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始終貫穿著“納須彌于芥子”的敘事智慧，他在鄉村生態的多維書寫中，完成了對“萬物平等”的鄉村生命共同體的審美建構。在“鄉村-家鄉-世界”三位一體的精神脈絡中，他從鄉村的自足性出發感知世界，又將廣闊的世界凝聚于鄉村這一微縮宇宙之中，鄉村升華為人類普遍意義上的精神原鄉和生存境遇的精神鏡鑒。在詩學表達上，他通過對時間、夢境與聲音的獨特書寫，打破了現代性對感知方式的規訓，使日常經驗躍升至神性維度，形成虛實交融的寫作風格。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書寫展現了他對中國傳統鄉土文化的堅守與重構，為深陷現代性困境的人類文明，提供了一種源自中國鄉村哲學、具有普適關懷的精神資源與思想啟示，彰顯出深刻的世界性意義。

關鍵詞

劉亮程；鄉村本位敘事；生命共同體；鄉村現代化

鄉土中國的現代化轉型，與百年中國鄉土文學的發生、發展緊密交織。在這一宏大的現代性敘事中，文學里的鄉村長期被視為時代嬗變的縮影，承載著啟蒙、革命、民族等厚重命題。然而，這一敘事傳統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種“遮蔽”。“一定程度上，我們的鄉村文學其實是農村文學，寫的多是土地上的運動，一場又一場你來我往的運動。讓鄉村進入這樣一種敘述體系，沒完沒了的爭斗，一代又一代的仇怨，這不是我想看到的鄉村。我覺得，比這樣一場一場的鄉土運動更重要的，是人的生老病死。但是很少有作家把生命當成一個主體去寫，許多是把社會背景當成一個主體去寫，我們看到的是大背景裹挾下的人。”

正是針對這一深層的敘事癥結，劉亮程的創作顯示出清醒的現代性反思與中國美學自覺。從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去新疆》《大地上的家鄉》到長篇小說《虛土》《鑿空》《捎話》《本巴》，他始終致力于構建一種堅實的“鄉村本位”敘事——以鄉村自身為主體、從鄉村內部視角出發，運用鄉村自身的文化邏輯、倫理規范和審美方式等展現鄉村世界的內在秩序和意義，強調鄉村生活的自主性、自足性和本體性。在這一敘事框架下，他傾心刻畫的“黃沙梁”“虛土莊”“阿不旦村”等村莊形象，呈現出鮮明的本體性特征。它們不僅僅是故事的發生場地，更是自身就充滿了律動與靈光的生命共同體。在這里，驢馬蟲蟻與人共享著生命的悲喜，日常勞作蘊含著存在的奧秘，生老病死成為叩問永恒的窗口。可以說，劉亮程的鄉土寫作恰如“納須彌于芥子”這一東方哲思的文學實踐。他把西北邊地偏隅的鄉村，通過詩性的思維、蒼涼的筆調與虛實交融的敘事手法，塑造成一個個既具體又超越的微縮宇宙，既完成了對鄉村生命共同體的審美建構，又展開了對生命本真存在的深入探尋，并通過對時間、夢境與聲音的創造性書寫，構建出一個虛實交融、意蘊豐厚的文學世界。這種根植于鄉村日常的“小鄉土”卻通向一種普遍的關懷敘事，使其作品在堅守鄉村本位的同時，彰顯出深刻的世界性意義。

一 “萬物平等”：鄉村生命共同體的審美建構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貫穿人類文明史的核心命題之一。“從附魅、祛魅到返魅，從建構、解構再到重構，這既是人與自然關系歷史流變之真實寫照，又是其邏輯演進之內在必然。自然之附魅是古代人在物我不分情境下對萬物之神秘生發出的熱愛與虔敬，自然之祛魅是近代人在主客二分與境下與宇宙諸物的對抗和疏離，自然之返魅則是現代人在深陷諸多生存困境下的一次生態大覺醒。”當工具理性的膨脹不斷割裂人與萬物的聯結，當人類中心主義的執念將自然簡化為可供榨取的資源，劉亮程以其鮮明的生態意識和扎根新疆鄉土的生命體驗，通過對鄉村自然風物的細膩體察，展開了一場深刻的“返魅”實踐。他突破主客二分的思維桎梏，以主體間性的視角消解人與動物、植物、土地之間的界限，將鄉村視作所有生命共生共榮的有機整體。這種對鄉村生命共同體的審美建構，以“萬物平等”的生命本體論為基石，將鄉村萬物從原始信仰的神秘主義中剝離出來，轉化為一種現代生命哲學，呈現出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生的鄉村圖景，為理解人類與自然的本真關系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審美維度。

在劉亮程的文學世界中，鄉村并非被凝視的風景或沉默的客體，而是一個由人、動物、植物乃至風霜雨雪共同構成的、充滿靈性與內在生命律動的“生命共同體”。他說：“我通過我的書寫，把這些自然之物從我們的隱喻系統、象征體系中解救出來，讓草木還原到草木中，還原到土地上。草木就是草木，它不需要為我們的情感去做隱喻體、做象征體。它是它自己，它有它自己的歡喜，有自己的風姿，有自己的生命過程。”所以，劉亮程的自然書寫“既不是將具體的審美經驗抽象成形而上的理性認識，也不是通過具體的審美對象來表達或對應審美者的思想情緒或人格力量”，而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以一種“萬物平等”的平視視角和自然性的審美原則，試圖描摹鄉村萬物作為獨立生命主體的本真狀態。在散文《炊煙是村莊的根》中，劉亮程以細微的筆觸勾勒出鄉村炊煙的獨特生命形態。炊煙既是村莊的“頭發”，呈現出黑褐、黃、紫、青、藍等繽紛色彩，以及或軟或硬或直或倒的多樣形態；還是村莊的“根”，絲絲縷縷地滲入每一戶的鍋灶、飯食與生活中，且在聚散糾纏中記錄著鄉村人情的親疏離合。在《風改變了所有人的一生》中，風也具備自主的生命意志。冬天，牛會頭朝西站在雪野，用身體最厚實的部位抵御寒風；秋天發情期，母牛則屁股朝東，以便讓風將自身的氣息傳遞給遠方的公牛。風也形成了父親愛惜頭部而從不脫帽的習慣，并融入孩童游戲的日常。風悄然參與并塑造著萬物的生命軌跡。另外，劉亮程根植于深厚鄉村生活經驗，在細致觀察自然的基礎上，賦予了自然萬物獨特的靈性。在散文《一片葉子下生活》里，他洞察到玉米“怕驚”，麥子聽到鐮刀的聲音會“返青逃跑”的性情，以及驢眼中“人最真實”、牛眼中“人比常人大”的特質。這些描述并非作者浪漫化的擬人，而是基于長期共處后對自然界中各種生命及其特性的透徹把握。劉亮程以其“萬物平等”的生命觀，成功地建構了一個充盈著靈性光輝的鄉村生命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每一個生命都是自在自為的主體，共同演繹著鄉村世界獨特的生存圖景。

在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中，“萬物平等”的鄉村生命共同體意識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鄉村“六畜興旺”“人畜共居”的生活習俗與文化基因之中。他的作品汲取這些歷經歲月沉淀的中國鄉村傳統智慧，不僅塑造了一種人與牲畜相互依存、共度歲月的樸素共生模式，更將這種倫理關懷從家畜擴展至天地萬物，最終深化為一種深刻的生態整體觀。在劉亮程筆下，人與牲畜的關系是一種“我飼養它們以歲月，它們飼養我以骨肉”的共生關系。人類以日復一日地照料滋養著牲畜的生命，牲畜則以自己的骨肉、氣力乃至一生，反哺并支撐著人類的生存與繁衍。在他的作品里，牲畜并非僅是生產資料或生產工具，而是與人類共享生存空間的伙伴，甚至是家庭中的成員。散文《共同的家》中，剛買來的豬和黃母牛因陌生環境而不安分時，家人選擇容忍并慢慢等待，而非用鞭子強制馴化。小說《鑿空》里，阿不旦村每樣牲口都專門有一個師傅，每個師傅都是全村最了解這種牲口習性的人。而且，在這個地方的驢，有自己的生活——驢和人過半年、驢和驢過半年。每當農忙結束，村民便解開驢的韁繩，讓它們脫離農耕的束縛，成群結隊地在村內外自在奔跑，過屬于自己的“驢日子”。此外，劉亮程還進一步使其“人畜共居”的思想突破“人與牲畜”的范疇，把共同體意識的邊界擴展至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等自然萬物，乃至一種無邊的廣闊世界及其所建構的萬物生命共同體。散文《與蟲共眠》中，作者在草地入睡時，身體成為小蟲的“巢穴”，就算被叮咬也不惱怒。《大地上的家鄉》中，面對偷食的老鼠，作者選擇等它老死，而非投藥捕殺。小說《虛土》里，王五爺提出的“地會累壞”，人們每年把地的表皮翻個底朝天，卻從不問地要吃什么的質問，更將這種生態關懷推向深沉的反思層面。劉亮程筆下的鄉村萬物生命共同體，沒有宏大而激昂的生態宣言，有的是對每一個生命的珍視。這種源自鄉村日常的樸素生態觀，在最平凡的生活細節中，持續召喚著一種更為平等、和諧而互惠的生命秩序，呈現為一種中國鄉村哲學的美學理念及其生命智慧。

劉亮程“萬物平等”的鄉村生命共同體意識不僅體現在對自然萬物生命價值的尊重上，更在“人與自然交融”與“師法自然”的獨特認知中得到升華。在他看來，人與自然的交融，并非人與環境的簡單共存，而是人主動放下傲慢，以謙卑姿態走進萬物的世界，在與自然的深度互動中重新審視自我、認知世界。在散文《人畜共居的村莊》中，他提出鄉村的活物都是從人的靈魂里跑出來的，它們永遠和人待在一起，讓人從這些動物身上看清自己。《通驢性的人》中，“我”的生命肢解成這許許多多的動物，“我”能從每個動物身上找到一點自己。當它們分散到四處，“我”身上的某些部位也隨它們去了。有一次它們不回來，或回來晚了，“我”便不能入睡。這些看似奇譎的表述，實則揭示了他獨特的生命哲學：動物并非人類生活的附屬，而是人類內在生命的延伸。人源于自然，動物的行為模式、生存習性乃至生命節律，都在無形中映射著人類的本性。這種奇妙的生命關聯，讓人與動物在彼此的存在中確認自我價值，也讓人與自然的交融突破表層，達到精神共鳴的深度。同時，劉亮程認為，鄉村萬物不僅是人類探索自我的重要鏡像，還以獨特的存在方式昭示著世界的真理，成為人類認知自我、領悟生命的“導師”。《我受的教育》中，作者深情贊頌黃沙梁給予自己的教育，他從老牛身上學會容忍，從犟牛的鞭痕體會不順從的苦痛，草木、流云、沙梁等都塑造著人的心境與性情。他覺得在一根木頭旁待二十年也能領悟世間道理，每個事物都蘊含真理。而自然萬物教給他的，到現在才用了十分之一。通過人與自然交融與師法自然的雙重書寫，劉亮程為鄉村生命共同體的審美建構注入了深厚的精神內涵。在這個共同體中，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而是與萬物平等的學習者、共鳴者；萬物不再是被動的“被認知者”，而是主動的“啟示者”。正是在這樣的精神向度上，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超越田園牧歌式的浪漫抒寫，接續了中國鄉村哲學，吸收了現代生態文明理念，抵達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度哲學思考。

二 “鄉村-家鄉-世界”：探尋生命本真存在的“精神框架”

劉亮程坦言：“我所有的文字都在寫家鄉，把家鄉寫成世界，或將世界寫成家鄉。”這一寫作取向清晰地闡述了其作品的核心敘事脈絡，即以鄉村為原點，展開對普遍世界的審美書寫與精神探索，探尋現代文明維度下人與鄉村、自然、萬物相依存的“精神框架”。從關系哲學的視角看，劉亮程的創作實踐與馬丁·布伯所提出的“我-你”關系模式高度契合。馬丁·布伯指出，在“我-它”關系中，世界萬物都成為被“我”經驗、利用、改造的客體與工具。這是一種主體對客體的單方面占有與征服，是現代技術文明和功利主義的核心邏輯。反之，“我-你”關系則是一種相遇、一種對話、一種全身心的投入。在這種關系中，“我”不再將對方視為滿足自身目的的工具，而是視為一個與“我”同樣具有神性、可以回應的完整存在。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正是立足于這樣一種本然的“我-你”的精神框架結構。在這一敘事體系中，鄉村成為認識世界的方法，是世界的微觀縮影。家鄉則由此升華為一種精神家園，是情感認同與意義凝聚的所在。而在此邏輯下，世界被視為家鄉所指向的應然狀態，也是人類應當回歸的本真棲居方式。劉亮程在哲學層面重構了鄉村、家鄉與世界的內在統一，為現代人提供了一條超越工具理性、探尋生命本真存在的精神路徑及其框架結構。

首先，在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中，鄉村被確立為一個唯一、絕對且自足的價值原點與認知尺度。它并非廣袤世界中的邊緣角落，而是敘事者“我”感知、理解并言說整個世界的中心。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黃沙梁幫助作家在本源中完成對于世界的詩意體驗”。這種以鄉村為原點的世界認知，并非通過抽象的知識體系，而是在敘事者“我”與鄉村萬物建立的具身性的、活生生的“我-你”關系中完成的。驢、風、草木、塵土等，在劉亮程的筆下都是可以與“我”相遇、對話并回應的另一個生命主體（“你”）。在“我-你”的相遇中，“我”“從一棵草、一只雞、一把鐵锨、半碗米開始認識你”，獲得了如“我知道哪個路口停著牛車，哪片洼地的草一直沒有人割。……我知道夕陽在哪堵墻上照的時間最長”，這般對世界的具象化理解。更重要的是，這種與萬物的相遇不是功利化的，而是生命自在的存在狀態。在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中，劉亮程塑造了“閑錘子”劉二這一形象。當其他村民都汲汲于生計勞碌時，他扛著鐵锨在荒野閑逛，默默幫村民打理玉米地，拉直歪斜的胡楊，驅趕麻雀，引水入渠……深信自己的每個行為都有意義。這種“閑逛”與“管閑事”看似無用，實則是與萬物持續對話的方式，讓生命保持最本真的溫度與質感。然而，劉亮程同時也敏銳地意識到，這種珍貴“我-你”關系正被現代化進程所侵蝕。鄉村逐漸被功能化、被利用化，人與自然的親密聯結日漸斷裂。在《家園荒蕪》這一輯中，他集中書寫了黃沙梁的面目全非：村民因對村莊失望，幾十年未蓋新房、砌新墻；曾經熱鬧的村莊變得寂靜，熟悉的人或離世或搬走。小說《鑿空》中更進一步揭示了這種異化。土地喪失神性，玉素甫組織艾布、黑漢等人不分晝夜地秘密盜掘地下文物。同時，毛驢被三輪車替代，“以車換驢”的政策割斷了阿不旦村“人驢共生”的緊密依存關系。由此可見，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并非簡單的鄉土懷舊，而是對一種根本性生存哲學的堅守。在這一敘事體系中，鄉村不僅是地理空間，更是理解世界、安置生命的價值本體——它以萬物平等共生的“我-你”關系，對抗現代性將世界簡化為功能與利用的“我—它”邏輯，為被異化的現代人重新確認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

其次，在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中，鄉村不僅是認識世界的起點，其本身就是世界本質的顯現。通過“我-你”式的生命對話，鄉村日常經驗被幻化為映照人類普遍存在境況的微觀宇宙。在他筆下，鄉村每一個平凡的生命個體及其遭遇，都潛藏著人類普遍的命運邏輯。散文《狗這一輩子》中，狗太厲害易遭忌憚，太懦弱易受欺凌，唯有活到老年，因皮肉不再被覬覦才能得享相對安全，這一生命軌跡恰是權力結構下人類生存境遇的縮影。《逃跑的馬》里，馬奔向曠野的本能，對無拘無束的渴望，更是生命對自由最原始的向往。這些飽含哲思的動物敘事，在“我-你”關系的觀照下，已然超越了具體的鄉村場景，直指生命存在的本質命題。與此同時，新疆沙灣市遼闊、荒涼、貧瘠的地理環境，讓劉亮程的書寫掙脫了田園詩式的抒情桎梏，“恐懼、焦慮、憂傷、悲涼心態成為作者最為日常的情緒”，并由此引向對孤獨、死亡、時間等人類終極命題的存在主義式思考。《與蟲共眠》中，他感慨小蟲生命短暫卻簡潔快樂，而人雖聰明卻總尋煩惱，苦度春秋。《寒風吹徹》中，他通過敘述少年時趕車凍傷腿骨的隱痛、路遇凍殍以及親人在寒冬的離世，揭示出“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的困境。小說《虛土》里，虛土莊本是逃荒者的臨時落腳地，因馮大遲遲未死、有孩子即將出生而暫留。村民們年復一年商議遷徙，總被“等黑牛長大”“等柳樹成材”“等未知親人到來”等理由牽絆，陷入“想走卻走不了”的循環，只能繼續在虛土梁上蓋房、種地、生兒育女。這種永恒的延宕，正是人類在命運荒原上迷茫、無奈卻又執著堅守的生存隱喻。《本巴》中，恐懼與本巴草原如影隨形。江格爾恐懼衰老會讓自己失去守護部族的戰力，哈日王恐懼出生便要面對轉場遷徙的苦難，洪古爾恐懼成長就會觸發死亡威脅，本巴人恐懼打破“永遠二十五歲”的青春約定便會失去現有的安穩。這些恐懼都象征著人類面對生存風險、未知命運時的共性焦慮。所以，劉亮程筆下的村莊從不是依附于世界的存在，而是完滿獨立的宇宙。這個“芥子”般微小的空間，容納和映現了“須彌”世界的全部要素，無需向外尋求印證，便已自成圓滿。正是通過這種極致的鄉村本位敘事，劉亮程得以在最平凡、最局部的鄉村經驗中，呈現出最深刻、最普遍的人類存在境況。

最后，基于鄉土中國的文化傳統、現代性焦慮所造成的精神裂變以及個體生命永恒的存在之痛，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將鄉村從地理空間擢升為精神原鄉，使之成為文化認同的根基、生命安頓的家園與靈魂救贖的彼岸，從而彰顯了鄉村存續的深層意義——它不僅是農耕文明的物質載體，更是現代人抵抗虛無、重返本真存在的最后精神堡壘。馬丁·布伯認為，人與世界最本真的“我-你”關系，恰如在母體中的嬰孩與母親的血肉相依、休戚與共。在劉亮程的作品中，“我”與“家鄉”的關系，正是這樣一種純粹而自然的生命聯結，而這一精神向度也在他的創作歷程中不斷深化和拓展。在早期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中，鄉村是個體的精神家園。《只有故土》里，身居異鄉的“我”深切懷念黃沙梁的土壤、水源、空氣以及星辰，將它們視為靈魂深處最熟悉的記憶與精神寄托。《走近黃沙梁》中，“我”在身份認同的追問中，感悟到故鄉如做一件泥活般完成了“我”，使“我”無法真正成為別處之人。隨著創作的深入，劉亮程的“返鄉”意識逐漸從個體經驗上升到文化自覺層面，鄉村成為民族的精神家園。散文《大地上的家鄉》里，中國鄉土文化中的“葉落歸根”母題貫穿始終：已在縣城生活數十年的繼父，臨終前念叨著“馬車來接他回家”；養老院的老奶奶執著地追問歸鄉之路；甘肅老家的祖墳與族譜，將世代子孫與祖先緊密相連。小說《本巴》更將鄉村指認為世界的精神家園。江格爾夜夜夢見遷徙，從最初想救被鐵鏈拴著的父親烏仲汗，轉而奔赴那座遙遠的家鄉。那家鄉在夢醒后已不可辨認，它并非現實的地理坐標，而是人類共同心靈中渴望安頓的象征之地。土爾扈特東歸部族背負《江格爾》史詩，向本巴草原艱難跋涉，他們找尋的不僅是舊草原的地理歸宿，更是“我們是誰、從何而來”的文化根脈。赫蘭從出生起便執念“回母腹”，不愿飲奶，不戀塵世，他返回“母腹”的渴望并非逃避生存，而是對生命最初那種絕對安全與圓滿狀態的終極向往。劉亮程借此揭示了人類普遍的精神哲學命題：在現代性帶來的斷裂與疏離之中，人唯有回到精神的故鄉，才能重新獲得存在的整體性與生命的安穩。

因此，劉亮程“鄉村本位”的審美書寫，不僅把“鄉村”建構為個體精神家園意義的“家鄉”，而且進一步擴展為世界意義的審美建構和精神本質探尋：“鄉村”要建設為人們精神認同的“家鄉”，這種“家鄉”既是鄉村的本質，又是“世界”的本質所在。即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即“鄉村”，“鄉村”即“故鄉”，“故鄉”即“世界”。在劉亮程的審美建構體系中，“鄉村-家鄉-世界”三者是共通的、一體的。

三 “從日常到神性”：劉亮程鄉村本位敘事的詩學表達

劉亮程以鄉村為本位的敘事展現出一種獨具魅力的藝術感知力。他對“萬物平等”的生命共同體之描繪，以及對“鄉村-家鄉-世界”中本真存在之探尋，最終都精妙地落實于時間、夢境與聲音這三重詩學維度的具體表達之中。他把時間、夢境與聲音從日常經驗中超拔出來，提升至一種近乎神性的維度。這種神性并非宗教意義上的超驗存在，而是“作家對精神層面更高層級的刻畫與展示，它脫離了單純感官的范疇，而是抵達人與整體生活、自然萬物相合的境界”。時間在他的筆下不再是機械流逝的刻度，而是可停可旋、可疊可回的感知形態，與農耕節律及生命節奏深度共振；夢境則成為敘事的內在機制，現實與虛幻的邊界被消解，精神家園在夢的編織中獲得本體性的存在；聲音的書寫穿透日常的細微之處，將鄉村生命的共鳴、自然的律動以及文化情感的深層脈動同時呈現出來。通過感性與想象的交織，劉亮程創造出極具個人標識性的“這一個”的藝術風格，不僅彰顯了鄉村本位敘事的審美價值，更提供了對世界文學具有啟發性的中國鄉村詩學經驗。

“現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種時間意識，或者說是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復的歷史時間意識，是一種與循環的、輪回的或者神話式的時間認識框架完全相反的歷史觀。”而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最核心的詩學表達便是對現代性時間的反叛。他將時間從線性的、勻速的、被工具理性規訓的現代時間體系中解放出來，使其呈現出多重形態與神性維度。它既是與自然節律同構的“農耕時間”，又是被生命經驗主觀化、夢幻化的“感知時間”；既是凝固、停滯的“永恒當下”，又是折疊、互滲的“復合時間”。這種時間觀的生成，源于他在“新疆時間”下的生活體驗，也表露出他對現代性時間異化的深刻反思。在劉亮程的創作中，時間的“緩慢性”與“循環性”構成了鄉村本位敘事的基礎節奏。《一個人的村莊》《鑿空》《大地上家鄉》等作品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勞作節律，春種秋收的農事周期共同構成了鄉村的時間體系。在這種“慢時間”中，劉二得以在村莊中閑逛，感受陽光從村東頭緩緩移過；鐵匠吐迪打一把坎土曼，需經多道工序，一天最多完成兩三把。他們的時間觀迥異于現代社會“時間就是金錢”的效率邏輯。劉亮程由此重申了一種從容的“時間倫理”：生命的意義不在于奔赴終點，而在于在時間的緩流中體驗存在的厚度。此外，劉亮程的時間書寫呈現出強烈的“主觀化”與“夢幻化”特征，這一特質在《虛土》《本巴》中表現得尤為極致。在小說中，時間不再是勻速流淌的線性存在，而是呈現出斷裂、回旋乃至折疊的形態。這種時間形態的變異，一方面是對“過去時間”的執著挽留。例如，《虛土》里的馮大因麥子晚熟而滯留在去年的麥地中，《本巴》中的摔跤手薩布爾回到童年，把小時候曾經贏過他的伙伴摔倒。時間在此成為彌補遺憾、延續未竟之事的可能空間。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未來時間”的本能抗拒。《虛土》中，“我”畏懼長大，抗拒被村莊預設為勞動力的人生軌跡。盡管“我”試圖通過刻意少吃、頭頂壓土等方式延緩生長，仍在一個清晨猝不及防地“被長大”。這種生命經驗的斷裂感，使“我”始終感到自己的人生仿佛被別人度過了。《本巴》里，本巴人“停在二十五歲”的約定，看似是對青春的執念，實則源于對衰老與死亡的集體焦慮。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這種獨特時間體驗深深植根于劉亮程八歲喪父的生命創傷。父親的猝然離世，不僅在他心中刻下了難以彌合的遺憾，也迫使他過早承擔起超乎年齡的農活重擔。正是這種特殊的童年經歷，催生了他筆下那種既承載了個體的痛苦與失落，也折射出現代人普遍的精神焦慮的時間敘事。

鄉村本位敘事以鄉村為價值原點與認知中心，強調從地方、自然與生命的本真經驗中重新理解世界；而夢空間敘事的邏輯恰與這種敘事立場內在同構——夢同樣是一種由內而外的世界生成方式，它以主體的感知與記憶為動力，將被現實壓抑的生命經驗轉化為象征性存在，從而實現日常空間與神性空間之間的互通。在劉亮程的作品中，夢空間是現實的詩意代償，也是精神家園的建構途徑。劉亮程深知鄉村實際上充滿艱辛與苦難，于是，夢空間成為一種必要的過濾器，將粗糙的現實轉化為可棲居的精神原鄉。在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中，他塑造了一個冬看雪景、春賞花草的鄉村閑人劉二，并直言這“是一個人的無邊白日夢”。通過夢的媒介，他為那些“生活于塵土中的人們，那些在四季輪回中迷失了方向的人們，那些在大地的收獲與虧欠中欣喜和痛苦的人們”，開辟出一個詩意的空間，完成了鄉村從物理空間到精神家園的烏托邦建構。同時，夢也是鄉土生存困惑的存在主義映照。在《虛土》中，村莊與人立于“虛土”之上。這種生存性的迷茫，被精準地表達為一種如夢般的狀態。小說中的“我”不知道自己是誰，懷疑“是否有一個人已經過完我的一生”。這種深切的“身份迷茫”在現實中無解，卻被劉亮程轉化為文學中的“夢境追問”。人物在夢的空間維度里穿梭、尋找、確認自我，從而在精神上實現一種對現實困境的超越與救贖。最后，夢更是解構真實邊界的神性力量。在《本巴》中，劉亮程徹底打破了夢與現實的二元對立，賦予夢以本體地位。江格爾的“夢中殺敵”與現實中浴血奮戰同等真實，甚至更具決定性；赫蘭能進入哈日王的夢，用采集的影子覆蓋雪原、又把拉瑪國的牛羊、牧民都變成本巴的，直接改寫戰局。更深刻的是，當描繪江格爾的遷徙夢時，小說極力渲染其“感官的真實”——踩雪聲、嘆息聲、風聲，還有從未有過的寒冷，把心都凍硬。這種切身的真實感，迫使讀者重新思考何為“真實”。最終，謀士策吉揭露真相：本巴是說夢者齊說唱的一場夢，以此完成了敘事的終極自反。小說揭示出，整個史詩世界賴以存在的根基，正是“語言”本身造夢的力量。于此，夢空間既是構建烏托邦的工具，也是解構其永恒性的力量。劉亮程以此揭示出深層的哲學意涵：生活本身，就是一場被我們共同講述并相信的夢境敘事。

在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中，聲音構成了另一個獨特的詩學表達維度。它不僅是物理層面的聽覺現象，更成為萬物共生關系的感知媒介與精神性存在的生動證明。劉亮程對鄉村聲音世界的書寫，首先呈現為一種“萬物有聲”的生命共感。在他的文字中，鄉村從來不是寂靜的所在，而是充盈著豐富聲音層次的有機世界。人聲、畜聲、蟲鳴、風聲、打鐵聲……這些聲音交織成完整的聽覺譜系，共同譜寫著鄉村世界的生命韻律。作家以細膩的筆觸捕捉每一種聲音的獨特質感與節奏，賦予它們超越實用功能的詩意內涵。尤為奇妙的是，在《鑿空》對阿不旦村的描繪中，這種聲音的共鳴超越了單一的聽覺范疇，達到了感官通融的審美境界：驢叫是紅色的，能覆蓋其他聲音；狗吠是黑色的，悠遠飄忽；羊咩是綠色的，能催生草木嫩芽；雞鳴是白色的，天亮后便停歇。這種視覺與聽覺的感官交融，體現了生命共同體內部的相互感應、彼此滲透。每一種生命不僅以其形態和習性存在，更以其獨特的“能量場”和“色彩”，共同構成了鄉村感官宇宙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當工業文明的鐵蹄踏向這片土地，原有的聲音秩序遭遇了劇烈沖擊。現代性的“低保真”音景——那些由內燃機和電力機械產生的單調、持續、模糊的聲響，嚴重侵蝕了鄉村有機聲響的天然韻律，不斷壓縮著個體的“聽覺空間”。《鑿空》里，“西氣東輸”工程推進后，推土機的轟鳴、鉆井機的震顫與卡車的喇叭聲形成了強大的聽覺暴力。劉亮程通過敘述者張金因礦山爆破震聾耳朵的遭遇，隱喻了工業文明對生命感知的摧毀。更具象征意味的是，縣上為推進現代化交通而強行實施的“以車換驢”政策。老城大巴扎的驢群感受到生存危機，出現了“萬驢齊鳴”的壯闊場面。這震耳欲聾的齊鳴，是傳統與現代的劇烈碰撞之聲，更是對漠視鄉村主體性的發展邏輯的直接控訴。這種聲音秩序的崩塌，在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中表現得更為徹底。鄉村的“空心化”使曾經生機勃勃的村莊陷入死氣沉沉的境地：雞鳴狗吠漸次稀疏，大樹被砍伐，草成片枯死，土地龜裂。曾經滋養“我”的村莊正在走向枯萎。那些承載著生命律動的聲音逐一消失，鄉村也就陷入了真正的“失語”狀態。因此，劉亮程筆下的聲音詩學，既是一部宏大的鄉村生命交響曲，也是一曲深沉的挽歌。他通過聲音的在場與缺席、豐饒與寂滅，不僅構建了一個萬物有靈的感官宇宙，更觸及了現代性進程中鄉村正經歷的陣痛。

結 語

劉亮程以其獨特的“鄉村本位”敘事，在百年鄉土文學的譜系中開辟出一條源自中國鄉村哲學、生存智慧和美學理念，而建構起來的回歸生命本真存在的鄉村本位美學路徑。他拒絕將鄉村簡化為時代變遷的被動載體，而是以“萬物平等”的生命觀重構了一個充滿靈性與內在秩序的鄉村生命共同體。通過“鄉村-家鄉-世界”三位一體的精神脈絡，他實現了“納須彌于芥子”的審美精神框架——從鄉村的自足性出發感知世界，又將廣闊的世界凝聚于鄉村這一微縮宇宙之中，使鄉村升華為人類普遍意義上的精神原鄉和生存境遇的精神鏡鑒。在詩學表達上，他通過對時間、夢境與聲音的創造性書寫，打破了現代性對感知方式的規訓，使日常經驗躍升至神性維度，構建出一個虛實交融、意蘊豐厚的文學世界。劉亮程的寫作體現出了“一種中國式鄉村審美、中國式鄉村情感、中國式鄉村哲學世界觀”，不僅是對鄉村本體的審美書寫，更是對現代人生存異化與精神漂泊的深刻回應。他的作品向我們揭示：真正的世界性，并非源于對外部的亦步亦趨，而是根植于對自身文化本源的深刻理解與認同。劉亮程對鄉村價值及其存續意義的絕對擁護，并非號召我們物理意義上的回歸鄉村，而是以他的文學實踐提醒我們，在現代性的洪流中，重建人與自然、土地、村莊、傳統、生命本真的聯結。

因此，評價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不能簡單以“現代-非現代”的二元標準進行衡量，更不應將其視為文化保守主義的懷舊之作。恰恰相反，我們應當看到他在全球化與城市化浪潮中所體現出的文化定力與精神自覺。劉亮程鄉村本位的文學書寫表征出一種濃厚的中國式的“近代的超克”情緒，即有意識地總結和反省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以西方現代化為仿效對象的問題所在。在此意義上，劉亮程創造的鄉村本位文學及其生活方式不僅代表著區別于城市的地理空間或生活方式，更昭示著一種可資借鑒的文明范式，凝聚著鄉土中國積淀的生存智慧與價值理想，一種以無邊的大地、遼闊的自然、元氣豐沛的萬物休戚與共、生死相連的生命精神、生活方式與情感結構。劉亮程的鄉村本位敘事因“保守”而具有鮮明的審美現代性，恰恰彰顯出深厚的世界性意義——它為深陷現代性困境的人類文明，提供了一種源自中國鄉村哲學、傳統生態智慧、現代性反思而又蘊含普適關懷的精神資源與思想啟示。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6年第1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