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寂靜的朋友》，講述了三個不同時間里植物學家和植物研究者的故事，電影語言新穎而富有沖擊力。它也帶出了關于電影本體的藝術、技法、語言以及敘事的困境問題。

《寂靜的朋友》劇照

在敘事上，《寂靜的朋友》最為吸引觀眾的地方，無疑是它精心編排的“時間”。

2020年疫情前夕，王博士（梁朝偉飾演）去德國一所古老的大學參加植物學領域的科研活動，其間遭遇疫情封控，王博士被困于大學之內，每天只能在實驗室、臥室和周遭的一處植物園之間活動。其間他求救于法國一名植物學家愛麗絲（蕾雅·賽杜飾演）。但不久，由于溝通方面的原因，他的助手通知他，他在植物園里進行的（外人看來粗暴對待植物）傳感實驗遭到了投訴，研究必須終止。

在王博士進行植物研究的敘事空間之外，是另外兩個主題相似而故事線迥異的故事。一百多年前，一名叫做格雷特的女子破天荒申請入讀大學，攻讀植物學，竟然被批準了。但其間她遭遇男性霸權的歧視、性騷擾和房東因誤解而發出的逐客令，令她只能求助于一家照相館。另外一個故事是20世紀60-70年代，來這所大學讀書的漢內斯受雇于一名漂亮女植物學研究者，她正著手進行植物傳感研究。其間發生的事情，讓漢內斯對植物的情感和尊嚴產生認同。

三個故事，發生在同一個地點（德國這所大學，以及鄰近的區域，譬如，住宅區）用了三種色彩和電影影像的質感，分別是高清晰度的數碼、黑白影像、膠片（或者仿膠片）。而且，三個故事同步推進和交叉剪輯，三位主人公（這三位植物學家的使命均是發現植物王國的真相，還原植物的本性）關于植物學專研的細節和情態穿插在整部電影之中。劇情推進的順序，是按照這三個在主題上相似的故事中一些互相可以印證的橋段或者一些相似的場景而編排的。這種旋律和節奏瓦解了戲劇模式，走向了與觀眾情感高度共鳴的模式。

這是這部電影最為壯觀和具有魅力的地方。正是脫身于戲劇的窠臼，電影的場景于是可以將大銀杏樹在寂靜黑夜中的黑黝黝的全景，或者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人和自然的關系圖像——呈現在銀幕上，給觀眾以影像的震撼，或者，用具有強烈感染效果的色彩和音樂拱手奉上。在電影的文體上，這種電影已然走向了裝置和劇情的混合。

在這樣的精心編排下，電影時間，已經非故事“事件”的時間或者劇情時間，而是走向了影像和聲軌經過重新編排（表演）之后的時間，與觀眾情感產生互動的無縫隙的時間，也即德勒茲意義上的晶體時間。這是這部電影最為新穎的地方。其淵源，正是對舊有戲劇結構的違反。面對一種現代性的時間感知，舊有的三幕劇戲劇模式顯然已經不夠滿足觀眾的需求。于是史詩電影，或者多個時間、一個空間的新穎時空模式電影出現了。但是，該如何演繹？舊有的符號如何取舍？面對新的結構需要，好萊塢、歐洲和亞洲給出的方案不盡相同。好萊塢出現了岡薩雷斯的《通天塔》這種被稱為板塊敘事的電影或者類似《盜夢空間》的謎題電影一樣的解決方案。但歐洲和亞洲顯然更多出現了“反好萊塢”體制的實驗，比如從伯格曼、塔爾科夫斯基到維姆·文德斯、羅伊·安德森或者蔡明亮、賈樟柯等人的緩慢電影嘗試。這些優秀緩慢電影代表作包括《寒枝雀靜》《一一》《郊游》或者《三峽好人》。

電影呈現了如此新穎的圖像和聲景，因此，在文體形式上，這部電影所表現的三段人和植物關系的影像，既屬于偽紀錄片（藝術創新）電影，也可以說是寫實性和虛擬性兼具的實驗電影，或者“聲景電影”。在傳統的“悲劇六要素”的規約中，屬于第六位的“形象”（色彩、構圖）或者第五位的“音樂”突兀為與情節和性格平等的位置。觀眾只要看過這部電影，就會為這部電影的配樂著迷。加入劇情建構的，除了人物相似處境，無疑還有音響、聲軌（一些是通過后期制作加上去的）。一些聲音，似乎演奏著、模擬著觀眾內心渴望聽見植物呼叫或者植物世界交響樂、悲喜劇和崇高嚴肅劇的內心體驗，這種聲音被突兀為參加敘事的主要元素。上述特點，我們稱之為“聲景電影”所特具的。

但我要說的是，正因為如此，《寂靜的朋友》的美與罪才如此清晰可辨。

說它美，因為它展現了植物的寧靜、莊嚴、盛大的力量，以及人類在傾聽它的語言的時候所采取的姿態。這種平等對待的觀念，產生于一系列“民主”的美學觀念得到普及的今天，影片因此具有十分進步的藝術理念。它的意義毋庸置疑。

然而，《寂靜的朋友》也有它的“罪”。首先是電影劇情推進的意義元素——電影用三個故事，以板塊和碎片交叉剪輯進行推進的這種表現模式，依然是窠臼，即無論敘事如何新穎，其結構模式“執著-陷入困境-尋求幫助-走出困境且得到救贖”依然是固定的。其中，主導三個故事主角行事的主宰和幫助者這兩個角色功能，在三個故事中均十分明顯。第一個故事中植物學家愛麗絲在遙遠的法國與王博士視頻交流，為王博士的研究提供無微不至的關懷；第二個故事中起到幫助者功能的是格雷特遭遇谷底之后遇到的攝影師；第三個故事是一名具有正義感的外來者/闖入者漢內斯，從不理解植物研究到逐漸理解，最后誓死捍衛植物尊嚴。這三個幫助者角色，最后起到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可以遙想到《哈姆雷特》里的幫助者角色雷拉旭，正是他，最后起到了定乾坤、重新讓動蕩的王室秩序回歸正道的功能）。

其次，《寂靜的朋友》以表面新穎的影像語言來瓦解故事的整一性，最后卻依然讓觀眾的觀感走向了另外一種大團圓：救贖。三位人物用救贖之法在交響樂般重新組裝的場景段落，形成一種類似無調性音樂所具有的野性魅力的同時，卻在無形中依然借鑒了傳統好萊塢之法。但，這是被設計的整一，而不是嚴格遵循大自然規律的人類情感的整一。救贖作為好萊塢電影的結局模式，乃是后現代社會對于精神分裂后果的一種彌補，在西方社會的電影中被普遍采納。問題在于細節處理。在電影的最后，王教授與投訴的大樓管理者，終于依靠語言翻譯軟件，逐漸消弭了誤解，走向了認同；被排擠和性騷擾的女植物學大學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解決之道；而20世紀60-70年代具有標簽意義設定的女植物學家，最后也終于走向了傳統的家庭。但是，團圓歸團圓，細心的觀眾會發現，依靠語言翻譯軟件獲得理解的情節設計，實則透出一種人類交往的悲涼感，此其一；其二，蕾雅·賽杜演繹的法國植物學家，看上去有點圣母一般、不取報酬無償奉獻的女性天使之原型。且不說這種對于亞裔植物學家無私的幫助，在現實中是否普遍，光是其提出植物懷孕和受精的橋段，也顯然是設計出來的，矯揉造作的痕跡較為明顯。明眼人一看，依然很容易將之與普通的劇情電影看待。

再次，導演團隊在處理這三個時間的影像時，還特意用后期或者經過數碼處理的可辨識性音響加以呈現，持續固定的鏡頭影像，加上無中生有的聲音（有時候分貝超乎觀眾的承受和愉悅體驗的量度）組成了新的烏托邦，卻也形成了新的階層、新的導演知識區隔。倘若法蘭克福的主將阿多諾和馬爾庫塞健在，是不會漏過批判這種淪落為高級知識分子“消費品”的、影視藝術革命之后的“新的暴力”現象的。

但是，從藝術和商業平衡的角度評判，《寂靜的朋友》依然是具有影像和敘事實驗性的新作。它最為積極的意義，恐怕是——它試圖、提倡、演繹了這樣一種價值觀：人類和植物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這種屬于生態主義的哲學觀，無疑是這些影像背后的價值訴求。與此同時，電影在藝術上的探索，是在電影本體的制式范疇內部進行的，譬如，這部電影的聲音十分獨特，可以稱之為創新，但電影的裝配，依然在傳統電影工業允許的范疇之內。這就是《寂靜的朋友》作為一部藝術電影的本質——它的實驗性和遵守電影本體的辯證意義所在。

（作者為浙江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