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北京揭曉。入選的10個項目時間跨越12萬年，從中原腹地到邊疆地區，從史前遺址群到歷史時期都城遺存，生動展現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連綿不絕的博大氣象，也是我國考古事業交上的年度答卷。

吉林東部長白山舊石器時代遺址群

國內獨一無二的黑矅巖石器工業體系

項目團隊對長白山地區進行了超10萬平方千米的調查，尤其是對和龍大洞、和龍吉地、和龍上天洞、撫松楓林、樺甸壽山仙人洞5處核心遺址開展科學發掘，首次構建起距今約22萬年至1.3萬年連續完整的舊石器時代文化序列。

“考古證明了長白山并非古人類零星途經地帶，而是存在長期、穩定、高密度的人類活動。”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說。

遺址群最鮮明的文化標簽，是以黑曜巖為核心原料的石器工業體系。長白山頻繁的火山活動，孕育出質地堅硬、結構均勻的黑曜巖（火山玻璃），是舊石器時代最為理想的石器原料之一，由此形成國內獨一無二的黑曜巖石器工業體系。

與此同時，遺址中也發現了來自其他地區的黑曜巖原料，形成雙向跨區域資源流通網絡，填補了東北亞史前文化交流的關鍵缺環。

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

發現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

裴李崗遺址所在的嵩山東麓，是裴李崗文化的核心分布區，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分布亦十分密集，是探索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重要區域。

項目負責人李永強介紹，本輪發掘首次在遺址下層確認了內涵豐富、堆積連續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其中，中原地區最早的鴕鳥蛋殼串珠加工場所，還原出古人“手工DIY”的生活場景。鴕鳥蛋殼串珠及染色行為，展現了古人審美的萌芽。

距今8000至7600年的裴李崗遺存中，最具特色的遺物當數那些神態各異、造型樸拙的人面陶塑。李永強介紹，這些陶塑可能有一定巫術功能。其中的“介”字形冠人面獠牙像，讓人聯想到高廟文化的獠牙神面，為探索史前神人形象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除了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本次發掘還發現了若干之“最”：最早的紅燒土房屋建筑遺跡，是仰韶紅燒土房屋建筑源頭；北方地區最早的紅曲霉釀酒技術，最早的小口尖底瓶，確認了最早以尖底器進行釀酒實踐的證據。陳星燦表示，“以酒器隨葬在裴李崗時期形成固定葬俗，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而將釀酒用于日常生活及喪葬儀式，是稻作農業傳播的重要文化動因。

河北宣化鄭家溝遺址

紅山文化河北版圖的代表

鄭家溝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鄭家溝村西100米處的高地上。項目負責人張曉崢介紹，鄭家溝遺址一號積石冢是首次在遠離紅山文化傳統核心區域發現、發掘的紅山文化典型遺存，年代距今約5300至4800年。

這一發現連同在張家口地區發現的270余座積石冢與80多處遺址，共同改寫了人們對紅山文化的既有認知：不僅將其歷史軸線延長至距今4800年，向后延伸了近200年，更將其分布范圍向西南推進了數百公里，揭示其由東北向西南遷徙、發展的新趨勢。

以鄭家溝遺址為代表的這批遺存兼具多元文化因素，展現出紅山文化晚期不同人群間交流融合的圖景。遺存中既有紅山文化典型玉器，又包含帶有廟底溝文化特征的彩陶。源于中原的“玫瑰花”紋飾彩陶與源于遼西的“龍”形玉器在此相遇，實證張家口地區是中原與北方古文化交流的“三岔口”。

“近年在冀西北地區新發現的200余座積石冢，使得河北北部從紅山文化的‘邊緣區域’轉變為紅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區甚至是區域中心，突破了以往學界認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說。

甘肅慶陽南佐遺址

距今五千年前后黃土高原上的一座都邑

在甘肅省慶陽市董志塬上，考古學者揭開了一座距今五千年前后黃土高原的都邑聚落面貌。

總面積約600萬平方米的遺址，相當于8個故宮的面積，其多圈層結構生動體現了“擇中而居”的古老理念：核心區約30萬平方米，其外圍環繞著約230萬平方米的主體區，形成眾星捧月般的拱衛之勢；再向外，100平方千米之內的遺址周邊臺塬地帶則分布著多處遺址點，表明當時應該存在一個以南佐遺址都邑聚落為核心的南佐遺址群。

核心區由九座大型夯土臺、大型建筑群和環壕構成。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北部中央、坐北朝南的一號院落。項目負責人陳國科介紹，這座面積達4000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級夯土院落，是中國迄今所見五千年前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宮殿式建筑。

趙輝表示，南佐遺址的發現說明，在五千年前，黃河流域并非文明發展的“邊緣地帶”，這里同樣誕生了結構復雜、禮制初現、具有強大組織動員能力的早期國家形態，改變了學術界對黃土高原和黃河流域文明進程的認知。

山西昔陽鐘村遺址

發現等級最高的夏晚期貴族墓葬群

鐘村遺址位于山西省晉中市昔陽縣城區鐘村轄區內，本次發掘共清理6座夏時期墓葬，是迄今發現等級最高的夏晚期貴族墓葬群。

項目負責人范文謙介紹，墓葬中透露出的文化信息強烈表明，太行山西麓可能曾存在一個獨立于夏王朝的區域中心。半剖原木葬具，頭頂覆貝、身上涂抹朱砂的葬俗，體現了地方文化特色。

科技檢測顯示，多種文化因素在這里匯聚：出土的扇貝可能為來自黃渤海的蝦夷扇貝，出土的朱砂可能來自湘黔地區，墓葬的葬具和墓祭所用的木材均為本地松木。鐘村遺址出土的綠松石嵌片形狀與二里頭銅牌飾極為相似。“鐘村遺址的貴族可能是通過貿易從二里頭等地獲取了來自遠方的奢侈品。”范文謙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表示，該遺址的發現為衡量夏文化與先商文化的文明發展高度提供了重要參照。

河南鄭州商城遺址

從多重維度完整呈現都城格局

鄭州商城遺址坐落于河南省鄭州市中心城區，是目前公認的早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都邑性遺址，總面積超過10平方千米。

項目負責人楊樹剛介紹，新發現的水系、作坊、府庫、祭祀等遺存，勾勒出一幅功能劃分清晰的內城圖景：西南部為倉儲功能區，西南角為祭祀場，中南部為手工業作坊區，還存在整體設計的大型水網系統，反映了鄭州商城按功能分區的布局規劃理念。

考古發現從多個維度刷新了我們對早商國家的認知：早商時期規模最大的“府庫”類夯土建筑基址群，可能是當時的“國家倉庫”，為研究早商國家物資儲備體系、都城經濟管理方式提供了關鍵實證；首次揭露的大型城市水網，由改造的自然河道與人工溝渠構成，配有石砌擋水墻與分流設施，體現古人超前的城市規劃智慧。

科技分析進一步揭示，鄭州商城掌握的銅礦資源已經遠及長江中游的贛北地區，這表明早商時期已形成以鄭州商城為中心、覆蓋多區域的戰略性資源遠距離流通網絡。

陜西富平長春遺址

西周采邑制度的“關中東部樣本”

長春遺址位于陜西省渭南市富平縣莊里鎮長春村，總面積約220萬平方米，是迄今發現的規模最大的西周遺址。

項目負責人李彥峰介紹，遺址具有大型公共墓地、大規模居址、“多宮格”聚落布局及專門的手工業功能區，結合西周“畿內無封國”的研究共識推斷，其應是西周王畿內的一處大型采邑聚落。采邑是周天子分賜給卿、大夫的土地，同時包括土地上的農民。經流域系統調查，西周中晚期石川河流域分布有約40處聚落，而長春遺址規模最大，應是唯一的中心聚落。其位于扼守王畿北部連接黃土高原的重要通道上，“這體現了加強區域治理、拱衛豐鎬王都的戰略需要”。王巍說。

遺址的居址區域規模達200萬平方米，特別是發現了由“三橫四縱”7條大型人工溝渠構成的規整水網，將居址劃分成“多宮格”式聚落布局，這在以往西周聚落中未曾發現。

長春遺址的發現，為我們理解西周王朝的國家形態與政治結構，提供了一份極其珍貴的“關中東部樣本”。

山東青島瑯琊臺遺址

東部地區最早、最大的秦代國家工程

瑯琊臺遺址位于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南部，遺址三面臨海，中心為海拔183.4米的山峰。

據文獻記載，瑯琊與周代齊國“四時主”祭祀、秦皇漢武東巡等歷史事件有關。項目負責人呂凱介紹，該遺址是由山頂高臺建筑和山下院落構成的“秦修漢葺”的高等級建筑群，證實文獻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萬戶”筑“瑯琊臺”的記載，也填補了秦漢時期關中以外高臺建筑考古的空白。

山頂高臺建筑從何看出等級高？從其排水設施可窺見一斑。呂凱介紹，山頂建筑規劃有完善的室內外排水系統，由地下管道和地面明溝構成。規劃有序的排水系統展示了秦朝的國家治理和工程技術水平。此外，遺址出土了大量建筑類遺物，其中精美的秦代夔紋大半圓瓦當和龍紋空心磚等，都屬于高等級建筑構件。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霍巍表示，作為目前發現的我國東部地區時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秦朝國家工程，瑯琊臺不僅實證了秦皇漢武東巡的歷史，更以實物遺存集中展現了統一秦漢王朝的國家治理能力、工程技術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

浙江紹興越國都城和漢六朝會稽郡遺址

罕見的城市演化樣本

越國都城和漢六朝會稽郡遺址位于浙江省紹興市越城區紹興古城南部。考古發掘證實，這里不僅是古越國都城，也是漢六朝會稽郡治核心區。從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延續，實證了古城6000年人居史、2500年城市發展史。

項目負責人李龍彬介紹，在紹興古城南部揭示的宮臺建筑、祭祀場所、城墻遺跡等一系列越國重要遺存，實證了越王勾踐公元前490年建都紹興的歷史，為探尋越國都城格局提供了重要線索。

塔山和暢坊祭祀場所，是首次發現性質明確的越國“國家祭壇”，為研究越國禮制演變提供了確鑿實證。祭祀溝內分布大量覆蓋編織物的印紋硬陶壇、罐、原始瓷碗、杯、錫戈等祭器，還發現了龜甲和石磬。這些細節活化了《越絕書》中越王勾踐舉行國家祭祀的歷史場景。

本次考古首次在紹興地區發現漢六朝時期會稽郡官署建筑和官營手工業遺存。出土的“會稽郡壁”銘文磚、“山陰守褒”封檢等大量文字遺物，實證了遺址的官署性質。

考古還發現，東周和漢六朝時期建筑均采用了地下木構基礎與地上臺基相結合的營造方式。霍巍指出，這是“城址不變、文脈相續”的罕見城市演化樣本，為研究中國多民族統一過程中古代地方治理體系提供了重要資料。

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址

西夏皇室御用窯場

蘇峪口瓷窯址位于寧夏賀蘭山蘇峪口內約10公里處的深谷腹地，是迄今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區精細白瓷遺址。經過系統考古，學者確認其西夏“官窯”性質，揭開了西夏王朝宮廷用瓷生產體系的神秘面紗。

如何確定其西夏官窯性質？項目負責人朱存世介紹：一是多件匣缽戳印“官”字款識；二是98％以上的產品為精細白瓷，其中碗、盤、爐、罐等，與西夏陵、西夏離宮及皇家寺院等跟宮廷密切相關的高等級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的胎釉特征完全吻合。

這座窯，是宋夏時期“茶馬互市”背景下民族融合的一幅微觀縮影。窯址的匠人，汲取了我國南、北方的制瓷智慧，比如使用“黑色胎土+脈石英”的二元配方技術，比元代景德鎮窯提早了兩個世紀。

此外，在瓷器產品上，也體現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本次發掘揭露的馬蹄形饅頭窯及其相關裝燒工藝、出土的精細白瓷產品等反映了深厚的北方窯業技術傳統；薄胎透影、瓜棱器形與素雅平淡的泛青釉色，烙印著江南審美的清逸基因，蘊含著景德鎮的瓷藝精髓；細白瓷質地鴟吻、板瓦及香插等獨特器型，則具有鮮明的西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