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從草原到天下——熊召政長篇歷史小說《忽必烈：南征大理國》新書分享會”在國家大劇院藝術資料中心舉辦。作家熊召政攜新作《忽必烈：南征大理國》與戲劇演員趙嶺、楊淇，青年合作鋼琴家肖明儒等嘉賓將文學對話、選段朗誦與音樂表演三種形式融匯，帶來了一場關于歷史、文學與藝術的交流對談。本次活動由國家大劇院與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聯合主辦。

《忽必烈：南征大理國》是熊召政的最新長篇歷史小說。1252年，忽必烈奉其兄蒙哥大汗之命南征大理國，他拜會東道諸王，復現成吉思汗班朱尼河盟誓；親臨京兆府征兵，打破蒙漢藩籬。而后一路向南，踏川滇煙瘴之地，破蒼山雄關之險，定邊隅紛爭之局，合諸族各異之風。經此一戰，奠定了西南邊疆永屬中華的根基，蒙古也正式由草原走向天下，開啟大一統王朝的盛世序章。

重塑被遺忘的“秀才”帝王

活動伊始，現場播放了《金中都》宣傳片，片中提及了對于北京城而言殊為關鍵的歷史節點——海陵王完顏亮遷都。正是這場遷都開啟了北京860余年的都城歷史。繼“金”之后，熊召政將目光投向了“元”，聚焦元世祖忽必烈波瀾壯闊的南征歷程進行歷史書寫。談及為何以忽必烈為書寫對象，熊召政坦言，這與他對“一帶一路”歷史脈絡的思考有關。深入翻閱史料后，他發現忽必烈其實是一位被低估的君主。“在忽必烈時期，無論是海上絲綢之路還是陸上的絲綢之路，都是國家的財政支柱之一。”熊召政指出，一個由蒙古騎兵建立的帝國，卻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海上艦隊，馬可·波羅正是乘坐元朝的戰船來到中國，忽必烈更率先在馬六甲海峽建立了中國海軍的第一個海外基地。在他統治期間，元朝的統治面積跨越五個時區，每一天他的國土上都有太陽升起的地方，也有夕陽西下的地方。因此，熊召政認為：“忽必烈統治時期的元朝有那么多輝煌的歷史事件，為什么今天卻不為人所知呢？這是歷史對他的不公平。”

帶著這份為忽必烈“鳴不平”的心，熊召政決意撕掉這位帝王身上“威猛彪悍”的標簽。他在書中賦予了忽必烈一個稱號——“秀才”。對此，他解釋道，忽必烈是所有蒙古宗王中最熱衷漢文化、最愛讀書的一位。故事以忽必烈不忍射殺一只野兔開始，顯示出他與生俱來的悲憫情懷。“他一直有一種悲憫的精神，是儒家的入世和悲憫。儒佛結合的文化修養成就了他，但他也因此被他的長輩、被他同宗的宗王稱為秀才。”

為了讓觀眾直觀感受忽必烈的形象，戲劇演員趙嶺登臺朗誦書中開篇章節——《第一個看到十個太陽的人》。在肖明儒的現場鋼琴伴奏中，趙嶺以張弛有度的聲線，將少年忽必烈與祖父成吉思汗圍獵時的對話娓娓道來。成吉思汗在對話中提出屠城的立威方式，而成年的忽必烈卻在南征大理國的過程中展露出與眾不同的惻隱之心。祖孫間思維方式的碰撞，奠定了統治者由武力征服走向仁政的精神基調。

朗誦深深觸動了熊召政，他將思緒拉回那個催生出“十個太陽”這一開篇意象的黃昏。在新疆月帖古忽蘭山的天都河畔，他親眼看到九曲河道中倒映出九個太陽，與天上的太陽交相輝映。“當我看到九個彎曲的河道里面都有太陽的時候，我感受到了一種特別的詩意。它的寓意是我們的光明源頭只有一個，它灑到大地上，讓我們都能夠感受到太陽的威力。”由此，“十個太陽”成為整部小說磅礴氣象的起點。

有讀者提問，忽必烈對漢文化是否只是工具性的利用，熊召政回應，忽必烈在蒙古草原上建造的第一座王城取名“開平王城”，源自北宋思想家張載“為萬世開太平”這一千古名句，他期望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可見忽必烈有著很深的漢人哲學思維。”在熊召政看來，忽必烈吸收漢文化，其核心在于領會儒家哲學的精髓，而非詩詞歌賦的表面文章。

大漠深處的女性光輝與君臣佳話

文學的魅力在于塑造人物，而熊召政筆下的人物總能讓讀者過目難忘，尤其是那些帶著草原氣息的女性角色。

談及女性角色的塑造，熊召政坦言，寫蒙古女人是一大挑戰，若用漢人女子的思維去寫，哪怕臺詞再美也是不對的，他必須在落筆時時刻警醒，收斂漢人腔調，去捕捉那份蒙古女人獨特的堅毅與豪邁。為呈現這一文學追求，戲劇演員楊淇在肖明儒細膩婉轉的鋼琴伴奏中登臺，朗誦了書中橋段《兩姐妹心中的臭男人》。這段文字實則是小說中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寫給忽必烈的一封書信。信中察必表達了對忽必烈的思念，又講述了自己與懷有身孕的忽必烈正妻忽魯黑臣之間進行的一場推心置腹的深談，贊嘆丈夫是最大的成功者。楊淇以溫婉克制的語調，將信中察必與忽必烈溫暖真摯的夫妻情、忽魯黑臣與察必超越了宮廷權斗的女性間惺惺相惜的姐妹情緩緩鋪開，令全場觀眾沉浸其中。

阿龍感嘆這段關系“極其和諧”，熊召政則指出這正是他苦心經營的效果。“我要將蒙古人的意象與漢人的語言結合起來寫這封信，要讓大家聽起來像蒙古人的語言，可是在接受度上又不存在語言的障礙。”他特意點出察必信中那句“你南征的勝利我還沒有看到，但你在家中的勝利已經像不兒罕山上的太陽，照耀到每一個親人身上”，稱這句話“完美地展現了蒙古女性的豪邁與深情。”

楊淇參演了熊召政話劇作品《金中都》，她稱贊熊召政對于女性角色的塑造：“話劇里的每個女性角色都鮮明生動，從兀魯姑姑到烏林達，無論戲份多少，都有著人物的弧光，熊老師非常擅長描繪堅韌強大的女性。”

書中君臣際遇的段落同樣令人激賞。阿龍與趙嶺即興合作，朗讀了忽必烈與謀士董文炳初次見面的對話。董文炳千里赴約投奔明主，抵達時數十隨從僅剩兩人，他以一番慷慨陳詞贏得忽必烈的信任，當場被委以元帥重任。兩人緊湊有力的對白，營造出歷史關鍵時刻的緊張氛圍。熊召政借此深入剖析忽必烈的用人之道：“一個人若能在一分鐘內做出正確的決策，那他就是一個天才，三天內才能做出決策的，也能算是人才。忽必烈從來沒有因為用人而耽誤太多的時間，他僅通過一次談話就確定了自己的用人決策。”在熊召政看來，正是這份精準果決的判斷力，讓忽必烈得以將姚樞、劉秉忠、董文炳等英杰收入麾下，成就了日后的宏圖霸業。

用腳步丈量出的“史詩”

一部歷史小說的誕生，文字工作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是漫長而艱險的采風跋涉。分享會現場，熊召政與多年的摯友溫琳分享了這部小說創作背后種種不為人知的艱辛。

熊召政回憶起2019年10月與溫琳在蒙古國尋找燕然碑的經歷。那一天，他們凌晨五點即從烏蘭巴托出發，在廣袤無人的戈壁上驅車穿行，一日之內歷經大霧、大雨、烈日、冰雹、沙塵暴等七種天象的輪番洗禮。行至荒野深處，車輛突然爆胎，“你找不到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任何坐標。”幾經周折找到那塊銘刻著歷史的石碑時，天空已烏云密布，而就在他們走近的瞬間，霞光驟現，烏云退散，宛如神啟。溫琳動情地說：“這么多年陪著熊老師寫《忽必烈：南征大理國》，深知旅途何其奔波，而熊老師這么大年紀還能堅持下來，實在令人敬佩，也正是如此，他才能寫出這部大場面、大氣魄的著作。”熊召政則以一句平淡而深刻的話回應：“我只是沒時間老，我的時間都在跋涉的過程中。”

文學創作艱辛而偉大，將文學搬上有聲舞臺的跨界合作同樣精彩且深刻。本場活動就是一次成功的驗證——趙嶺用聲音塑造了少年帝王的血肉，楊淇以語調傳遞了蒙古女性的柔情，而肖明儒的鋼琴伴奏，則以音樂的觸角探入文字的縫隙，時而蒼涼如大漠孤煙，時而溫潤如草原月色，讓歷史在旋律中變得可聽、可感、可觸。談及與國家大劇院的合作，熊召政以“妙不可言，美不勝收”來形容，他認為小說是“個體戶的勞動”，而話劇乃至一場朗誦會，則是團隊每個崗位通力協作的成果。這種對藝術品質的共同堅守，同樣表現在一本書從編輯到出版的各個環節。熊召政透露，《忽必烈：南征大理國》完稿僅花費八個月，但編輯時間卻耗費了一年多，在這個過程中，編輯們付出了很多。對此，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忽必烈：南征大理國》責任編輯胡曉舟表示，“熊老師是一位優秀的歷史小說作家，也是一位學養深厚的學者。在熊老師筆下，‘歷史’和‘小說’完美結合。作者對浩如煙海的史籍、資料的廣泛閱讀，事必躬親的田野調查，特別是嚴謹、縝密的學風，使得作品具有卓越的史識，雍容大氣；而其對人性的深刻體察和嫻熟自如的敘事能力，營造出跌宕起伏的情節，塑造了深刻動人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