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的意義上，關于草原文學我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或許是草原文學最顯著的“地方性”與“辨識度”，但也窄化了草原文學的豐富性。

《草原十二騎手》是《草原》雜志“草原騎手”專欄的結集。這部中短篇小說集在彰顯草原文學鮮明的“地方性”與“辨識度”的同時，也展現出草原文學更為豐富的面向。海勒根那的《巴桑的大海》、娜仁高娃的《門》、陳薩日娜的《云中的呼麥》等都是典型的草原文學作品，從中可以看到草原、蒙古包、羊群、駿馬、騎手等鮮明的草原元素，也可感受到強悍、熱烈、高遠、蒼茫的草原文明。

《門》主要書寫因驚駭而變“傻”的智障舅舅與“我們”一家的聚散離別，突出作家對日常與世變的細膩體察。在入細入微的描寫中，作者筆端呈現出人的宿命感與玄妙之思。小說寫到草原的風光與風俗，比如：“云浪一天賽一天詭譎。云多了，雨也會多。雨多了，草會更多。草多了，夏天的綠會更濃稠。”在云浪的重疊與高遠中，可見草原的遼闊與厚重。《云中的呼麥》寫到蒙古族的呼麥：“他的呼麥就是跟白毛風學的。晴朗的天空下閉上眼睛聽他唱呼麥，頭發被白毛風吹亂，皮膚被白毛風吹冷。他常常坐在馬群邊唱呼麥。追趕馬群的時候，他發出白毛風在草原上橫行霸道時發出的呼呼聲；讓馬群掉頭的時候，他發出白毛風被擋在門外時發出的呦呦聲；叫喚馬群的時候，他卻發出白毛風繞過山岡時發出的咻咻聲。”呼麥是蒙古族一種獨特的音樂形式。牧民在遼闊空曠的草原上放牧，除了那些牲畜，他們面對的就是草原上的自然與萬物。他們與草原“天人合一”，在孤寂與堅守中找到與草原對話的形式和方法——模仿草原上的聲音。這些聲音有自然之聲、萬物之聲，以及自然與萬物的“和聲”。這些聲音既是牧民們放牧時排遣寂寞的消遣，也是他們與草原萬物對話的“語言”。這些來自草原的風景與聲音，成為草原文學重要的辨識標志。當然，草原文學的“地方性”，正如內蒙古豐富的地理面貌一樣，有草原、沙漠，也有山脈、峽谷。即便是草原，也有山地草原、天邊草原等不同的草原之美。在這個意義上，草原文學的“地方性”，不僅僅是一個被“固化”的文學想象，也是不斷變動、具有生長性的一種文學力量，比如《巴桑的大海》。

作品寫的是一個因意外失去雙腿的少年巴桑，不斷追尋“大海”的艱辛歷程。他的父親叫“達里”，就是大海的意思。父親是草原上有名的騎手，一直感召著巴桑，甚至給予他“神奇之力”，讓他從“草原”走向“大海”。這個過程是巴桑從“地方性”走向更遼闊場域的歷險，一路歷盡艱辛，他不斷失去身邊的親人、同伴，還有非常親近的動物朋友。從綠色的草原走到深藍的大海，巴桑用草原賦予他的勇敢、堅毅與執著，在更為廣闊的空間中，綻放自己的生命力量。在這崎嶇路途中，他不僅實現了童年時代的夢想，也升華了自己的生命價值。巴桑以自己的殘疾身軀，和妻子杉蔻收養了很多殘疾兒童。大海的博大與深邃，不僅讓他能夠直面自己的處境，還給予他巨大的力量與寬闊的胸膛去熱愛那些有殘缺的孩子。因為一次意外，巴桑在捕撈船上失去生命，一個草原之子最后魂歸大海，從一種高遠蒼茫走向另一種遼闊深邃。在這里我看到草原文學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量，這是草原給予文學的寶貴財富，也是“地方性”之于文學的意義。

《草原十二騎手》除了帶有鮮明草原特色的作品之外，還有一些作品走向更廣闊的世間與生活。盡管這些作品的底色，還是與草原有著根脈性的聯系。拖雷的小說《厄爾尼諾》，一看小說的名字就十分不“草原”。作品依托的空間也從草原深處走向都市生活，呈現的是人面臨的情感危機與世俗生活的困境，不是來自某個地域或者某種地方性，而是帶有一種普遍性的情感與生存境遇。趙卡的《你會游泳嗎》直面創業者遭遇的困境，地理空間被盡可能地“虛化”。除了蒙古包外，再無其他與草原有關的元素。作者以銳利的目光和冷峻的語調，直面現實問題。更年輕的作者如渡瀾、田逸凡、曉角等，在他們的作品中，讀者可以看到新生代的“世界眼光”與當代文學新潮的特點，亦可看到他們以“代際特征”重構對草原的認知與體悟。

文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對文學創作與文學現象進行命名。在近幾年關于文學新潮的命名中，“草原十二騎手”顯得很別致，具有強烈的“異質性”。這個命名樸素直觀，直抵草原文學的本質，改變此前關于草原文學的認知與想象。“草原十二騎手”是一個象征性的命名，其中包括的青年作家遠不止12位。在這個意義上，這又是一個具有生長性的命名。在堅實的寫作基礎和充足的寫作力量貯備面前，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一個美妙的場景——這些草原文學騎手，在廣闊的文學天地間策馬奔騰。

（作者：張 濤，系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