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觀察當代文學史研究的現狀，我們便不難發現，雖然文學史細部的研究還在進行，但是，鮮有產生重要影響的文學史著作推出。這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文學史作為曾經的顯學的地位正在發生變化；二是年輕的文學史研究者越來越稀缺。這是一個特別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問題。

張炯先生的《中國現當代小說史》出版于2022年,是最為切近的一部具有文學史同等價值的小說史。這當然和張炯先生的學術積累和專業背景有關。張炯畢業于北京大學，工作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這兩個單位都是中國文學史研究的重鎮。除了文學的現場研究和學術組織工作外，文學史研究和寫作亦是張炯的重要工作內容。比如，他曾主編《中華文學通史》，擔任過《中國新文藝大系·史料集》的主編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的常務編委，參與主編過《中國文學通典》，2014年又撰寫了《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發展史》。這些工作讓他積累了豐富的文學史寫作經驗。他編撰《中國現當代小說史》，是最合適的人選。

這部小說史的起始時間有別于以往著作。一般的文學史都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新文學的起點。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將中國新文學的起始時間向前推進到1890年。這一年，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在法國發表。法國文學史不會寫到陳季同和《黃衫客傳奇》，我們對此也要熟視無睹嗎？因此，將《黃衫客傳奇》的發表視為“新文學的發生”，是嚴家炎先生非常了不起的發現?，F在，張炯先生將《中國現當代小說史》的起始時間定在1911年，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歷史感的。社會歷史變遷和文化影響并不構成完全對應的關系。所以，張炯先生從這個時代開始他的“現代”，也有充分的道理。

這部小說史的主體內容，基本是由作家作品構成的。張炯先生敢于立論，敢于指認哪些作家可以寫進文學史。特別是對于當代作家，這一點尤為困難。這不僅需要知識，更需要膽識。我們知道，一般的文學史，包括小說史，大多是由“文學事件”和文學本體構成的。“文學事件”，本質上都是“政治事件”，不單純是文學或文化事件，背后都有鮮明的政治性?！笆穼W化”的強化，削弱了文學史的“本體性”。文學史的“本體”應該是什么？朗松強調，文學史認識的主要客體，應該是文學作品。因此，對文學作品的講述——其譜系、傳承關系，其創造性、新的審美經驗以及文本分析，是文學史的“本體”。

近年出版的鮑鵬山的文學史《中國人的心靈——三千年理智與情感》，從《詩經》講到《紅樓夢》，基本是以作家作品為主。他斷言，這50多位作家的作品是“中國人的心靈史”。他的一些斷語是否正確，是否被古代文學史界接受，是另外的問題，但他講了文學史的“本體”，這個觀點和路徑是正確的。從這部文學史，我們可以看到，鮑鵬山沒有過多地講述“歷史”，也沒有涉及太多的文學“事件”。他在建構他的文學史時，選擇的基本都是經典作家作品。他通過這些作品，表達了自己對古代中國心靈的理解。這種方法，古代文學可以做到，因為古代文學已經經過了歷史化和經典化，有公認的經典作家和作品。但當代文學史要困難許多，因為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和經典化還沒有完成。因此，有“文學經典”和“文學史經典”的差別。

最近，我們也看到王德威主編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中’的中國文學”。他采用了編年模式，“回歸時間/事件的樸素流動”；然后，“選定時間、議題，以小觀大，作出散點、輻射性的陳述”。他不強求一家之言的定論，在意的是對話過程。值得注意的是，王德威的體例中也有文學的“事件”，比如1952年的“文學史的異端”、1988年的“重寫文學史”等。

可以說，文學史著作對當代“文學事件”已經有充分關注。比如朱寨先生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寫的基本都是“文學史事件”， 這是“當代文學思潮史”的性質決定的。從這里，我們也可以明顯看到文學史和思潮史的區別。所以，張炯先生的《中國現當代小說史》為當代文學史的寫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這就是注重作家、以作家作品為本體的文學史寫作。

從《中國現當代小說史》的書名，我也想到一個問題：“當代”有沒有下限？這部書寫到了2020年的作品，所以，“20世紀中國文學”“百年中國文學”等概念都難以涵蓋這部小說史的內容。但“當代”已經“當代”了76年，我們還要“當代”到何時？“當代”的下限何時了？學界討論過這個問題?！段乃嚑庿Q》曾專門召開過會議，但不了了之。而現在，這個問題似乎又凸顯出來了，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并凝聚新的共識。

（作者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