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民間歌謠與民族史詩是很多詩人寫作的重要素材，也是其得天獨厚的美學資源。正是在那些帶有獨特風情與神秘感的歌謠與故事中，詩人通過不同于常態生活的經驗轉換，拓展當下地理詩歌寫作的新空間。在新詩集《江水謠與貯貝器》中，詩人愛松呈現了兩種詩歌范式，它們雖然題材不同，但構成了某種“互為鏡像”的聯動性。

獨龍族文面老人用聽不懂的獨龍語唱出了古老的民間歌謠。受其影響，愛松寫出了他觀看和理解的獨龍江及其自然生態景觀；同時，他又以考古出土的古滇國青銅貯貝器為書寫對象，在多聲部敘事中延展歷史和現實的關系，由此創造出了一部交響史詩。《江水謠》和《貯貝器》，一首是抒情歌謠，一首是敘事長詩，皆為云南自然與歷史傳統實現創造性轉化之作，既帶有民族特性，又富有神秘感。這兩首詩并置于一本詩集中，有著彼此參照的互文性。

2019年，愛松深入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縣獨龍江鄉做田野調查，由此創作了詩歌《江水謠》。作品由不同主題短章構成，直面現代性對古老鄉村文明的沖擊，體現出詩人神秘主義的自然生態觀。在彌漫著神秘氣息的獨龍族聚居地，巫術為這片秘境增添了一份獨特的詩意。這些詩題僅有一字或兩字，每首詩七行，形式勻稱整齊。字里行間，透露出詩人鮮明的實驗意識。正因如此，愛松的每一首詩，都仿佛刻印著他用腳步丈量獨龍鄉土地的痕跡。不管是觀看、傾聽，還是體驗、想象，他都能在獨龍鄉的自然萬物中找到對應的詞語。詩人立足于“詞與物”的辯證法建構了獨特的詩性空間。“我不知道，山上有多少植物/如果每一種說出一句話/江水會淹到哪里？/我不知道，山上還有多少動物/如果每一種離開這里/江水會退回雪頂？/但我知道人類，從不肯善罷甘休”（《風物》）。這樣的追問基于假設的諸多可能，而詩意既源于想象，也投射于現實的生態考量，詩人于低聲吟唱間，亦蘊含著對自然山水和風土人情的思考。

在長詩《貯貝器》之前，愛松發表過一篇同名小說，以故事形式講述了青銅貯貝器上古滇王國及其部族的前世今生。長詩中，愛松以青銅貯貝器上的雕飾圖案召喚出了一段被湮沒的歷史。在考古與想象中，他對晉虛城進行了生動的再造。詩人作為“自我救贖”的主人公，寫下的正是自己苦苦找尋的“記憶與幻境”。長詩在結構上呈現為多聲部敘事。全詩由十個樂章組成，每一樂章分一首導詩和一首主題詩。導詩借鑒了古典音樂中的交響曲，主題詩是作為亡靈的“我”與至愛親人的對話，這樣的結構類似古典樂章，具有莊嚴感和儀式性。面對歷史書寫，詩人既要了解史實，又要切入當事人的內心，還原歷史現場的原貌。

在貯貝器上，銘刻著古滇國最為隱秘的歷史。詩人在青銅貯貝器上發現了晉虛城幽遠的歷史之光，反復吟誦以喚醒沉睡的記憶。“大樂隊演奏的統一性里，/并沒有分別給予啟示。/在時間世界永恒的流動下，/一個家族的命運，和一個王國的命運，/幾乎是等同的。晉虛城，/不過只是兩者之間，/被大樂隊演奏的一座墓碑之石。/它久遠的消亡，并未超過它/短暫的存在。”詩人試圖記錄與保存的，正是古滇國作為王國存在的永恒性。在愛松筆下，歷史與現實交相輝映，呈現出史詩的恢宏氣勢，又折射出了家族的曲折歷程。整首詩以各種交響曲作為導詩，體現了詩人以樂章形式結構全詩的“野心”。他以古典交響樂重構了古滇王國的家族史，既有悲愴的節奏感，又不乏宏大人生的歷史感。

《江水謠》和《貯貝器》作為主題性組詩和結構性長詩，雖然容量不盡相同，但都指向對自然、天地、歷史與現實的悲憫情懷。謠曲之輕和青銅之重，形成了獨特的審美對比，這些細部的聲音組合建構出獨屬于愛松文學創作中神秘而又靈動的詩學秩序。

（作者系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