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逐步推行嚴厲的文化審查制度，大量左翼文藝書籍被列入禁書名單[1]。然而，這些“反動書籍”并未銷聲匿跡，反而在城市中持續流傳。這一禁而不絕的現象，促使我們將研究目光從純粹的文本或思想分析，轉向其背后的物質生產與社會流通網絡。這一研究路徑的轉變，與近年學界對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重審趨勢契合，即不再局限于既定的概念框架，轉而探究其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的具體生存形態，更深入地理解其激進性[2]。該路徑的核心在于，打破對文本的孤立分析，將其放到實踐關系中去。由此，本文將借鑒書籍史的研究視角[3]，將左翼文學文本視為在多重社會關系中流動的書籍物質實體，勾勒其出版網絡，追蹤其生產、傳播的全過程。

1931年，魯迅托名“三閑書屋”，自行出版自任編輯的兩本蘇聯小說譯作《毀滅》《鐵流》。十余年后，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以《毀滅》為例談到這批普羅文學譯本在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指出它們為讀者帶來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4]。《毀滅》《鐵流》一波三折、牽連頗廣的出版流布史，為解剖左翼文藝的禁書生意提供了一個絕佳樣本。追溯二書的生命史，本文將集中探討以下三個核心問題：在生產端，審查制度如何分化書商的經營策略，作者、編者、出版商與審查者間如何博弈，進而重塑了左翼文學的出版市場生態？在流通端，支撐禁書突破官方封鎖的商業邏輯、分銷渠道和地下網絡又如何構建與運作？此外，禁書如何通過調整物質形態與市場定位，適應并連接不同城市與階層的消費者？

一、制造洪水：《毀滅》《鐵流》的出版輾轉與左翼冒險生意

在自撰的三閑書屋版《毀滅》《鐵流》廣告中，魯迅宣言：“敝書屋因為對于現在出版界的墮落和滑頭，有些不滿足，所以仗了三個有閑，一千資本，來認真紹介誠實的譯作，有益的畫本，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寧可折本關門，決不偷工減料。”[5]以自印的兩本書與其時的出版界對壘，魯迅起初頗為自信。然而半年后，“用錢千元，而至今收回者只二百”[6]，大大折本，銷行遠不如預期。魯迅只得將紙型交付光華書局，自認“外行人實在弄不過書賈”[7]，回到與書業合作的故道。事實上，為促成這二書的問世，魯迅與書局曾四度合作，卻四經波折，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歷史”[8]。《毀滅》《鐵流》的輾轉出版，既是魯迅個人的挫折體驗，也濃縮展現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市場運作邏輯。下文將跟隨魯迅的經歷，從發掘《毀滅》《鐵流》的出版史開始，首先考察書業如何助推左翼文學潮流的涌起，隨后重點討論官方查禁如何引發市場的劇烈轉型，并導致不同類型的出版商在生存壓力下改變出版策略。

魯迅自述《鐵流》問世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歷史”（《鐵流·編校后記》）。

《毀滅》《鐵流》的譯書計劃，始于1930年上海聲勢浩大的“新興文藝的叢書潮”。所謂“新興文藝”，即20世紀20年代以來蘇聯及世界各國左派作家的普羅文學創作。1930年初，滬上多家新書局嗅到這一新熱點，紛紛搶譯，春潮書局擬出版的魯迅編《現代文藝叢書》是其中之一，預告收入《潰滅》（即《毀滅》）、《鐵之流》（即《鐵流》）、《十月》等12部作品[9]。其時各書局對普羅文學譯書的選目頗多重復，且互不相讓。以《鐵流》而論，在一則報道中就同時出現了水沫書店《新俄文學叢書》、春潮書局《現代文藝叢書》中的兩種擬譯本[10]。此外，南強書局在其組織的《新興文藝杰作選集》中，也加入了楊騷譯《鐵流》。

普羅文藝復譯潮使左翼文學大量面市并為世人所知，而這場浪潮的背后，則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與“新書業”之間心照不宣的合作。1930年3月，“左聯”成立，整合起各激進文藝“小集團”——太陽社、創造社、我們社等。對“左聯”而言，形成聯盟的不僅是幾個同人社團及各社成員，更是社團及其書刊出版商的結合。在剛剛過去的革命文學論爭中，小集團策略大見成效，革命文學的熱銷令出版方大獲其利，也令幾個社團的文學見解得以迅速傳播。從革命文學論戰到左翼文學聯合，“左聯”解散社團，去除“小集團主義”[11]，但仍須繼承小集團的文學生產路徑，延續聯盟中人與出版商捆綁發展的生產路徑，發起共同運動。“左聯”所選擇合作的書商們，其時被稱為“新書店”，其行業為新書業。所謂“新書業”，是由新文化人主持、專注新文化及新文藝出版的新書局的集合。新書業伴隨著新文化運動而生，蓬勃于大革命前后。1928年，21家書局成立上海新書業公會[12]；1931年，上海新書業增至五十余家，體量規模達到頂峰[13]。作為上海出版界的一股獨立力量，新書業掌控了激進文化市場，與相關作者、讀者聯系最緊密，自然成了“左聯”創造“無產階級藝術”[14]的主要生產陣地。

《新書業公會宣言》，《開明》第1卷第8期，1929年2月10日。

然而，春潮書局的《現代文藝叢書》有預告而無成果，《毀滅》《鐵流》出版遇到第一段波折，魯迅旋即另覓書商。1930年4月，神州國光社迅速接手叢書，與魯迅等人再簽出版合同[15]。與春潮書局迥異，神州國光社接手《現代文藝叢書》后運作扎實。1930年6月，柔石首先譯出《浮士德與城》，魯迅作此書后記；9月，《浮士德與城》作為《現代文藝叢書》第一部在神州國光社印行，并在《申報》打出大幅廣告[16]。

出版方迅速更替，揭示了大規模查禁來臨前，初期左翼文學市場競爭的核心要素在于資本實力，這使得大量同質化書籍被迅速復制、快速傳播，制造出一個新的激進文化市場分支。春潮書局、水沫書店等雖有市場嗅覺，但多為數百元集資創辦的小書局，融資又僅基于利潤回收，財力不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承諾時常落空[17]。相比之下，神州國光社于1930年被掌握廣東省軍政大權的陳銘樞收購，后者注資40萬元，財大氣粗[18]。它不僅能快馬加鞭運作叢書出版，還能夠迅速兌現經濟承諾。至1931年2月，魯迅陸續收到叢書稿費及編輯費1040元，待遇頗豐[19]。與“五四”及大革命時期新書局往往能憑借少量資金以小博大獲取成功不同，隨著20世紀30年代初新書局數量激增，激烈的同業競爭造成“資本勢力侵入了新書店”，創辦一新書局，起步須籌集數萬元才可能在競爭中有些優勢。同時，初期左翼文學市場的內容高度同質化：其時能產出內容的左翼作者、譯者相對較少，他們分享的理論及創作資源又往往同源。因此，各書局的競爭重心并不依賴于內容品質，而是爭奪作者與譯者、提高出版速度。更重要的是，他們采取了一系列商業手段，包括“減低折扣去應付各地的推銷處”“裝潢門面來吸引顧客”，以及“多支廣告費來宣傳他們的出品”[20]。這些舉措意在拉攏上海及各地的大宗主顧，建立長期的銷售聯系，從而搶占經由上海流通全國的分銷渠道。這需要雄厚且持續的資金來支撐漫長的回款周期。

1931年上半年，國民黨黨中央及上海方面黨政軍三方配合，展開一場持續半年之久的官方查禁運動，徹底改變了左翼文學市場的游戲規則。1月19日，淞滬警備司令部突擊搜查華通、樂群、北新、群眾等四家書局門市，并拘捕華通書店經理；3月，多家書店“據說因出售反動書籍”被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查封。查封書店是為敲山震虎，2月中旬，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部召集上海23家書局代表（基本為新書業）開會，討論查禁“反動刊物”問題，要求書局將“查禁之書籍，請即燒毀”，以自證“非有政治背景或有政治活動”[21]。官方行動釋放了強烈的政治高壓信號。新書業火速通過上海市商會，集體呈文國民政府，申訴書局僅為商業經營，與政治無關[22]；被封書局則自行銷毀禁書，又向有關各方行賄，終于在四五月間陸續解封[23]。盡管左翼文學市場的生產主體得以保存，然而市場的根本性質已然改變。官方監管的不確定性、缺乏穩定的懲罰標準和禁止制度、依賴運動式的突擊管理，是市場轉型的催化劑。這使原本風險與收益相對可預期的穩定投資市場，轉變為充滿變數的高風險、高波動投機市場。《毀滅》《鐵流》后續的出版波折，正表現出各市場主體在這一新生態中的掙扎與抉擇。

查禁運動后，《毀滅》《鐵流》印行又遇三段波折。面對轉型后的左翼文學市場，接手《毀滅》《鐵流》的三家書局如何應對二書稿，就像一面鏡子，映射出基于各自迥異的資本狀況與經營制度，做出的三種典型選擇。

風暴到來，資本最雄厚的神州國光社率先退出。1931年初，神州國光社迅速將《現代文藝叢書》合約作廢，稱“已經交去的當然收下，但尚未開手或譯得不多的其余六種，卻千萬勿再進行了”[24]，《毀滅》《鐵流》出版二度碰壁。這一決策表明大資本有著規避政治風險的商業理性。對于追求長期穩定增值的神州國光社而言，左翼文學出版已從一項有前景的投資轉變為高風險的負資產，終止相關出版計劃、從該市場抽身，是維持穩健經營的最優選擇。

神州國光社退稿后，魯迅將《毀滅》交給大江書鋪。1931年9月，《毀滅》在大江書鋪印行。書鋪成立時，經理陳望道即注意吸收資本，“籌足一萬元再開辦”[25]，從多方吸取資金，建設股份制企業制度。作為中等規模的出版商，面對官方壓力，它既希望堅持激進文化出版路線，又須對股東負責，盡量規避風險。因此，大江書鋪采取了折中策略，出版《毀滅》但對其進行了“脫敏”處理：不僅將譯者“魯迅”之名隱去，代以“隋洛文”，更將發排稿中占相當篇幅的、闡釋性的序跋刪去，僅留下正文[26]。如此刪改出版的方式，是為了在迎合市場與政治自保間尋找微妙平衡，折射出中等規模書局在夾縫中的生存之道。

《毀滅》魯迅譯稿的手稿，1931年。

魯迅對大江書鋪的刪改頗為不滿，決定自印“有序跋，不改名的”《毀滅》[27]，并致信遠在蘇聯的曹靖華，承諾他翻譯的《鐵流》“仍必當設法印出”[28]。1931年11月，三閑書屋版《毀滅》《鐵流》最終面世。可惜個人出版終究難敵專業書商，二書銷量不佳，為減少損失，魯迅1932年6月將《鐵流》紙型交付光華書局[29]。光華書局是典型的合伙制書商，小本經營，外來資本少，1931年合伙人盧芳、張靜廬離開后，書局更由老板沈松泉一人掌控，決策靈活[30]。與大中型書局不同，它選擇擁抱風險，在投機市場中尋找機會。上海“一·二八”事變后，官方管制稍松，光華書局尋到縫隙，同年8月快馬加鞭刊印出冠以自家名頭的《鐵流》。光華版《鐵流》不僅存其全貌，且連續在《申報》等媒體上推出大幅新書廣告，高調宣傳這本“魯迅先生校譯”的“世界革命詩史”[31]。1933年6月，光華書局又以《大眾文藝叢書》之一的名義，推出以曹靖華譯本為底稿的何谷天（周文筆名）編《鐵流》通俗本。然而，光華版《鐵流》問世不久即遭禁止，光華書局轉向地下銷售，并以此為借口，僅支付象征性的50元版稅后便“不付一文”，魯迅感嘆其“利用左翼作者之被壓迫而賺錢”，自己“算是上了一個當”[32]。光華書局的行徑頗集中地展示了投機者的邏輯：利用規則的模糊地帶博取高額利潤，并在風險來臨時將成本轉嫁給作者，其靈活的生意經正是投機市場催生的新生態。

神州國光社、大江書鋪與光華書局迥異的出版策略，映射出左翼文學市場主體的深刻變動。1934年春，上海市黨部查禁26家新書局出版的149種左翼文藝書籍，大江書鋪版《毀滅》及南強書局版《鐵流》名列其中。此事因被魯迅詳錄而留名文學史，作為官方禁錮嚴厲的實證[33]。不過查禁運動連綿數年，激進的新文藝書卻禁而不絕，正可見轉型后的左翼文學市場仍頗活躍，占據相當空間。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查禁的“重災區”已從新書業開拓期的領先者北新書局，轉移至現代書局等新興“冒險者”身上。這表明中國左翼文學市場主體已完成一輪大換班：實現現代企業制度轉型、資本雄厚的大中型新書局，多數選擇逐漸退出這個高風險領域；新的市場龍頭則被小書商占據，它們信奉另一種經營法則——回歸小本經營，根據查禁標準迅速調整策略，在規則邊緣做冒險生意。

投機必然伴隨著強烈的不穩定性。1934年大查禁前后，經驗豐富、身段靈活如光華書局，交際廣泛如大江書鋪，亦難承受市場的劇烈波動，均因資金周轉不靈出讓版權，為其他書商兼并[34]。兩家書店的遭遇代表著其時中國激進文化市場“旋生旋滅”[35]的殘酷生態——單個書局往往快速開張，又迅速歇業。然而，投機市場所特有的高收益，總是吸引著新的參與者，書局個體生命周期極短，但其產品卻能在不同書商之間接力流轉。

如魯迅、瞿秋白在公開通信中所論，這場“洪水泛濫”[36]般的左翼譯著潮，其根源正在于“書賈的投機”[37]。這一判斷，實已觸及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市場運作機制。“左聯”成立后，其與新書業的密切合作催生了一個充斥著同質化內容的激進文化市場。國民黨的查禁運動隨之到來，卻并未消滅左翼出版市場，而是將其迅速推向投機化，并進行了一次主體篩選：風險與收益的不確定性驅逐了追求穩健的大資本，卻吸引了在規則邊緣騰挪的小書商。小書商雖“旋生旋滅”，卻以高風險、接力式的投機運作，在官方日益嚴密的管制之下，維系了禁書的持續產出。《毀滅》《鐵流》幾經輾轉的出版歷程，正是這場制造“洪水”的冒險生意之生動縮影。它表明，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生命力不僅源于其文本的思想力量或作者的理想與激情，更深植于一個由商業邏輯、市場機制與政治縫隙共同編織的物質網絡。正是在看似混亂卻頗富韌性的出版體系中，左翼激進文化才存續下來，并形塑了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面貌。

二、雙城暗流：《毀滅》《鐵流》的滬平傳播與左翼禁書網絡

20世紀30年代，在國民黨官方的文化審查下，被查禁的左翼文學卻能穿透封鎖并擴散開來，其背后依托的是一個獨特的書籍流播網絡。本節將以《毀滅》與《鐵流》的傳播軌跡為線索，討論以上海與北平兩地為核心的地下禁書網絡的構成特質及其支撐中國左翼文學運動展開的運作機制。

“代售處：內山書店（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38]，三閑書屋版《鐵流》封底前一頁印有如是廣告，《毀滅》末頁也做類似宣傳。事實上，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是魯迅自印二書的唯一指定銷售處。值得注意的是，《毀滅》《鐵流》出版過程中所牽涉的諸書局，門市均集聚于這條路左右：內山書店向南步行幾分鐘，是大江書鋪發行所景云里4號；南強書局也不遠，位于公益坊38號；水沫書店同樣在公益坊內；春潮書局在不遠處的四達里104號[39]。時人回憶，20世紀30年代前后，“新知書店、群益出版社、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水沫書店、天馬書店、春野書店、南強書店、大江書鋪、湖風書局、創造社出版部”等十幾家書局集聚在北四川路一帶，“出版進步書刊”，北四川路由此成為上海四馬路（即福州路）書店街外的“第二條文化街”[40]。這個街區對讀者的誘惑力，亦引起國民黨官方注意：“查近日市上發現共黨所著刊物頗多，言論荒謬，或詆毀黨國，或誘惑青年。查此類書籍，大都在租界內各小書坊寄售。”[41]

北四川路能夠成為禁書中心，源于其特殊的邊緣區位。北四川路處在公共租界與華界相鄰的灰色地帶，中方與租界當局的法律管轄都難以完全有效施展。“一·二八”事變后，日本在虹口地區的勢力增強，街區“實質上歸日本人統治”[42]。由日本僑民內山完造經營的內山書店，正是在這種格局中找到了生存空間。內山完造曾公開聲明，其書店“向來決不作潛漏法網之行為……一切販賣之書籍，皆以在日本政府之法規條令之下，合法出版者為限”[43]。這番表態看似守法，實則以遵守日本法律為名，行規避中國法律之實，從而將國民黨官方的查禁力量幾乎化為無形。在1936年一幅內山書店的外景攝影中，瞿秋白《海上述林》與魯迅《南腔北調集》，還有日文書籍《最新支那要覽》《日本國際年鑒》，同時放在櫥窗中展示[44]。這正代表著內山書店其時的經營策略：售賣中國禁書和進口日文書籍。這種利用地緣政治縫隙創造出的“合法”售賣“非法”書籍的空間極為稀缺，使得內山書店迅速成為左翼作家、讀者乃至各組織的交匯點。20世紀30年代，內山書店銷售額中高達六成由中國讀者貢獻[45]。

《魯迅先生生前常至之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作家》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5日。

值得注意的是，北四川路眾多小書局構成了禁書的流播源頭，但它們的輻射范圍主要在上海本埠。其時具一定規模的上海出版商，往往向書業龍頭商務印書館看齊，既在上海設置總館，面向來自全國各地的分銷商批發書籍，又在各省設立分館、分局，自建發行體系，這是現代中國出版工業條件下書刊發行的主要方式。這樣的書局往往將總發行所設立在上海四馬路一帶，使得那里成了全國書籍市場的中心[46]。而北四川路諸書局大多資本不豐，無力在上海以外設立分支機構。它們的門市往往集編輯、總務、發行為一體，規模小且隱蔽，難以進入外地批發商的視野[47]。更重要的是，自國民黨查禁升級后，原本位于四馬路、愿意代銷部分激進文藝作品的大書商紛紛收手，北四川路小書局曾嘗試在四馬路建立的聯合門市也宣告解體[48]。這意味著，左翼禁書被從主流的、由上海輻射全國的發行通路中排除出去，而其出版商基本無力主動組織全國性流通，銷售范圍主要局限于上海本地。左翼文學要想真正穿透封鎖，必須找到突破上海地域限制的新路徑。

真正使左翼書刊走出上海的，是北平的翻版業。三閑書屋版《鐵流》印行僅半年后，魯迅便得知它“在北平有翻板了”，因此決定把紙版售給光華書局，“讓商人和商人去對壘”[49]。魯迅說的“翻板”即盜版書，已在當時的北平蔚然成風。北平翻版業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并構成了禁書網絡突破上海、流通全國的關鍵“放大器”[50]。下面將從包含《毀滅》《鐵流》在內的一樁“翻版中破天荒之巨案”[51]談起，重訪這沉默而龐大的出版市場。

1932年春，新書業公會代表洪雪帆、史佐才等人由上海至北平，集中調查翻版書市場。密查取證后，新書業代表發動胡適等著作人聯名致函北平市長以及教育、公安等部門，督促官方取締翻版書籍。北平市政府基于多方壓力，發布訓令，指示從嚴徹究，北平公安局不得不逐漸展開對盜版集中地的檢查[52]。繼零星查獲勸業場、西單游藝場書攤中的翻版書數種后，5月22日，警方查抄了東城梅竹胡同文治書社主人趙勛臣宅，當場繳獲“翻版書籍凡二百余種，約數萬冊”，以及客戶往來賬簿等，這次行動被稱為“破獲翻版書總機關”[53]。如此行動令北平分銷書販“甚為震動，紛紛將偽書藏起”，北平諸市場中以賣偽書為生的書攤隨之倒閉者眾[54]。然而，兩個月后新書業公會代表返滬，本地書商認為“捉捕翻版書嚴重時期已過，各家又拿出來發賣了”[55]，北平市面迅速恢復原狀，盜版依舊。

貫穿20世紀30年代，上海新書業始終在與北平翻版書商斗爭[56]，無休止的貓鼠游戲背后，是北平翻版書業已形成一套相當成熟的運作機制。就書籍生產的基礎設施來說，北平并不遜色于上海。其時北平印刷業相當發達，據統計，“正式鉛印者，有三十余家，兼大小石印者，約有五百余家，職工當在萬人左右”，“無門市字號”者“更難核計”[57]。此外，北平的書籍銷售網絡亦已齊備，由大書商向“肩背包袱，攤于街市”[58]的小書攤書販兜售，而其時北平書攤登記在冊者“已有二百余個”[59]，未登記的浮攤更不可計數。北平以外，翻版商則依托津浦、平漢、正太、北寧等鐵路，將書籍發往華北、東北以及西北各省的各大商埠[60]。相較上海新書業，北平翻版商所欠缺的主要是內容原創能力與作者資源，但這成了翻版書的成本優勢。時人計算，印一部2000冊的正版書成本近五百元，其中稿費占近一半，盜版省去稿費，僅需二百元左右[61]，因此，翻版書售價至多低到原書三折[62]。如此低廉的價格，令翻版吸引力大增。過剩的物質條件及低廉的制造成本，令北平成為“翻版書大本營”[63]。利用基礎設施條件，北平翻版形成了系統化的操作流程。文治書社、文華書局以及“有錢有勢”的群玉山房等，形成了幾個經營北平翻版生意的龍頭[64]。它們緊盯上海新書市場，一旦發現熱門書籍，便迅速組織將偽版送往本市印刷廠秘密印制。成品出爐后，一面“強迫書儈排銷”，占領本地市場；一面印制目錄、郵寄函件，向外省批發，將盜版書輸送到天津、濟南、開封、太原、西安等北方樞紐城市[65]。除了內容原創性，翻版書商的印制、銷售和地域覆蓋能力，已與上海大中型書局無異，而有過之無不及的，是翻版網絡的靈活性與耐久力。一旦遭到查究，翻版商便連人帶貨轉移到周邊城市，躲避風頭后即重操舊業。如群玉山房老板楊調孚，1932年被威懾后，“竄往保定自辦大河北印刷公司，變本加厲，進行翻印，更加活躍”[66]；1934年保定公安局一次清查，搜出《鐵流》在內的萬余冊“反動書籍”[67]，即其頑強生命力和快速恢復生產力的明證。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翻版商對盜版目標的選擇邏輯。在“破獲翻版書總機關”案中查獲的二百一十余種翻版書中，除幾種張恨水小說及二十余種社科著作外，絕大部分為新文藝書籍，其中又以左翼或大革命后傾向革命文學的作家著譯為主，占據了總書目的三分之二。郭沫若、蔣光慈的著作，《母親》《蟹工船》《士敏土》等普羅文學譯作成為重災區，大江書鋪版《毀滅》及南強書局版《鐵流》亦在此列。翻版商的矛頭，精準地指向了北四川路的小書局和四馬路上對激進文藝曾有所涉及的中等規模出版商[68]。做如此選擇，并不是出于文學品位或政治立場，而是基于翻版商畏強欺弱的經濟理性。一方面，他們敏銳地發現“此種出版物，頗合一般青年口味，銷路甚廣”[69]，市場需求旺盛而正版供給受阻，存在巨大的利潤空間；另一方面，他們考量上海書業勢力，精確地評估了法律風險。出版教科書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資本大”，維權能力強，找上門來，“發生的麻煩也必不易對付”[70]；出版“普羅文學之著作”的，“多為上海之小書店，大半北平均無分號”[71]，勢單力薄，難以跨省追責。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左翼書籍本身就處于國民黨官方的查禁名單上，其出版商的經營行為本就“違法”，正版書商自家即游走在法律邊緣，便喪失了通過合法途徑維護自身版權的資格。上海查禁越嚴，正版書商的法律地位越脆弱，北平翻版商的風險就越低。官方的文化壓制，成為刺激盜版產業繁榮的催化劑。

面對這一局面，魯迅等左翼作者亦因勢利導，承認了盜版的價值。其時，胡適、周作人等新文學作者，視翻版者為“坊肆奸商”“著述出版兩界之蟊賊”，呈請國民政府將其清掃以“維護文化”[72]。魯迅卻發覺這破壞性力量背后的建設性潛力。在自印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上，魯迅戲仿式地印上“有人翻印，功德無量”[73]，公開放棄版權，主動喊話翻版。面對北平來訪者詢問自己作品的流通情況，他笑稱：“翻印也好，大家能夠看到就好。”[74]在魯迅看來，這些盜版商恰為另類的激進文藝傳播者，以逐利之心，行功德之事。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封面及版權頁（三閑書屋1936年版）。

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得以沖破查禁突圍而出，關鍵在于形成了一個以上海與北平為雙核心、功能互補且極具韌性的禁書傳播網絡。上海北四川路的小書局依托租界邊緣空間，成為左翼禁書的孵化器。然而，受制于資本與發行渠道的瓶頸，其影響力主要局限于本地。北平的翻版書商則扮演了大眾傳播者的角色，他們精準捕捉到禁書的市場需求與正版商的法律軟肋，利用自家強大的生產與分銷能力，將上海生產的小眾產品進行大規模、低成本的復制，并迅速傾銷至全國。滬平書商之間形成了一種奇特的共生關系。對于上海的左翼書籍出版商而言，北平的盜版者無疑是竊取其果實的蟊賊。然而在客觀效果上，正是這些盜版者將激進文藝播撒到上海之外的廣闊區域。反之，對北平的翻版商來說，上海小書局是其賴以為生的宿主。他們自身不具備策劃和組織原創內容的能力，其整個商業模式都建立在對上海新書潮流的快速跟進與復制之上。一旦上海的源頭枯竭，他們的生意便無以為繼。因此，上海小書局提供原創內容，北平翻版商提供低成本、廣覆蓋的復制與傳播，二者主觀動機不同，卻在對抗官方文化管制、滿足市場需求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協作。這個禁書網絡沒有統一的領導，亦無嚴密的組織，它的聯結紐帶是書籍市場自發形成的供需關系，卻展現出相當強的適應力：上海書局被封，可換名另開；北平翻版被查，可遷地繼續經營。當官方的打擊集中于某一點，網絡的其他部分并不會癱瘓，這種去中心、靈活機動的特性，使其難以被徹底拔除。如此由地緣縫隙、市場機制和民間智慧黏合而成的雙軌網絡，不僅有效規避了官方壓制，更拓展了左翼文學的影響力，成為支撐中國左翼文學運動在高壓下展現頑強生命力的關鍵。

三、一書兩面：《毀滅》《鐵流》的物質分化與禁書市場機制

左翼文藝在文化高壓下仍保持活力，其書籍傳播網絡的適應力不僅存在于出版和分銷，也延伸至零售一線。以《毀滅》與《鐵流》為例，同一作品在上海與北平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物質形制與銷售價格，并進入差異化的消費場域。那么禁書是如何依托書籍的物質性，調整市場定位、連接目標讀者的呢？

在上海，左翼禁書的銷售呈現出典型的精品化策略，最直觀的體現是精印本的形制與定價。三閑書屋版《毀滅》與《鐵流》采用高品質的道林紙，配以厚實的布紋紙封面，制成講究的毛邊本。不僅如此，書中還附有三色套印的作者肖像、多幅插圖以及詳盡的序言與注釋。如此精良的裝幀與編排，加以三百頁上下的體量，使得書籍成本高昂，售價也遠超普通讀物，分別為一元二角和一元四角。即便是刪減或非直譯的版本，如大江書鋪版《毀滅》或南強書局版《鐵流》，售價也需一元以上。與此同時，上海的書籍市場充斥著大量廉價讀物，例如實售僅幾分錢的“一折八扣書”，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大書局發行的“售價多在一角左右”[75]的教科書及民眾讀本。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左翼禁書在裝幀、用料和定價上，都遠超當時上海出版業的普遍水準，其市場定位顯然更高。這種精品化路線，并不僅僅是魯迅等出品人的個人審美偏好，也是出版商在有限的上海禁書市場中的理性生存選擇。隨著官方查禁力度的加強，資本雄厚的大中型書局紛紛退出左翼書籍市場，接手者多為資本薄弱、抗風險能力差的小書局。它們面臨著多重經營壓力：既要支付不菲的稿費與編校費用，又要隨時準備承擔書籍被禁、血本無歸的風險，且銷售渠道有限，無法像大書局一樣通過全國鋪貨來攤薄成本。在此困境下，薄利多銷已不可得，不如提升單本書的品質與定價，走“以質取勝”的路線維持利潤。

《毀滅》中的三色版印作者畫像（三閑書屋1931年版）。

因此，小書局在宣傳時普遍強調激進文藝書籍的品質保證，著力凸顯其忠于原著、譯者權威、校對精良、印制精美等特點。魯迅自撰的《鐵流》廣告即一典型：“由曹靖華從原文譯出，前后附有作者自傳，論文，涅拉陀夫的長序和詳注，作者特為中國譯本而作的注解。卷首有三色版作者畫像一幅，卷中有作者照相及筆跡各一幅，書中主角的照相兩幅，地圖一幅，三色版印法棱支畫‘鐵流圖’一幅。道林紙精印。”[76]采用這樣的策略的市場邏輯在于，既然無法覆蓋廣大的普通讀者，那么不如將目標客戶精準鎖定在那些有一定經濟實力、對書籍質量有較高要求的文化職員群體[77]。此群體雖然規模有限，但購買力相對穩定，足以支撐小規模印次的持續運轉。

《鐵流》中的地圖一幅（三閑書屋1931年版）。

作為左翼禁書在上海的重要銷售終端，內山書店等所處的北四川路及其自身的空間氛圍，進一步強化了這些書籍作為精致文化商品的定位。對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居民而言，北四川路是號稱“第二南京路”的繁華商業街，“摩登”的商業性使其成為一個展示全球同步商品、服務中外人士的消費空間[78]。對于當時以“蕩馬路”為消遣的青年來說，陳列在這條街上的商品，無論是櫥窗里的時新西裝、進口香水，還是書店里的左翼書籍，都一同被視為“物質文明的賞賜”[79]。換言之，左翼文學精印本在到讀者手中之前，就已被北四川路的消費語境賦予了“奢侈品”的底色。上海工人阿累（朱凡化名）購買《毀滅》《鐵流》的自述印證了這一點。當阿累身著黃咔嘰布的工人制服，走進顧客多為“西裝同胞”的書店時，他首先被《毀滅》精美的裝幀所吸引：“灰綠色厚布紋紙”封面，厚實的“洋紙”內頁，以及“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的裝訂，都令他由衷地贊嘆“太好了”[80]。然而，書價“一塊四”[81]，是他一天多的工資[82]，且相當于和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幾天的飯費[83]，劃出了一道清晰的階層界限，讓他望而卻步。換句話說，北四川路的商業語境以及書籍本身高成本、高品質的物質屬性，令左翼禁書被成功地錨定在租界的消費符號體系之內，成為一種超出普通城市勞動者生活必需、象征精英品位的文化奢侈品。

上海北四川路街景，20世紀30年代。

魯迅收到友人從北平寄來的《鐵流》翻版后，評價為“壞紙錯字，弄得一榻胡涂”[84]。相較于精品化的上海模式，北平左翼禁書的銷售模式則是廉價化。如此轉變，源于北平翻版書商對禁書物質形態的大力改造和對成本的大幅壓縮。在盜印過程中，翻版書商以提高速度、降低成本為唯一準則。基于此，他們在底本選擇上，往往舍精就粗，優先選擇初版本，而非后出轉精的版本[85]；在紙張上，普遍使用最廉價的白報紙；在裝訂上則盡量簡化，多為簡易平裝[86]；在排版校對方面相當粗劣，鉛印重排錯字連篇，石版翻印則往往脫漏[87]。這一系列物質改造，加以剔除了占正版書籍成本近半的版稅，令翻版書售價低至原書三折以下。低廉的制造成本、相對較弱的監管力度，塑造了北平與上海相反的禁書市場邏輯，即崇尚薄利多銷。

一篇小品曾談到，20世紀30年代，“《鐵流》《毀滅》《母親》等的作品，能流傳一時于北平，也未嘗不是翻板書的好處”[88]。翻版低廉的定價使得左翼禁書的購買門檻大大下降，北平的禁書市場也因此頗為紅火。北平反盜版行動后，有學生立刻向報社投稿，直言查禁翻版書對“一般窮學生的打擊也不輕”，皆因上海原版書的價格令北平學生“望而卻步”，只有翻版出來后，自己案頭上才放置得起[89]。經濟拮據，正是將自認來自“中下之家”的北平學生群體推向翻版書市場的主要動力之一。而這種經濟上的制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些北平學生的消費空間和行為模式。他們清晰地劃分出兩個書籍世界。一個是屬于“戴著五千度近視眼鏡的學者博士”的琉璃廠，那里“精究版本”，舊刻善本更是昂貴；另一個則是屬于“貧苦學生青年”的市場書攤，充斥著“版本粗劣、錯字連篇”的翻版新書[90]。后者多指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兩大新式商場，時人調查東安市場內丹桂商場，“全場書攤書店凡三十余家，幾無一家不售偽書”[91]。對那些“敏于感受的青年”而言，面對“內憂外患”與“社會上貧富懸隔”的社會現實，又懷有強烈的“求知欲望”，渴望從學院外尋找解答困惑的資源，因此“越是沒有錢，越好看書買書”[92]。北平學生與翻版禁書之間穩固而活躍的消費關系，就此生成。

北平東安市場書攤，20世紀30年代。

無論是上海的精印本還是北平的翻版書，《毀滅》《鐵流》在不同城市呈現出的“一書兩面”，指向查禁與市場約束雙重壓力下，左翼書籍在流通過程中的適應機制。在上海，禁書通過高價精印的精品化策略，將其成功塑造成一種附著于現代商業空間的文化奢侈品，嵌入了城市精英階層的消費符號體系；在北平，翻版書則以廉價化為唯一準則，通過對書籍物質形態的徹底改造，依托商場書攤，使其成為青年學生能夠負擔、用以反抗精神困頓的媒介。禁書物質形制的分化，促成了其市場定位、消費層級的分流，左翼文藝正是借由看似不同的書籍物質形態，突破了單一渠道的局限，形成對不同讀者群體的覆蓋。

結語

魯迅編印《毀滅》《鐵流》的出版與流布史，不僅是一段關于魯迅與書商、政治與市場博弈的故事，更構成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生態的縮影。左翼文學的激蕩與傳遞，既源于其思想與敘事的鋒芒，也依托一套嵌入經濟結構與社會網絡的書籍生產傳播機制。換言之，左翼文學的持續生產，實質上是一種以物質實踐為支點、在政治禁令與市場邏輯之間尋求生機的社會過程。從上海小書局的冒險經營到北平翻版商的靈活復制，以滬平雙城為中心，一個由地緣縫隙、商業冒險與民間智慧交織而成的禁書網絡延展開來，使激進文本在官方逐漸嚴厲的審查下，獲得了持續的流動性與生命力。在這一書籍網絡中，著譯者、出版者、翻版者、販售者與讀者共同構成了左翼文學的多重支點。出版端的制度應變，使激進文本得以不斷再生產；流通端的翻版機制與區域分銷，拓展了文本的傳播空間；書籍的物質形態分化，則使左翼文學文本以差異化的傳播形態連接不同社會群體。禁書的精印與翻版、奢侈與廉價的并存，不僅反映了市場層級的分流，更體現了左翼文學在不同社會語境中的適應性與生存策略。

此外，追蹤《毀滅》《鐵流》的出版流布軌跡，我們也能看到，這一故事的參與者不僅有歷來為人矚目的大文學家魯迅，也包括那些在既往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小人物”乃至無名者——逡巡的審查官員，精明的書賈，街市的小販以及在書店櫥窗前駐足、在書攤間徘徊的普通消費者。正是這些行動者構成了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社會肌理。他們的實踐提醒我們，應從更貼近社會日常的層面出發，關注左翼文學運動中多樣化的行動主體及其交織成網的關系，察知其在復雜社會環境中展現出的動態能量與實踐張力。如此，或將再次激活對這場重要的激進文化運動的歷史想象。

注釋：

[1] 參見王煦華、朱一冰輯：《1927—1949年禁書（刊）史料匯編》第1、2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

[2] 參見程凱：《尋找“革命文學”“左翼文學”的歷史規定性》，《鄭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張廣海：《左聯籌建與組織系統考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康凌：《“街頭是我們的戰場”：左翼詩歌中的感官經驗與都市空間斗爭》，《文藝研究》2025年第1期。

[3] 關于書籍網絡研究，以及吸收了接受理論、新目錄學等方法的書籍史研究，參見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Vol. 111, No. 3 (1982): 65-83；羅杰·夏爾提埃：《文本、印刷、閱讀》，林·亨特編：《新文化史》，姜進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164頁。

[4]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6頁。

[5][76] 魯迅：《三閑書屋印行文藝書籍》，《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頁，第505—506頁。

[6] 魯迅：《320618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12卷，第310頁。

[7][49][84] 魯迅：《320624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2卷，第314頁，第314頁，第314頁。

[8][24] 魯迅：《〈鐵流〉編校后記》，《魯迅全集》第7卷，第385頁，第386頁。

[9] 《介紹〈現代文藝叢書〉》，《萌芽》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1日。

[10] 《新興文藝的叢書潮》，《出版月刊》第3期，1930年3月10日。

[11] 《上海新文學運動者底討論會》，《萌芽》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12] 《新書業公會宣言》，《開明》第1卷第8期，1929年2月10日。

[13] 《上海的書店》，《書報評論》第1卷第5期，1931年5月25日。

[14]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15] 魯迅：《日記十九》，《魯迅全集》第16卷，第191頁。

[16] 《浮士德與城》，《申報》1930年10月28日、31日。

[17] 參見張友松：《魯迅和春潮書局及其他》，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第7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頁；施蟄存：《我們經營過三個書店》，《施蟄存全集》第2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頁。

[18] 參見朱宗震等編：《陳銘樞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頁。

[19] 魯迅收到神州國光社編輯費及稿費記錄，參見魯迅1930年6月18日、9月13日、11月27日，1931年2月7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6卷，第201、212、221、242頁）。

[20] 《上海新書業的危機》，《出版月刊》第2期，1929年2月10日。

[21] 《警備部搜獲反動書籍三書店共獲數十種》，《申報》1931年1月21日；《各書店經理前日在市宣傳部談話》，《申報》1931年2月14日；《北新等書店被封》，《文藝新聞》第1期，1931年3月16日。

[22] 《上海市商會呈文》，吳永貴：《民國圖書出版史編年：1912—1949》中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590頁。

[23] 李宗奮：《北新書局的盛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江陰文史資料》第6輯，1985年內部發行，第76、77頁；《上海北新書局啟事》，《申報》1931年4月25日；《上海群眾圖書公司鳴謝啟事》，《申報》1931年4月25日；《樂群書店啟事》，《申報》1931年5月6日。

[25] 陳望道：《致汪馥泉》，池昌海主編：《陳望道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頁。

[26] 根據魯迅譯《毀滅》發排手稿的扉頁設計及扉頁和后記的涂抹痕跡，此稿最初是魯迅為神州國光社準備的，除了將譯者改為“隋洛文”并做了輕微的文字改動外，書稿文本結構保持不變，經魯迅交給大江書鋪發排。而大江書鋪版《毀滅》則大幅改動了發排稿的文本結構，僅保留正文和作者像。《毀滅》手稿本和大江書鋪版《毀滅》，參見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毀滅〉翻譯手稿影印本》，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法捷耶夫：《毀滅》，隋洛文譯，大江書鋪1931年版。

[27] 魯迅：《311027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2卷，第277頁。

[28] 魯迅：《310224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2卷，第258頁。

[29] 參見葛濤：《新發現魯迅關于光華書局書帳考》，《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5期。

[30] 參見沈松泉：《關于光華書局的回憶》，俞子林主編：《百年書業》，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9—37頁。

[31] 《光華書局廉價》，《申報》1932年9月4日。

[32] 魯迅：《330209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2卷，第368頁；《321212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2卷，第350頁。

[33] 《中央黨部禁止新文藝作品》，參見魯迅：《后記》，《魯迅全集》第6卷，第467—475頁。

[34] 天：《大江書鋪出盤》，《社會新聞》第7卷第4期，1934年4月12日；晉豪：《從光華書局關門說起》，《芒種》第7期，1935年6月5日。

[35] 魯迅：《290708致李霽野》，《魯迅全集》第12卷，第194頁。

[36] 魯迅：《關于翻譯的通信》，《魯迅全集》第4卷，第389頁。

[37] JK：《論翻譯》，《十字街頭》第1期，1931年12月11日。

[38] 魯迅：《三閑書屋校印書籍》，《鐵流》，三閑書屋1931年版，封底。

[39] 關于各書局門市地址，參見上海市教育局第四科通俗教育股編發的《上海市書店調查》（新民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版）。

[40] 朱聯保：《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曹予庭校訂，學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7頁。

[41] 《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抄送〈關于取締銷售共產書籍各書店辦法〉致國民政府文官處函》，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頁。

[42] 夏衍：《懶尋舊夢錄》，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88—89頁。

[43] 《防不勝防的冒名寄書——內山書店的一紙聲明》，《中國新書月報》第1卷第6、7號，1931年6月。

[44] 《魯迅先生生前常至之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作家》第2卷第2號，1936年11月15日。

[45] 高綱博文：《近代上海日僑社會史》，陳祖恩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頁。

[46] 關于作為現代出版業典范的商務印書館的發行組織制度，參見莊俞：《三十五年來之商務印書館》，《1897—1992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742—750頁；關于四馬路集聚上海各大中型書局的總發行所的統計，參見芮哲非：《谷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1876—1937》，張志強、潘文年、鄯毅、郝彬彬譯，郭晶校，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08—314頁。

[47] 關于北四川路小書商編輯與發行一體的情況，參見施蟄存：《我們經營過三個書店》，《施蟄存全集》第2卷，第329—339頁。

[48] 《商場消息》，《申報》1929年1月25日；《樂群、春潮、昆侖、南強書局聯合門市部開幕大廉價展期廿一天》，《申報》1929年6月7日；《上海水沫書店門市部開幕啟事廉價一月辦法》，《申報》1929年9月11日；《樂群、昆侖、南強聯合門市部收盤特別大廉價》，《申報》1931年5月17日。

[50] 關于20世紀30年代翻版書與左翼文學傳播間的關聯，已有研究者開始注意，參見劉震：《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與上海新書業：1928—1930》，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112頁。本文更關注北平翻版書與上海源頭的關系及其產業運作機制。

[51] 記者：《北平破獲翻版機關》，《中國新書月報》第2卷第4、5號，1932年5月。

[52] 《胡適等函請市府取締翻版書籍》，《世界日報》1932年5月13日；《取締翻版書籍》，《世界日報》1932年5月21日。

[53] 《昨晨又破獲翻版書總機關》，《京報》1932年5月23日。

[54][91] 《翻版書總機關破獲后偽書市場驟蕭條》，（天津）《大公報》1932年5月24日。

[55] 培培：《北平翻版書補遺》，《中國新書月報》第2卷第7號，1932年7月。

[56] 關于20世紀30年代新書業公會在北平搜查盜版的歷史敘述，參見王飛仙：《版權誰有？翻印必究？——近代中國作者、書商與國家的版權角力戰》，林紋沛譯，臺灣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第273—322頁。

[57] 王國華：《三十年代初北平的出版業》，《北京出版史志》第4輯，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頁。

[58][66] 建：《洪雪帆談北平破獲翻版書機關經過》，《中國新書月報》第2卷第6號，1932年6月。

[59] 曼云：《北平的書攤與學生》，《汗血周刊》第5卷第19期，1935年11月。

[60] 湯增歇、陳適：《最近國內查辦翻版書籍概況（一）》，《時事新報》1933年3月26日。

[61][87] 狷公：《看他橫行到幾時的“翻版書”》，《中國新書月報》第1卷第8號，1931年7月。

[62][88] 得中：《北平的書攤——如此北平之一》，《十日談》第43期，1934年11月10日。

[63] 唐弢：《再談翻版書》，《晦庵書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75頁。

[64] 《北平文華書局翻印偽書被控》，（天津）《大公報》1932年6月13日；《洪雪帆談北平破獲翻版書機關經過》。

[65] 參見建：《洪雪帆談北平破獲翻版書機關經過》；《北平查獲翻版書批發機關》，《京報》1932年6月3日。

[67] 《保定一日間查獲大批反動書籍》，《京報》1934年7月9日。

[68] 參見《北平市查獲各種被翻書籍一覽表》，《中國新書月報》第2卷第4、5號，1932年5月；《北平書市中續獲之各種被翻書籍一覽》，《中國新書月報》第2卷第6號，1932年6月；《北平翻版書補遺》；中國著作人出版人聯合會調查：《北平各種被翻書籍補遺》，《中國新書月報》第2卷第8號，1932年8月。

[69][71] 《北平翻版書之惡運》，《中央日報》1932年5月31日。

[70] 《文化前途障害無穹讀者、作家、書局皆受極大欺騙——北平翻版書之繁昌》，《文藝新聞》第29期，1931年9月28日。

[72] 《胡適等函請市府取締翻版書籍》。

[73] 凱綏·珂勒惠支著，魯迅編：《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三閑書屋1936年版，版權頁。

[74] 周粟：《魯迅印象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室魯迅研究室編：《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2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45頁。

[75] 功：《核減小學教科書的售價問題》，《農村月刊》1930年第6期，1930年4月。

[77] 關于上海文化職員群體的收入及書籍消費偏好討論，參見胡悅晗：《生活的邏輯：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國知識人：1927—193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79—134、244—258頁。

[78] 郁慕俠：《上海鱗爪》，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頁。

[79] 胡鴻儀：《北四川路閑步》，《學籟》5月號，1929年5月30日。

[80][83] 阿累：《一面》，《中流》第1卷第5期，1936年11月15日。

[81] 三閑書屋版《毀滅》標價為一元二角，較阿累回憶的一元四角稍低。

[82] 20世紀30年代上海公共汽車售票員月薪約二十五元，參見朱邦興、胡林閣、徐聲編，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校訂：《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5頁。

[85] 如北平售賣的《鐵流》翻版，沒有選擇編譯更精良的三閑書屋版作為底本，而主要翻印了出版較早的南強書局版（參見《北平市查獲各種被翻書籍一覽表》）。

[86] 田逆生：《現下翻版書籍與原版書籍之比較》，《世界日報》1932年5月19日。

[89] 孟班：《說說關于翻版書籍的問題》，《世界日報》1932年5月19日。

[90] 阿盎：《翻版書在北平》，（天津）《大公報》1934年4月3日。

[92] 孺朋：《關于翻版書》，（天津）《大公報》1929年12月3日。

（文中配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