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度的《古鏡記》被認為是唐傳奇的發軔之作。汪辟疆先生在《唐人小說》中曾這樣評價這則作品：“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風，下開有唐藻麗之新體，洵唐人小說之開山也。”作為具有承前啟后意義的小說，除了篇幅較長，語言上另有特質外，《古鏡記》還有其敘述形式上的獨到之處，那就是帶有明顯的史傳的特征。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史傳文學非常發達，古典小說常被認為是史傳的附庸。曾有這樣一種形象的說法：中國古代小說是牽著史傳的衣角，在蹣跚地行走。所以，有“稗官野史”之說就很自然。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小說跟野史是一路的，是正史的佐料和補充。

《古鏡記》中的故事發生在隋朝末年。作者采用第一人稱記敘，而小說實際的主角是器物，人物不過是用來穿針引線。它以傳記體裁，成就了不同于以往“粗陳梗概”的“長篇小說”。其中所敘述的，大多是古鏡除邪扶正、逢兇化吉的傳奇。小說由十二個故事構成，首尾講了古鏡的得失，并且比較詳細地陳述了古鏡的來歷和外形。由此，我們知道，古鏡是黃帝所鑄造的十五鏡之八，并且“持此則百邪遠人”。除去首尾，小說分為兩大部分：王度與古鏡的故事，以及王度的兄弟王績攜帶古鏡云游天下的奇遇。這兩個部分基本運用編年的方式記述。第一部分從大業七年寫到大業九年，第二部分則從大業十年寫到大業十三年。

小說的第一部分寫了關于古鏡的六個故事。大業七年，王度從“天下奇士”侯生手中獲贈古鏡，由故鄉返回長安，途中寄宿于程雄家。程家的婢女鸚鵡見到古鏡異常惶恐，王度懷疑她是妖孽，便“引鏡逼之”。這一逼，逼出了真相，原來鸚鵡是千年的狐精。鸚鵡講述了自己化為女子的經歷后，請求王度“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在飲酒大醉后，鸚鵡起舞高歌，旋即現形而死。

我想，讀過《古鏡記》的，應該對這一段印象深刻。事實上，這個故事也常被人們拿出來說事，一般認為，鸚鵡的不幸際遇正是古代女性遭受欺凌、壓迫的寫照。但細讀這一段則會發現，作品的本意并不全在此。我們一起來品味一下鸚鵡臨死前的那段悲歌：

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

這其中的“自我離形，于今幾姓”和“何為眷戀，守此一方”當然可以理解為鸚鵡個人遭際的寫照，但聯系隋朝大業七年的社會現實，便能看出這幾句話還另有一層指意。據史書記載，這一年，長白山王薄自稱“知世郎”，舉兵反隋。隨后，竇建德、高士達等也先后舉事，改朝換代的大劇拉開了序幕。王度將這個故事放在大業七年，應該是有意為之，而鸚鵡的歌詞多少寄托了對世事變幻、興衰輪替的感慨。

接下來的五個故事分別發生在大業八年和九年。這兩年里，隋朝發生了一樁又一樁大事，大有“山雨欲來”之勢。八年，楊廣攻打高句麗遭遇敗績，士兵、役丁死亡大半。同年，天大旱，病疫流行，山東成了重災區。九年，貴族楊素的兒子楊玄感發動兵變，兵鋒直逼東都洛陽，而各地的義民趁統治集團內部廝殺之際，紛紛舉旗造反。

同樣在這段時間里，小說中的王度發現了古鏡的一個奧秘，在日蝕之時，古鏡也隨之黯晦。盡管如此，古鏡在跟友人薛俠的銅劍斗寶時，還是勝出一籌。不久王度兼任著作郎，奉詔撰寫國史，打算為西魏名臣蘇綽立傳。王度家的老奴豹生本是蘇綽的部曲，見到老東家的傳記后，便告訴王度，古鏡本屬于蘇家，蘇綽生前曾預言：在其死后十余年，寶鏡當先歸侯氏，后屬王家。

大業九年，一個胡僧到王度家拜訪，講述了古鏡的種種特異功能。同年秋天，王度出任芮城令，用寶鏡制服了興妖作怪的蛇精。到了冬天，天下大饑，百姓疾病。王度開倉濟民，并手持寶鏡為百姓治病。一天夜里，鏡精托夢給王度的部下張龍駒，說：“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

在古鏡顯靈的這段故事里，我們可以窺見王度的矛盾心理，既同情百姓的疾苦，又將災難的源頭歸于天命，以此來轉移人們探究苦難根源的視線：艱難困苦乃天譴，而非人禍。

小說第二部分中的故事，發生于大業十年到大業十三年。在了解這部分的梗概之前，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隋朝迅速走向衰微的大致過程。大業十年，楊廣第三次出兵征討高句麗。在征伐途中，大批士卒逃亡，楊廣以斬殺逃亡者立威，卻無法凝聚已經渙散的人心。大業十一年，突厥叛亂入寇，楊廣北巡，一度被圍困在雁門。大業十二年六月，楊廣決定三游江都，此時的隋王朝已經危在旦夕。大業十三年，貴族出身的李密率領瓦崗軍攻占全國最大的糧倉興洛倉，數百萬饑民歸附。五月李淵起兵太原，十一月攻克長安，立代王楊侑為帝，李淵自封唐王。此時，隋王朝已呈土崩瓦解之勢。

在小說中，王度的弟弟王績于大業十年棄官歸鄉，打算云游天下，并向王度索要古鏡同行。三年后，王績回歸，向王度講述了攜帶古鏡遭遇的種種奇事。將王績的講述做一個歸納，大致是這樣的：王績持寶鏡在嵩山制服龜、猿二精，在玉井池邊照出“蛇形龍角”的“蛟”；寄寓汴州張琦宅邸時，寶鏡制服了作祟的雄雞精；王績渡江過海，翻越深山老林，寶鏡一路保駕護航；豐城縣李敬家有三女為妖孽所蠱，寶鏡為之解困，鼠狼、老鼠、壁虎三精皆現形。

此后，王績還曾前往廬山，因有古鏡而一路平安。廬山隱士蘇賓勸王績早點回鄉，原因是“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王績告訴王度，他之所以歸來還因為古鏡托夢告知：不久將離開人間，希望能與王度告別。王績將古鏡還給王度后，便去往河東老家。及至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鏡匣中發出悲鳴之聲，古鏡隨之不知去向。

以上我將《古鏡記》的故事梗概和歷史背景做了一個羅列。這樣羅列的目的并非要牽強附會地找出彼此之間對應的關系，而是試圖通過這樣的方式尋找小說的內涵，窺探小說的現實意義。事實上，《古鏡記》絕非一般志怪小說可比。曾有人認為，這則小說其實是此前各類古鏡故事的“拼盤”，雖然篇幅較長，但還不能算成熟的、成型的傳奇類小說。我覺得，這是對《古鏡記》的誤讀。我們只要再來看看作者王度寫作前后的經歷，便可以對之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現實中的大業十三年，困于病榻的王度向前來探視的友人說：“吾周之后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伸其道，則儒業不墜。”從“子孫當遇王者”一句中，我們可以看出，王度已經感覺到改朝換代是必然，他只能寄希望于后來的明主使其子孫“得伸其道”。第二年，王度寫下了《古鏡記》，此后不久便與世長辭。需要提出的是，王度曾經有編纂《隋書》的打算，這跟小說里的“奉詔撰寫國史”的情節相吻合，只是因為天下大亂而未能遂愿。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古典小說常常具有真人假事相混雜的特點，所謂的“七實三虛”絕非《三國演義》一類的英雄講史小說所獨有。有趣的是，古代的小說家大多不認為自己寫的是小說，王度之前的干寶就表明他的《搜神記》是為了“發明神道之不誣”。值得注意的是，干寶的另一個身份是歷史學家，《搜神記》使他獲得了“鬼之董狐”的贊譽。

再回過頭來看《古鏡記》，我們是否可以這么認為：作者實際是借一系列的志怪故事，來替代未能撰寫成功的《隋書》，來反映紛擾的現實世界，表現內心的憂慮，抒發感時傷逝的情懷。與此同時，王度還幻想有一件寶器可挽狂瀾于既倒，能降服妖物，使得天下清明，所以便有了黃帝鑄造的、逢兇化吉的古鏡的演義。

二

大家都知道，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深受唐傳奇的影響，但我覺得唐傳奇跟《聊齋》在氣質上還是有所不同。這跟創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所處社會地位的差異有很大關系。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如果《聊齋》是寒士的子夜殘夢，那么唐傳奇則是士大夫有點一廂情愿的白日夢，而《古鏡記》則是白日夢開始的地方。

王度白日夢的主要內容就是，古鏡擁有無所不能的神奇作用，使渾濁的塵世變得海清河晏。古代的史傳經常做這樣的表述：妖孽頻出，乃亂世之象。身處亂世的王度，便寄希望于神奇的古鏡來除妖服怪了。

古鏡制服的第一個妖物便是狐貍精鸚鵡。我們來看看古鏡的威力吧。鸚鵡是在王度以鏡自照的時候，無意撞著古鏡的。雖是無意，但也驚恐萬狀。當王度引鏡逼之，鸚鵡隨即哀求“乞命，即變形”。鸚鵡在敘述了自己“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的坎坷經歷后，王度得知鸚鵡雖為狐精，但與人無害，不由動了惻隱之心，打算放了鸚鵡。但鸚鵡說，“天鏡一照，不可逃形”，只想“盡醉而終”，并再次請求王度收起古鏡。寫到這兒，作者拐了一個彎，讓王度自相矛盾地問：收起古鏡，你不逃嗎？鸚鵡笑道：您剛才已經答應放過我了……何況古鏡一照，已經無路可逃。這個彎子拐得特別有意思，既控制了敘述的節奏，又掩蓋了敘述上可能出現的破綻。這種先自相矛盾，而后再自圓其說的手法，在以后的唐傳奇中不止一次地出現過。

大業九年秋，王度出任芮城令，古鏡又一次大展神威制服蛇精。作者先寫一株“圍可數丈”的古樹數百年來必須祭祀，否則便興妖作怪。王度以為“妖由人興”，應該停止祭祀，但縣吏叩頭以請，王度不得已只好從俗。經過以上的烘托之后，作者才讓古鏡出場。當王度悄悄地將古鏡懸掛在古樹上時，奇事出現了：

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于樹。

由這段文字來看，蛇精絕非等閑之輩，因為其“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然而寶鏡畢竟具有超凡的能量，畢竟邪不壓正，經過一夜的較量，終于將蛇精置于死地。這場較量顯然非常激烈，“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作者用近乎華麗的詞句描述了寶器與妖孽的搏斗，這場“華麗”的搏斗正是作者白日夢的顯現，他寄希望于古鏡能成就夢想，并于一覺醒來之后世間清和，天下太平。

接下來，小說又借王績之口，講述了玉井降妖的經歷，這段經歷與上文所述的制服蛇精有相似之處：

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并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魚，可長丈余，粗細大于臂。

一樣的電閃雷鳴，一樣的華麗的征服，而古鏡則是一如既往地遇妖服妖。不同以往的是，這次妖物在水里，于是乎“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這是何等的氣象，何等的暢快淋漓！不光使魚妖現形，就連魚妖棲身的池塘里的水也“騰出水池中，不遺涓滴”，而且“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讀到這兒，我們仿佛感覺到伴隨著池水轟隆作響，魚妖結結實實摔在地上。這樣可感的描述，固然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性，更是突出了古鏡伏妖時排山倒海般的氣勢。

在此前后，古鏡還在嵩山征服龜、猿二精，在汴州張琦家制服雄雞精，在豐城李敬家使得鼠狼等三怪現形。這幾個故事都是在表明，不管妖孽以何種方式藏匿，不管藏匿在哪里興妖作怪，都被古鏡一一識破，并使其原形畢露，得到應有的懲罰。回顧前文所羅列的隋末史實，我們知道小說中關于降妖服怪的描述屬于意有所指，這個“意”正是白日夢的核心。

在這則小說里，最華彩的部分當屬對古鏡治病救人、逢兇化吉的描述。大業九年，王度主持河北道事務，“時天下大亂，百姓疾病，蒲陜之間病疫尤甚”。于是，王度的下屬張龍駒用古鏡救活了全家患病的良賤數十口；接著，王度便“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這樣的治病救人當然是夢想，但在“天下大亂，百姓疾病”的艱難歲月，卻能暫緩心理上的焦慮，獲取情感上的慰藉。

而更為華麗的篇章應該是從王績云游天下開始的。王績渡江過海，遭遇惡劣天氣，于是便持古鏡上船：

逢其群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云四斂，波濤遂息……

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出鏡照，江波下進，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余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

無論是熊鳥，還是黿鼉；無論是江濤，還是海浪，莫不為古鏡所懾服。縱然荊天棘地，古鏡一照，便是一片坦途。而在深山老林里，在沉沉黑夜中，古鏡同樣無所不能，同樣輕而易舉地化險為夷：

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

其后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

如果降妖服怪所表現的是夢的神奇，那逢兇化吉所要展示的更多是夢的輝煌。有意思的是，這些描述跟《新舊約全書》中所記錄的摩西渡紅海、耶穌傳教治病頗有幾分相似。要由此理出中國神話與西方宗教故事之間的關系，絕非我能力所能及。不過有一點是很明白的，我們的祖先似乎把古鏡這類的寶器當成外國宗教中的救世主，讓寶器去抗拒現實，拯救危亡。只不過這樣的抗拒往往適可而止，這個適可而止其實是很“中國”的。

在《古鏡記》里有兩段耐人尋味的文字，其一是：在日蝕之時，古鏡也隨之隱晦，那就是說，古鏡雖然法力無邊，但它還是需要順應天時的。其二：古鏡托夢給小吏張龍駒，說用古鏡給災民治病是有違天意的，“奈何使我反天救物”就表明古鏡雖然無所不能，但還是要受命于天意。

王度是借寫古鏡以澆胸中之塊壘，寄希望于用古鏡一掃妖氛，但當古鏡的神奇得到充分展示的時候，作者卻越發感到現實難以回避，天意難以違背。這個現實就是大隋王朝即將壽終正寢，這個天意就是改朝換代已經成為必然。在小說結束的時候，作者從理想回歸到現實：幾乎無所不能的古鏡將離開人間，不知所蹤。

需要特別提出來的是，古鏡離去的時間是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這一年，李淵另立新主，而楊廣也打算逃往南京。所以在后來的《資治通鑒》中，根本就沒有大業十三年的紀年，而用“新主”楊侑的年號取而代之。除此而外，七月十五日是傳統的中元節，作者把古鏡的離去安排在這一天，其用意不言自喻。

說古鏡的離逝是隋朝滅亡的象征，這樣的詮釋或許有點粗糙。但我們卻可以將古鏡的得而復失看作是作者幻想破滅的寫照，是內心強烈的失落感的流露。這種失落感和幻滅感，使得小說自始至終充溢著濃郁的抒情意味。故而，古鏡越是神奇，那就越發襯托出它離逝的悲涼。

三

我們可以把《古鏡記》看作是作者王度在風雨飄搖年代的自我慰藉。既然天命難違，這樣的慰藉也只能是“空谷傳響”了。小說的開頭，王度在對古鏡進行了一系列描述之后，引出了“楊氏納環”和“張公喪劍”的典故：東漢楊寶獲得玉環，其后人位至三公；西晉的張華被害，他收藏的寶劍也不翼而飛。在此，寶器的存亡顯然跟人的禍福息息相關。于是，王度感嘆道：“今余遭世擾攘，居常郁怏，王室如毀，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隨后，便開始了關于古鏡的追憶。

古今中外的小說大多希望在敘述上激發讀者的“期待”，但《古鏡記》似乎并沒有遵循此道，而是開首便交代了古鏡的離逝。我想，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作者并不太想在情節上引人注目，而是要讓情感的抒發在小說中占據比較重要的位置。這樣的抒發，使得對古鏡的追憶自始至終都沉浸在迷茫悵惘的情緒里。

不寧唯是，小說在中間還插敘了老奴豹生關于蘇綽對古鏡來歷及預言的敘述。豹生的敘述是小說與史傳的勾兌，但更重要的還是豹生的這段話：“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這個“莫知所之也”進一步渲染了強烈的失落感。這面由北朝名臣蘇綽傳下來的寶鏡，最終還是要離去，而且不知去向。既然前面已經說過“楊氏納環”和“張公喪劍”，那么逝去的就不單單是寶鏡了。至此，小說的預言性和象征性就很是清晰了。

之后，胡僧來訪，來訪的原因是發現王家的住宅有祥瑞之氣，因而得知古鏡之所在。在道出了寶鏡的種種奇妙之后，胡僧便告辭，自此“遂不復見”。這段文字，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鋪墊或襯托。然而無論如何，此中給人的感覺，除了古鏡的神奇，還有“不復見”的莫測高深。參看前后文，這個“不復見”很有些恍惚和語焉不詳，雖然這樣的表述也許會造成結構上的硬傷，但無疑豐富了作品的意蘊，讓讀者產生一些由此及彼的聯想。

大業十年，王績決定離家遠游。這一決定，使得王度“涕泣對績”。兄弟要外出游玩，竟然使哥哥為之流淚，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國事不安，干戈遍地，出門在外隨時會遇到危險。但王績堅持要走，如此，外出游歷幾乎成了訣別。現實中的一切竟然如此脆弱，國和人都處在迷茫之中，“安危相易，禍福相生”只在朝夕之間。

王績的一路遠游，幸得古鏡作為護身的寶器，才能安然無恙。王績之游本可以繼續下去，但在廬山遇到了“奇識之士”蘇賓之后，事情發生了變化。不僅能洞悉過去、還能預測未來的蘇賓，必然會對攜帶古鏡的王績有所預見。此時已經是大業十三年，就連猖狂自大的楊廣也感到末日即將來臨。既然大局已定，順應天命的古鏡也該退場了，因此蘇賓開始便說“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而后又勸王績：現在天下大亂，馬上要改朝換代，趁保駕護航的古鏡還在，趕快回家去。

隨后，古鏡又一次夢中顯靈，它除了勸王績早日回歸長安，還聲言即將離開人間遠去，希望在離開之前能與待之甚厚的王度告別。這個夢使得王績“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回家見到王度后，他說：“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至此，令人眼花繚亂的白日夢終于做到了盡頭，而夢中人不能不正視現實。夢醒時分的惆悵之情，面對現實的沮喪之意，充滿了字里行間。離去、消逝是必然，當這個必然已在眼前的時候，此前所有五光十色的經歷，都成了一場自娛自樂的游戲。

作為唐傳奇開山之作的《古鏡記》可算是奇花初胎。在此以后，《李娃傳》《柳毅傳》《無雙傳》等傳奇之花越開越絢爛，而且人物、故事要比《古鏡記》更符合我們現在常說的小說的標準，但就其格局、思想內涵上，卻不一定能夠超越《古鏡記》，那是因為王度不光做夢，還向人們展示了夢的虛妄。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在興衰輪替之際，久困病榻、欲撰《隋書》而不成的王度，是在怎樣的心境下完成這則小說的。希望與絕望、真實與虛幻在他的內心糾結，使得他無法了無牽掛地離開塵世。他渴望將其遣之筆端以化解胸中淤積之情，便用史學家撰寫史傳的方式完成了這則苦心孤詣之作。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古鏡的離去吧：

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寫到這兒，小說所要表現的失落感達到了飽和點。古鏡先是“匣中悲鳴，其聲纖遠”，有如一個人的哭泣，這是古鏡在悲鳴，也是作者在悲鳴。如果悲鳴是表達留戀，而接下來的“若龍咆虎吼”中則又有多少不甘啊！錦繡成灰，繁華似夢，縱然死不瞑目也難以讓白日夢取代事與愿違的現實。而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王度戀戀不舍的不僅是一個王朝，還有這光怪陸離的世界。

在開始的時候，我提到汪辟疆先生對《古鏡記》的評價：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風。我覺得《古鏡記》所繼承的不僅是六朝的志怪，還有六朝詩文的蒼勁悲涼，以及面對日薄西山時的寞落情懷。錢基博先生在評論南朝鮑照《蕪城賦》的時候，曾經這樣寫道：“驅邁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辭。運意深婉，融情于景。”我以為，這段話同樣適用于評價《古鏡記》。鮑照在《蕪城賦》里，對曾經“廛闬撲地，歌吹沸天”，如今“澤葵依井，荒葛罥涂”的揚州，發出了“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的感嘆。而《古鏡記》所集中體現的正是這種感慨興衰的審美傳統。從作品的實質來看，《古鏡記》與其算是一篇小說，倒不如算是一則悼文，一則祭奠大隋朝的悼文。

在《古鏡記》問世前后，關于古鏡的小說不在少數，但大多只是單純獵奇。如同王度這樣借古鏡影射現實，因寄所托的實屬罕見。及至文言小說的高峰《聊齋志異》，雖然在小說藝術上可能勝過《古鏡記》一籌，但從格局上來講卻有些許遜色。《古鏡記》自始至終洋溢著落落寡歡、惘然若失的情緒，正是這種失落感使其具有非比尋常的藝術魅力。初讀之后，我們或許不能將其中的故事一一牢記在心，但對小說所抒發的情緒卻難以忘懷，因此《古鏡記》在古典小說中也可以算是個另類。

以一個“物”為中心，并且賦予它復雜寓意的作品，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實在不多，恐怕只有《紅樓夢》的通靈寶玉可以與之相提并論。我沒有能力弄清曹雪芹是否受到《古鏡記》的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們之間的確存在著一些相似之處：古鏡和通靈寶玉都被擬人化，它們都有除祟驅邪的功能；古鏡系黃帝所鑄造，通靈寶玉與女媧有關系；能逢兇化吉的古鏡難違天命，通靈寶玉則多少有點宿命的象征意義；它們都與吉兇興衰聯系在一起，而且最后都不知所終……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面對《紅樓夢》這部皇皇巨著，我實在沒有自信心做出某種結論，我只是試圖說明《古鏡記》對后世小說創作可能產生的影響。實際情況是，這兩部文學作品猶如兩座燈塔，在時間的長河中遙遙相對，相互輝映。王度和曹雪芹都是在構造一個夢，在展示了夢的斑斕之后，又道出其幻滅的虛無。

在我有限的小說寫作經歷中，最為糾結的是感性與理性如何才能形成不太難看的對等。我時常為情緒的把控和結構設置而苦惱，我渴望將小說打磨成一件精致、奇巧的玩意兒。平心而論， 《古鏡記》 有的地方表意模糊、不合邏輯，在結構上的確有拼湊的痕跡。但在反復閱讀后，我們便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如果小說有一個貫徹始終的情感線索，并賦予核心意象足夠的力量，使之來啟動全篇，那么，結構上存在的一些瑕疵也許可以忽略不計。這就是我喜歡《古鏡記》的重要原因，這也是《古鏡記》在寫作上給我的啟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