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成難的小說都有一個詩意的名字，如《奔跑的稻田》《錦瑟》《麥田望不到邊》《他們將騎鶴而去》《行行重行行》等。然而，其內容有時又會與讀者看到題目時的閱讀期待和心理預設形成反差，帶來強烈的情感張力，由此拓展了小說的內在空間。短篇小說《風過茱萸》便是典型一例。

小說故事發生在一個饑餓的年代，家有七個兒女的父母面對生存難題，決定在“我”和七弟之間選擇一個過繼給鄰村的鞋匠。最終，七弟在熟睡中被抱走，開啟了另一種人生。小說采用雙線并置的敘事結構，以母親的葬禮為主線，以七弟的過繼為隱性線索，時空交錯中穿插鋪排各種畫面與場景，形象地展示了過繼事件給這個家庭帶來的深遠影響，即愛的創傷。

小說并沒有正面呈現七弟的生活變化，只有他人的轉述或隱晦的描寫。小說重點展現的是母親和“我”在七弟離開以后的心理創傷，而這創傷如回旋鏢一樣，具有更深的破壞力和持久性。送走七弟后，母親在其他兒女面前總是表現得很平靜，家中不許提及七弟的名字，不允許幾個姐姐偷偷去看他，甚至在七弟自己跑回來后又主動把他送回去。但就是這樣決絕的母親，卻會用油紙將七弟的衣服包得方方正正，會主動購買鄰村篾匠的篾器并留他吃飯，40年來幾乎每天深夜都會因悲傷而發出撕心裂肺的干嘔，會在生病喪失記憶后一次次走在去往鄰村的道路上。“我”和七弟從小親密無間，他崇拜“我”，就像“我”的影子一樣。當無意中聽到誰睡得早就將誰送走時，年幼的“我”本能地通過一些小伎倆躲開了命運的重擊。在七弟跑回來后，“我”對他心生愧疚，甚至在異鄉的火車站偶遇時轉頭就走。這件事成為“我”沉重的心理負擔。小說結尾的葬禮并不是母親的而是“我”的，旁邊墓碑上七弟的名字早已被涂黑，暗示著他的早夭，“我”所幻想出來的重逢與和解僅僅是一場空，創傷終不可愈。

創傷是一段未被認領、不被承認的經歷。母親和“我”的內心深處始終不能正視自己，甚至出現了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幻想中的和解只是一種心靈深處懺悔與救贖的渴望。小說中有多處隱喻，除了母親的干嘔，還有田間的草垛。最初，草垛是“我”和七弟童年捉迷藏的場所，象征著親密無間的手足情。后來，草垛的空間含義發生了變化，成為對現實的拒斥與躲避。小說中的人物名字，如王家福、王家祿、王家壽與吳存根（過繼后七弟的新名字），其中，“福祿壽”與“無根”構成了鮮明對照，暗示著家庭的分崩離析，也意味著個體在內心情感上走向失序。

故事悲劇的發生是因外在條件（饑餓）引起的，父母的選擇和“我”的做法，是一種極端處境下的困境與悖論。湯成難在小說中無意于進行居高臨下的道德批判，而是以同情又略帶哀婉的筆觸客觀地展示善良的人所受到的心靈創傷與難以愈合之痛，也正因此，《風過茱萸》蘊含著作者對筆下人物深深的體貼、共情與慰藉，展現出富有溫度的“同情的理解”。

（作者系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