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談論文藝評論時，經常會忽略它作為連接創作和受眾的審美對話的重要橋梁這一公共屬性，總以為評論是私人的事情，是學術圈內的事情，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只要能在學術刊物、專業媒體上發表就算大功告成，而不大考慮讀者的反饋、大眾的意見，以致文藝評論領域一直存在著一個突出的問題，即專業話語與大眾接受之間的鴻溝始終難以逾越。有相當多的評論工作者沉溺于學術概念的一味堆砌和自我演繹，刻意追求理論體系的封閉性、語言闡述的晦澀感，將評論文本異化為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戲，進而與大眾的審美需求漸行漸遠。這種傾向顯然背離了文藝評論的初心使命，也喪失了其該有的文風文品。筆者認為此現象主要是由于評論主體對“為誰而評”這個元問題認知模糊、認識不足造成的。

我們黨的文藝方針政策始終具有鮮明的人民性特征。作為新時代的文藝評論工作者，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一個根本性的命題，即我們的評論究竟為誰而作、向誰發聲、對誰負責？這絕非簡單的受眾定位問題，而是關乎文藝評論的立身之本，關乎文藝評論本質的價值追問。

在我看來，真正的文藝評論，絕非書齋里的閉門造車、孤芳自賞，也非小圈子群體的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它肩負著提升大眾審美的職責，具有天然的審美引領功能。因此，對評論工作者來說，就不能總是端架子、掉書袋、拽洋詞，只滿足于當個“老學究”“知識的搬運工”，而應成為“引航員”“審美的擺渡人”。這就要求評論工作者在保持專業的學術品格、堅守必要的藝術標準的同時，還要積極培養敏銳的大眾意識，準確把握大眾的文化心理與審美脈搏，學好用活豐富多彩的群眾語言，用他們聽得懂且想聽愛聽的話進行闡釋、溝通和交流。

有言道，“是真佛只說家常”。評論工作者也要會說、多說家常話，說大眾容易聽明白、不排斥、有親和力且又能從中有所觸動和感悟的話。特別是新時代面向大眾的文藝評論，在新大眾文藝與新媒體技術方興未艾的今天，更要學會用“家常話”說“專業事”，以“家常話”講“大道理”。這一點在書畫理論與評論上體現得尤為明顯。譬如，古人常用“屋漏痕”“錐畫沙”“折釵股”“印印泥”等一些日常所見來講解書法的用筆效果，用“高峰墜石”“千里陣云”“萬歲枯藤”“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等來形容書法的氣勢神韻，用“云頭”“雨點”“折帶”“斧劈”等一些具象化的比喻來描述山水畫的各種皴法，以及用“神”“氣”“骨”“血”“肉”等來評價繪畫的不同藝術表現。另外，蘇軾曾調侃黃庭堅的字寫得太瘦，猶如“樹梢掛蛇”，黃庭堅則打趣蘇軾的字寫得肥扁，甚似“石壓蛤蟆”。這些看似玩笑之言，卻一針見血，極為形象而貼切地道出了對方書法的風格特點。歷史上類似這樣的品鑒和點評還有很多，用的幾乎全是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熟悉物象，全是些家常話，讓人一看就懂，一聽就心領神會、記憶深刻。

事實也的確證明，尤其是人文社科領域，最深刻的道理往往會以最樸實的方式呈現，最有效的引導也常常會以最平等的對話展開。這并非在有意迎合大眾，更不是在降低評論的門檻，相反，對評論工作者提出了更嚴苛的要求。具體說來，評論工作者既要克服知識分子固有的認知傲慢，跨越其固有思維模式的局限，又要破除專業壁壘，拓展跨學科知識儲備；既要掌握多元化的表達能力，將專業視角與大眾視野進行有機結合，又要以“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和姿態深入群眾之中、生活之中，回到文藝發生的現場，回到意義生成的原點。評論工作者要在一個個鮮活的案例中淬煉見解，將抽象理論轉化為具象表達，將艱深的理論術語轉化為生動的市井語言，讓專業評論既有學術筋骨，又有情感溫度。

如此，當評論工作者都能自覺地把美學原理轉化為大眾可感可知的親切表達時，專業性與普及性的二元對立也就自然消解。而這種話語體系的轉換或者叫轉向，本質上是立場的轉變、視域的切換，需要評論工作者以受眾為本位，建立動態的受眾思維，根據不同受眾的接受能力靈活調整表達形式，在保證專業水準不降低的同時力求做到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雅俗共賞。尤其面對大眾媒體、普通受眾，和面對純學術交流、純學術期刊很不一樣，這時候要自覺用百姓熟悉的、接地氣的言語來解碼專業內容，通過打比方、作比較、舉例子、引諺語、用方言等諸多方式和辦法讓枯燥乏味的理論煥發出生活氣息。也只有做到這樣，文藝評論才能擺脫曲高和寡、乏人問津的困境，才能獲得足夠的大眾認可與傳播效能。而只有當評論真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時，其社會價值方能得到多維彰顯，即既能激發大眾的參與熱情，提升大眾的審美素養，又能反哺文藝創作，重構創作、理論與受眾的良性互動；既能豐富百姓的精神世界，活躍公共話題討論，又能促進文藝生態的健康向上發展。

總之，在新時代背景下，每一位評論工作者都應牢記，只有努力踐行“人民性”這一根本宗旨，心系人民，觀照現實，將專業洞見轉化為大眾能理解、愿接受、樂分享的精神食糧，文藝評論才能真正發揮引導創作、提升審美、引領風尚等重要作用，從而為新時代文學藝術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活力。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