須守住的底線。

如果說這些作品給我留下了什么最深的印象，那就是：勞動從來不是抽象的詞語，而是無數具體的人在具體崗位上的具體堅持。他們有情緒、有脆弱，也有倔強和創造力。對我而言，這些影視形象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不斷提醒自己——我所從事的數字科技與人工智能賽道的價值，不在于概念有多新，而在于是否真正改善了一線勞動者的處境。我們做的每一次算法優化、每一次流程重構，最終都應體現在工人更安全的工作環境、更合理的勞動強度和更有尊嚴的生活上。

在這個意義上，這類題材作品既是鏡子，也是標尺：它們照見了這個時代最真實的勞動身影，也為像我這樣的科技工作者指明了方向——無論技術發展多快，腳步都不能離開普通勞動者的土地。

欒玉帥（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京東物流快遞員）：

我喜歡電影《鐵人》，小時候就聽家里人說過，鐵人王進喜、鐵人精神，后來看了電影，讓我熱血沸騰，也受到很大啟發。這部電影以老一輩石油工人王進喜為原型，真實還原了當時的惡劣環境，看的時候我感到很心酸，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

影片里最打動我的，就是王進喜和工友們那股“不怕苦、不服輸”的拼勁兒。沒有先進設備，他們就用肩扛手挖；沒有足夠的工具，他們就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水泥。王進喜喊出的“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這話聽著樸實，但那股子為了國家建設豁得出去的勁頭，久久震撼著我的內心。他們把一顆心都撲在工作上，這種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精神，是老一輩勞動者最真實的寫照。

作為一名新時代的快遞員，看著《鐵人》里的故事，我總覺得自己和他們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們現在的工作環境比當年好太多了，但那份吃苦耐勞、腳踏實地的勁頭不能丟。我每天騎著車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風里來雨里去，派送每一個包裹。遇到刮風下雨、因時效延誤面臨客戶不理解的情況時，只要一想到王進喜他們在荒原上“啃硬骨頭”的樣子，我就覺得眼前這點困難算不了什么，必須得堅持住、扛下來。

《鐵人》這部電影讓我明白，勞模精神不是憑空而來的，是從一代代勞動者的實干里傳下來的。無論時代怎么變，崗位是什么，只要我們守住初心，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到極致，就是不平凡的。

李子禹（河北省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中車唐山機車車輛有限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高級技師）：

作為一名投身高鐵智能制造事業的產業工人，電視劇《鐵馬豪情的日子》給了我很大觸動。劇中，老一輩鐵路工人是平凡而偉大的勞動者典范。他們面對民族工業的積貧積弱與技術封鎖，未曾退縮半步，從長辛店機車廠到祖國各地，他們用雙手檢修機車、以匠心攻克難題，在戰火紛飛與艱苦歲月里點燃實業報國的奮斗火種。他們不畏艱險、無私奉獻，秉持“當大工匠、修最難機器、造最好火車”的堅定信念，生動詮釋了老一輩產業工人的不屈不撓與自強不息。這種直面困境不低頭、扎根崗位肯實干的態度，深深影響著我，也讓我懂得，勞動是攻克難關的底氣，堅守是成就不凡的根基。

如今我投身高鐵制造，更真切體會到這種精神的傳承力量。高鐵從“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再到中國高鐵領跑全球，背后是無數工程師、技術工人在實驗室反復鉆研、在生產線精益求精的日夜深耕。他們緊盯精密零件公差、打破核心技術壁壘、筑牢質量防線，這正是新時代產業工人對鐵路工匠精神的延續，是新時代勞動者的擔當與堅守。

我愿將《鐵馬豪情的日子》等優秀作品承載的勞動精神融入高鐵建設崗位中，以青春為筆、勞動為墨，把個人成長與國家裝備制造業發展緊密相連。深耕技術、苦練本領，在平凡崗位中追求不凡，為中國高鐵自主創新、裝備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貢獻全部力量，做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的新時代勞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